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把中国“偷走”了

相对于大数据来讲，传统的小数据，源于测量和测绘。在国与国之间，测绘往往意味着战争的到来。

日本社会是个“情报社会”，2014年10月，一本名为《村上手帐》的日记在日本民间被发现，这也让日本间谍对华测绘的细节得以曝光。

这本日记从明治38年（1905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昭和时代（始1926年），总共32册，几乎每天都有记载。作者是村上千代吉，1900年起，他化名“花田宽”，相继在中国台湾、朝鲜北部、中国东北和华北等地秘密测绘。他曾经说过：“把这个国家偷走”。

日本，一个岛国，陆地面积仅37万多平方公里，资源匮乏，市场狭小。对于隔海相望的中国东北乃至全中国，日本早就产生了将其据为己有的野心。

1890年11月，日本召开第一次帝国会议，时任首相的山县有朋在向国会报告施政方针时，公然把朝鲜和中国东北划入日本利益线的范围之内。在此期间，日本间谍除了伪装成药商之外，还伪装成和尚、喇嘛等，对中国关键设施的坐标、地形、地貌、地质、海洋等地理空间信息的精确数据，不择手段地进行“偷窃”。

甲午战争、侵台战争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前，日本对华军事测绘都进入高峰期。1893年，甲午战争之前，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亲自出马，从朝鲜的釜山、仁川、汉城到中国的烟台、天津、南京、上海做了全面的数据对比和调查，其中，就包括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气象、水文等现实和历史情况进行调查而编制的资料，包括沿海的潮汐、河流封冻开冻甚至连乡间小路、水井分布情况都摸得一清二楚。上述这些情报信息连同对清政府作战的登陆地点、后路，行军路线、开战时机等入侵行动计划都被日军编制在《清国兵要地理志》中，又称《兵要地志》，其内容“甚至比今天的谷歌地图还详细”。

所谓“兵要”就是用兵之要。《兵要地志》指从军事需要出发﹐对有关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形﹑交通﹑气象﹑水文等现实和历史情况进行调查而编制的资料。《兵要地志》的信息就是一类复杂的空间信息和非空间信息的复合数据。

说到《兵要地志》不能不说一说东亚同文书院。

东亚同文书院始建于1900年，当时，甲午战争刚刚结束，担任东亚同文书院校长的根津一不仅是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现役军人，而且还曾领导过日本在华最早的间谍机构汉口乐善堂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是名副其实的老牌间谍。根津一在担任东亚同文书院校长期间，利用“大旅行”的办学模式，以中日文化交流为名在中国进行数据偷窃的间谍活动，在历时四十多年时间里，前后共派出三千多人大肆搜集中国的数据情报。

所谓“大旅行”办学模式，就是1901年根津一提出的搜集中国数据情报的一种方式。其方式是同文书院的学生在临毕业前一年，用三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几个人一组，以乘车或徒步的方式，按学院指定的路线深入中国内地调查旅行，考察中国各地的政治、经济、物产、交通、地理和风俗习惯等情况，并完成详尽的调查报告。不仅在内地，甚至连广西、云南、宁夏、甘肃、新疆等一些边远地区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将各地主要公路的长度、宽度、路面结构，桥梁的建筑材料、长度、载重量、渡口的运量及河面宽度都逐一记载。这些资料为侵华日军提供了大量地理信息。如1942年日军发动的浙赣战役计划，正是根据东亚同文书院学生的调查报告所制定的。此外，日本军部后来制订的对中国各地矿产、农业、粮食等资源的掠夺计划，主要依据也是学员调查报告的内容。

日本亡我中华之心早就有之。明治24年，也就是1896年，在陆军大学中，就开设了兵要地理课程。包括国土形势观察、邻国地理、地理作战等国家关键数据之间的关系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1924年陆军大学第一学年中的兵要地理教官是中国人所熟悉的板垣征四郎，他当时是个中佐。在他的讲义中，第四章讲的就是北支那，也就是中国北部。侵华战争前夕，当过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的竟是一连串熟悉的名字，本庄繁、河本大作、板垣征四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等。他们当年都是清一色的中佐，也就是中校，还有一个炮兵少佐田中隆吉，侵华战争中，这些熟悉中国军事地理，也就是兵要地志的校官，全部担任重要的军职，而成为将官，对中国人民欠下了累累的血债。

