培育学生，而不是毁掉他们

培育学生，而不是毁掉他们

学校就是一个生物体，有生命，在呼吸，极度复杂，难以彻底了解。每天有一千出戏在上演，数不完的情节、结伙、欺瞒，令他人心碎，令自己获胜，还有秘密——喔，这里太多秘密了。物理实验正在进行，有的学生全神贯注，有的则私下在做另一节课的作业，一个学生在用掌上电脑玩游戏，另一个在幻想明年的时光，而她的邻座同学害怕明年的到来。这样一幅不可思议的人类马赛克砖画，丰富却难以掌控。

家长常常不知道今日美国中学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自己的中学时代尽管只是二三十年前的经历，还不如说是一个世纪以前。那和他们子女的经历毫无关联，后者的学校是互联网、聊天室，以及随处可见的黄色图片和视频；是垃圾食物的午餐、星巴克的晚餐，以及每间教室放映的可笑广告，告诉他们买大麻是支持恐怖主义、可乐是饮料中的上品，还告诉他们，只要愿意投身“生命加速器”，志愿加入四年的美国海军，就有一个很酷的大冒险正等着他们。如今的中学无时无刻不在动，和许多老师、学生所说的恰恰相反，没有一分钟是无聊的。哪一个政府计划、社会计划比学校更有活力？五角大楼的战争室、企业的企划室、医院的外科手术室、白宫的会议室，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哪能比得上教室里发生的事情，能对我们国家的前途、潜力与梦想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然而，对于这个至关重要的机构，这个停泊着国家最珍贵财产的港湾，我们能用来测量、理解的工具，却极为不适用：测验成绩、SAT平均分数、毕业率、大学录取比例、家长会、立法单位的研究，都只能给一个模糊而变形的影子，不管是惠尼中学，还是任何其他中学。

加州“小班计划”破产

难怪历经一个世纪的各种教育改革，都没有实现目标，那些支离破碎的方法只抓住了教育界一个单独的问题、一种单独的症状、一种单独的治疗手段。无论是语音识字法，或是建立自尊，或在教室中增加电脑设备从来没有考虑对这整个生物体的影响。小班教学是个最好的例子，非常合乎常识：谁会反对缩减班级人数这个目标？小班意味着每个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照顾，当然一定会导致学习进步、考试成绩提高、学校进步。因此，1996年，当时的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把主管公立教育的州学监叫进办公室，给她二十天，把班级人数从30人降为20人，首先从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开始做起，立法行动随后跟上。就这样，又一个梦想当选总统的州长，凭着政治上的一时冲动，孕育了一个使加州教室更亲切的计划，一年要耗费16亿美元。很快再扩充到三年级以及某些中等学校班级，涉及的学生超过150万名，需要马上雇用3万名左右的新教师。

唯一的问题是，全国正缺合格的教师。长久以来，这个行业获得的社会尊重就很少，报酬就更少了。因此，加州是这么做的：就在改革被大力吹捧为迎接一个教育新纪元的时候，州政府开始悄悄雇用不具备资格的新手，或是匆忙使用那些刚刚结束培训的教师，他们对于要教的科目毫无经验，或是只有少许经验。等到六年以后，这个耗资庞大而且非常受欢迎的计划，才有坏消息浮上水面：加州的小班制对于学生成绩并没有影响。由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领头的一群智囊团成员在研究中发现，整体而言，参加小班制计划的学校，在标准测验上的表现，并不会比决定不出钱参加计划的学校更好。研究者猜测，或许20人的班级还不够小，也或许教小班的那些既缺乏资格又缺少经验的大批教师，跟教导较多学生的资历良好的教师相比，教学效果差一些。不论是什么原因，90亿美元已经砸下，费用还在继续累积；为了容纳更多班级，数以百计的移动式教室已经建好：学区一个个都破产了——却没有证据显示，20个孩子的班要比30个孩子的班更好或更有效。并不等于说这个主意不好，而是执行有问题：在田纳西州进行的一个小型的对照实验里，班级人数和测验分数确实有联系，但前提是班级必须小到15人，而且所有的教师都具有完备的资格——而那正是威尔逊州长没注意到的细节。

类似的教育改革，立意甚佳，却存在缺陷，究竟这些改革带给了我们什么东西？数学教科书里面却没有数学；电脑，使学生分心而非帮助他们学习；关于责任自负的法则，鼓励学校降低标准；营利性的教育机构合约，却赚不到钱；阅读教学计划，制定的根据竟是已证实无效的过时理论。巨资就这样耗费在试图拯救我们公立学校的这类治疗措施上。然而，任何改革者、倡导者、总统或民意代表，绝少有人真正到学校坐下来，花时间细细观察、洗耳聆听，找出现实世界里什么东西有用、什么东西没用。如果一个人真的了解学校是怎么发挥作用的，或者真的了解一间教室是怎么运作的，或者真的了解到，要教会一个孩子阅读、算分子分母、掌握并消化约翰·邓恩（John Donne）的双行诗句，是个多么不自然而且费力的过程，那么，他绝对不会提倡几乎在一夜之间聘用3万名新老师，然后把他们丢进学校，要求立刻上阵。直到今天，加州都还没从这次大溃败中恢复元气。

午餐会议

布洛克校长决定要采取不一样的途径。他猜测，如果有哪一所学校应该在这项棘手的工作上担任领路人，仔细合理地调查清楚什么有用、什么没用、什么需要改进，这个重任非惠尼中学担当不可。

在设立三个新的年级辅导老师职位的创举中，还包括了另外一部分计划。布洛克校长召开了一次大型午餐会议，与会者包括家长、学生、老师、辅导人员，以及学校各类家长组织和筹款团体的成员。他要求大家讨论学校每个年级需要注意、修正、扩充或者压制的领域，会议的建议将协助各年级辅导老师决定未来几年优先处理哪些项目。与会者似乎认为，布洛克校长在学校辅导及行政方面这种合作、开放的态度，十分新鲜、罕见。

就在罗德老师吸引全班注意金属杆自然频率的同一天，布洛克校长在多功能教室里拼起几张大圆桌。多功能教室是校舍里最大的聚会空间，惠尼中学没有专门的礼堂虽然环境简朴而零乱，但是备有三明治、水果、汽水、咖啡、甜甜圈，而且惠尼中学的每个团体都有代表，包括年幼的孩子。与会人士分散为一桌一桌，每桌都有一个大记事板和彩色笔，可以列出大家关心的问题。布洛克校长重点提示邀请众人的原因。

“惠尼中学已经连续三年在加州排名第一。我们的愿望是要使惠尼中学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公立的大学预科中学。我们认为，这一愿望是很切合实际的，但要付诸很大的努力。这就是今天请诸位前来的原因。”

当每组开始讨论个别关切的问题，各团体之间的分歧很快凸现。

八年级学生迈克尔（Michael）身材瘦削，一头深色的头发。他抱怨七、八年级的课程和老师，素质都不够。“总是听他们说八年级的成绩没关系，大学不会看，所以很多同学不认真念书，我们其他人想认真也很难。”十年级学生洁西（Jessie）也有一个与之相关的顾虑：同学之间普遍存在拖拉不写作业的习惯，而且还在继续蔓延。她说，同学们一回到家里，坐在电脑前，就开始用即时通聊天，却不写功课。等到几个小时过去了，他们才开始着急。“拖延导致作弊。好多人等到火烧眉毛了，就会说‘能不能借你的作业看？’而且你知道，你不能说不借。而且你觉得自己做功课是白痴。”

十一年级的英文老师苏·布拉南（Sue Brannen）深有同感，“有些学生在我的课上睡着，如果你问他们，他们会开玩笑，说整晚在熬夜用即时通。”

同桌两个母亲瞪大了眼，感到十分吃惊。一个九年级学生的母亲南茜（Nancy）说：“我一点都不知道。我一直很担心，我问女儿以后想要做什么，她说不知道。可是，说不定还有别的事是我应该担心的。”

另一位学生卢克（Luke）发表意见，“父母给我们好大的压力。他们要我们全都去当医生、律师，其他什么都听不进去……说不定这是你女儿说她不知道的原因。因为她知道你只想听一种回答。”

“或许你会觉得听来奇怪，”那位母亲回答，“但是，我倒是从来没有想到这点。我女儿向来闷不吭声。”当然，这正是卢克的意思。

小组开始把自己关切的问题按重要程度排列出来。结果作业是第一名，但是原因各有不同：学生说他们担心作弊泛滥，很多人相互抄袭，很聪明地彼此分工，每人只做一部分（因此，只学到一部分）。而家长呢，则担心功课太多，是作业的量太大而引起“分工合作”，孩子不是真心想作弊。这是挺温和的论点，跟在全国各地一些市郊学区成为话题的“反功课起义”不可同日而语。可是呢，在场的老师对以上两种说法都嗤之以鼻。他们似乎很确信，是学生们夸大了作业的分量，学生需要的只是更好的时间管理。不过他们也认为，合写功课现象的确司空见惯，没办法查禁。说自己绝对不作弊的孩子，当朋友要求抄他们的作业时，他们不可能拒绝，也不可能告密。“所以，这样子的话，大概我也算是作了弊吧！”一个女生这么想，“不借是太难了！”

家长、学生和老师开列的单子上，SAT的压力排名第二。卢克抱怨道：“每个人都想进同样几所大学。因此，要考好SAT，压力大得不得了。不过，很多学生不知道大学有其他的选择。我们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而父母也需要更开通才行。很多时候，他们并不是如此。”在他后面，几位母亲在摇头，而这恰好证明了卢克的观点：父母们的常春藤之梦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如果一所学校的名字不够为人熟知，声誉不够响亮，往往不会受到重视。

缺少睡眠、超时上网、其他作弊行为、来自父母的压力、学生老师家长之间缺乏沟通、时间表上没有一点空闲的学生生活，构成了单子上的其他项目。雪莉老师站起来，用粗黑的记号笔把所有项目都写在教室前面一张大海报上。布洛克校长似乎对第一次会议的结果很是满意，他开始解释将会怎么提炼每一组交上来的单子，找出排名最前的关切议题，然后着手寻求解决办法。他开始说：“看起来，压力和时间管理是大问题，接下来是作弊和就业前途……”

一位父亲有点不好意思地打断他，说道：“有件事我很想问问，好让大家不用担心。你能不能谈谈另外一件没有提出来的事情？请问校园里是不是没有毒品和犯罪的问题？”

布洛克校长看着这个人，深吸了一口气。给一个肯定回答实在太容易了，可他没这么做。“我不能说这个校园绝对没有毒品问题，也不能说这个校园绝对没有犯罪问题。但我们是不是比大部分学校好一些？是的。”

“所以，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是安全的？”这个爸爸有点焦虑地问道。

雪莉老师插话道：“他们在这里是安全的。但是有些孩子在校外做了一些事，而我们管不到。学生有没有在学校吸毒？据我们所知，没有。他们有没有在校外吸毒？有的，有些孩子是那么做。”

原先在其他讨论里发表了很多意见的学生，现在安静下来。他们十分肯定，跟其他校园相比，惠尼中学在毒品和犯罪方面要好很多，可是他们也同样明白，这里并不完全是一片净土。没有人对那个答复完全感到满意，可是，没有其他的答案可给。

过了不久，客人收拾起纸张书本，鱼贯走出多功能教室，孩子们回去上课，父母回家或回去上班，有的家长意犹未尽，留下来继续聊天或把话讲完。一个妈妈边走边斜过身子，对十五岁的女儿悄声说道：“你什么时候要开始想这辈子打算做什么？你需要选一个主修！”

课堂里的魔术师

“如果我把这个东西晃来晃去，”罗德老师问全班同学，“会怎么样？”

现在，每次罗德老师问一个暗藏玄机的问题，物理荣誉班的同学马上听得出来，他们犹豫着，没敢立马说出显而易见的答案。老师手上拿着一个怪模怪样的模型：平坦的木头底座，差不多一英尺长，上面竖立着三根金属杆，长短不一，不及一英尺到两英尺左右的高度，每一根顶端都有个小小的圆木块。看起来不太像物理实验用具，而像是大家记忆中幼儿园讲故事时间里，苏斯博士（Dr.Seuss）（有名的儿童绘本系列作者）笔下瘦不拉叽的树木。

今天的主题是波状运动：水波、声波、光波。全班同学都警觉地盯着这个不像样的模型，罗德老师用一根手指轻轻推一下每根细金属杆，每次一根，使它们稍稍摇晃一下，好让大家看清楚它们有弹性。终于有几个学生开始回答了：“如果你晃动这个东西，上面所有的东西都会动。”有时候，显而易见的答案不见得就是错的。

“好，我们试试。”老师说着，就开始左右晃动模型，速度很快。只有短杆在摇。他停下来，转而用缓慢的动作开始晃动，立刻变成长杆开始摇，其他都不动。然后，他用介于两者之间的速度，于是中杆配合着摇起来，而另外两根保持不动。

“哇！”一个学生大声说，还有十几个“喔”“啊”的和声。

“他是魔术师！”山姆叫出声来，看起来的确很像变魔术。

罗德老师要学生们上台试试。大家都上去了，一群小孩有了一个新而酷的玩具，着迷又困惑，不过很快地，昨晚他们在课本上读到的共振和频率等难懂的名词以及那些枯燥的讨论，开始化作可以了解的视觉展示。这个模型说明了一连串的原理和公式，接下来几个星期的课堂上，会用来解释各式各样的事情，从风如何吹垮悬吊式桥梁，到为什么绿光加上红光会产生纯粹的黄光。

罗德老师大可给学生讲科学的定义，什么是光波、电磁干扰、共振、物体的自然频率等等。他大可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正确的公式，学生也同样可以轻而易举通过有关波动物理的测验，但是，当那些公式早被学生忘得一干二净之后，当他们已经不记得用什么样的措词来描述一些原理之后，他们仍然会记得魔术金属树，而且会打心底明白宇宙运作之谜的一小部分答案。

“当老师的，就是为那些喔……啊……的时刻而活，”课后，罗德老师反思着，“每一次都让人兴奋不已。也许是因为我的表演欲……也许是我想到，这样教学的话，等到学生们离开教室时，会带走一些很难忘掉的东西。”

与儿子的冲突

今年以来一直沉甸甸地压在罗德老师心头。他不光是在担心自己教的物理班级，也在为儿子的教育发愁。他儿子在邻镇长滩的另一所中学读十一年级，反应快、是个好孩子，可是罗德老师担心他的成绩并没有完全发挥出他的真正潜力。或许只是想给儿子最好的，想看到他成功，拿到满堂A，好进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好做其他很多事。不管原因是什么，他们之间关系有点紧张，罗德老师必须提醒自己，别把他逼得太紧，要多称赞，少责备；结果倒是令人惊喜，今年以来，儿子的态度有所转变、成绩有所长进，也更愿意和父亲谈论学校的功课。就像罗德老师违反直觉的实验一样，观察到的结果和常识恰巧相反。他今年修了第一门高级选修课，欧洲历史，非常喜欢，用功得不得了，表现很好。功课沉重极了，但是他的热情足以胜过。

然而，有一天，两人还是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他们坐在车里，儿子在说自己的分数正在提高，现在平均成绩将近3.5了，罗德老师实在忍不住，说道：“现在你有那么多B，要是其中一个能变成A，那你就会……”

他一边说一边看后视镜，观察儿子脸上的表情。后者脸上本来闪耀的光采黯淡下来，换上阴暗的脸色，表达出孩子的心声：我做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件够好。突然，再明白不过，罗德老师首次看到了，自己的学生当中，有多少人必须应付父母的高要求和高期望，而这些压力和期望是怎么使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好，而且罗德老师知道，深深知道，自己不想做那种老师或那种爸爸。

他看着后视镜里儿子的脸，光芒尽失的表情历历在目，罗德老师真希望自己可以把那些话吞回去，似乎从来不曾说出口，可是他一开始能做的，只是在心里痛责自己：真该死，罗德，你说错话了，又错了一次。

不过，接下来他做了一件通常不会做的事：话刚说一半，就把另一半咽回去。真难，因为他心里觉得自己是对的，在理想的世界里，他儿子会再努力那么一点，而且会多得几个A，会进入一所顶尖的大学。可他也知道，这正是家长对自己孩子说的话，而罗德老师对家长说的则是：你的孩子表现很好，B根本不算是什么问题。他知道，自己催逼孩子绝对是个错误，儿子才刚刚因为爸爸不再逼得太紧而重新发现了学习的乐趣，现在却又要因为催逼而使乐趣流失。而且他知道太太说的没错，她说：“罗德，他是好孩子。不管他今后上的是什么大学，他这一生会过得很不错、很成功。”

因此，他话说到一半，突然打住，看着镜子，重新开口，仿佛刚才一个字也没说：“你知道吗？你表现得很好，我以你为荣。”然后，他就继续开车，紧张气氛从打开的车窗里飘了出去。

“你花了一整年时间培育这些孩子，”他的朋友，微积分老师莫雷感慨地说，“小心翼翼、一点一滴地培育他们。然而你也可以漫不经心地吐出一句伤人自尊的评语毁了他们。这是老师所拥有的权力：培育，或是毁掉。”

在家也好，在学校也好，罗德老师知道，自己想的就是要培育儿子和学生，而不是毁掉他们的前程。

改分数风波

学期刚开始时，爱丽丝在化学荣誉班的成绩开始跟不上。她听不懂，跟老师配合不来。过了悲惨的几个月，她转到进度较慢的大学预科化学班，情况马上就有了转机，成绩进步了。她的新老师想在最后的成绩单上给她奖励，因此把学期总分平均成C，要不然，如果给前后两个班同样比重的分数的话，她的总分平均会是F。

当女孩发现自己的成绩为C之后，并没有因为过了关而松一口气。她的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悲伤，她哭了出来，坚称自己应该得A。爱丽丝说，她的父母会疯掉，脸上流露真正的恐惧，几乎是歇斯底里，似乎她从来没有把自己上化学荣誉班所吃的苦头告诉过爸妈。果然，第三天，爱丽丝妈妈打电话来了，要求改成绩，说应该只算大学预科班的分数，当被告知分数不可能更改的时候，就坚持当面来校说明。雪莉老师和她的会谈很不顺利：雪莉老师解释说，女孩的分数就是这么多，而且已经获得额外加分。母亲进门时气得很，离开时更气。而孩子本来可以为自己成功扭转局面而高兴，甚至可以在下学期继续努力拿个A的，现在却搞得像是斗败的公鸡。

这种场面反映了一个困扰惠尼中学的更大问题：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见到几个学生或家长，或学生和家长一起，在老师那里争论、商议，要求提高某一次成绩。父母会带着难为情的毕业班学生进来，要求把两年前一门十年级得到B的课，提高成A，而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分数有误，而是因为“修正”那个分数，可以让自家孩子拿到大家艳羡的4.0，或是以满分毕业的最高荣誉。有的学校会让步，但惠尼中学的老师一向拒绝这种请求。那种压力可以升高到不留情面的地步，家长要么恳求、写便条，要么反复打电话、疲劳轰炸。罗德老师曾经教过一个十一年级学生，为了要一个A，连续几个礼拜追着不放，写了一堆的恳求信和建议书，说明改分数的理由，甚至包括一个“分数预支”计划，让她先借下学期的分数，以便增加这一回的成绩。非常有创意，但他告诉她，不行。

“你难道不能就改成A吗？她所有的前途都在这上面了，”女孩的妈妈第二天在电话里说，那个冗长的电话足足讲了一个小时，“就两三分，有什么不行的？”

想到这件事，罗德老师不由得闭上了眼。这种时候——他说，出现的次数并不多——他会问自己为什么离开表演界来当老师。“那种压力对一个新老师来讲，会很难承受。事实上，对我来讲，也都很难承受。她是个很好的孩子，你希望她成功，可是，当你在这行干了十八个年头，你知道不能开这个先例，所以必须说不行。”

一家很好的大学有条件地接收女孩上暑期班，但她担心自己物理得B会是成绩单上的短处，因为排队等着进这个班的都是全A的学生。罗德老师说，大多数科目，女孩的表现都名列前茅，写作也有天赋，但是很明显，尽管她的笔记有厚厚一叠，条理清晰，学习态度值得称许，但她就是无法灵活运用笔记本里记下来的物理知识。如果罗德老师提出问题的方式一模一样，她可以找到答案。但是，稍稍改变一点，她就没辙了。在罗德老师的眼里，她能得B都是幸运的——那个分数是靠她比班上几乎所有人都更用功而得来的，还包括了几次补考。但她的表现不是A的表现。罗德老师相信他必须严格遵守标准，要不然成绩就毫无意义。他告诉女孩，“如果你要的话，我愿意写一封推荐信，可你的分数是多少就是多少。”

求情和电话的攻势仍然不断，她不过是一大堆人当中的一个。着急万分的家长经常打电话来，试图说服他提高成绩，说自己的孩子愿意放学后留下来做额外作业换取加分，他们使出所有讨价还价的筹码，好像在进行一场商业谈判。

分数压力并非是惠尼中学独有的现象，而是遍及全国，从普通中学到常春藤校园，已经引起全国对分数膨胀的关切。惠尼中学似乎在这暗礁重重的水域中周旋自如：这里的成绩是很高，Ｂ要比Ｃ多，但是高难度的课程高于全国平均几百分。然而，惠尼中学有些老师相信，家长的压力造成了一些影响。

“分数膨胀没停过，”戴夫老师讨论评分标准时告诉班上学生，“我资格够老，他们不再过分要求我——他们知道我会说不行。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抗拒这个压力。我认为，一个A，应该代表一些意义，可是现实并非总是如此。”

成绩单寄出后过了三个星期，电话不再响个不停，罗德老师总算感到可以在成绩问题上松一口气，至少在下学期以前。在他迈步去吃午餐的路上，他听到身后一个小小的声音。那个得B的学生拿着购物袋，里面是一个包好的礼品。

“我要你把它放回储物柜，”罗德老师温和地说。他看得出来，女孩母亲的好意是真的，礼物只是感谢他花额外时间帮助女孩学习，而不是争取改高分数的行动。然而，要是收下来，他会觉得不对劲，“非常感谢你。可是，对我来说，最好的报酬是看到你成功。”

她微笑着，似乎有点苍白无力。最终，她没有如愿进入大学暑期班。不过，压力没了以后，情况有所好转：接下来的那个学期，她一点也没有气馁，继续刻苦学习物理，而这一次，她得了个A。

当女孩的母亲感激地再次赠送她一个大方的礼物——餐厅的礼券时，罗德无法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