日军陆军参谋本部对于《兵地要志》的要求是，对区域的地质、山地、平原、河川、湖沼、森林、居民等地理要素进行战略战术上的评述。如山地的比高、起伏、状态、植被状况等对军队展开、运动、指挥、联络、展望、射击及方向维持的难易，河川的水深流速、河高性质、泛滥区景观、障碍程度、两岸地形，气候季节对水量增减的影响，以及桥梁等情况。

日军在《北支那航空兵要地志》中指出，中国北方的建筑外观宏伟，瓦房实际脆弱，除铁桥等特殊工程，一般建筑对轰炸的抵抗力小。日军轰炸时应该注意：第一，铁桥等技术工程建筑遭到轰炸之后效果大，修复极其困难。第二，铁道以单线为主弯曲部比较少，轰炸时选择位于沼泽地这个部位比较有利。第三，河川航行的船舶其行动缓慢，特别是锚泊中的船只，等待潮汐随时可以进行轰炸。

日军在1935年5月侦查绘制的中国空军笕桥机场的测绘图，就标绘了机场所在的地理位置、长宽面积以及夏秋之季的盛行风向。在备考中还注记：第一，平坦开阔、坚硬。第二，附近一带桑树高约2米，直径10厘米左右，铁道沿线柳树高4到5米，直径40厘米砍伐容易。第三，杭州至笕桥有公路通汽车，笕桥有汽车站。日军对笕桥机场的判断为适于各种飞行队1～2个大队。

1937年11月8日，日军攻破太原，试图西向控制西安。当时，陕北八路军主力已开赴晋西北前线，留守一万多人防守在三百多公里长的黄河西岸。西北军杨虎城部主力也转移山西、河北交界地带，留守的六千多人防守在一百多公里的陕西关中东部。日军的目标就是从潼关突破黄河防线进入陕西，北上消灭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南下摧毁重庆政权，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便可将华北与西北战场合二为一，这就是“五号”作战计划。

为此，日本北直方面军参谋长班达二十三中将带着其他参谋乘坐侦察机对秦岭大巴山和潼关进行空中侦查摄影，并飞到郑州西北处勘察黄河对岸的中国军队阵地上空，研究强渡黄河问题。

潼关，地势险要，双方志在必得。潼关古城建于东汉，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军队为此修筑了大量工事。美国驻华陆军总司令魏德迈中将曾赞誉潼关河防为“中国马其诺防线”。

日军对进军路线的勘测非常详尽：四方城（西安）、潼关、中条山等地以较大字号标注，河流、山坡、公路、电厂、弹药仓库、粮库等也没有遗漏，甚至连路的宽度、是否平坦、能通过什么样车辆，河流的枯水与盛水期能通过什么样车辆，河流的枯水与盛水时的水深等信息都准确描述。就连一座山丘、一条小溪、一个村庄、一块水田、一条小路、一座庙宇、一片树林……都画得清清楚楚。

但是，随着美军在中途岛海战，瓜达尔卡纳尔岛的胜利，导致中国战场的日军无力进攻川、陕，“五号”作战计划最终失败。

中国军队缴获并翻译的日本关东军《野战骑兵排长必携》手册，更是细致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比如：“满洲之土地，稍遇阵雨，则忽成泥泞，因此发生黏着力，以致增加马掌脱落之事。”又如，“水井水量一般均少。一小时之涌入量不过约为五斗。故对封井口一个之分配人员约以百名（马匹则约为其五分之一）限度”。

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说，他青年时代常驻中国，从事搜集军事要地等资料情报工作，但得到军用地图却很不容易。侵华日军在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大部分是他秘密搞到的。

那还是冈村宁次为军阀孙传芳当顾问的时候，一次冈村宁次去南昌前线，孙传芳部的指挥官把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地图全部借给他，委托他制定阻挡北伐军作战指导方针和计划。冈村宁次按其要求提出了计划方案，但这套地图却未归还，偷偷带回到九江的司令部。不久，孙传芳军节节败退，冈村宁次赶紧雇条小船躲到日本舰队的旗舰“安宅号”上去了。仓促间，冈村宁次丢弃了所有的行李，却未忘记带上这套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回国后他把地图交给了日本参谋本部，曾获得巨额秘密赏金。时任日军参谋长，后任大本营作战部长的宫崎周一中将说，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作战都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

土肥原贤二还是一名士官生的时候，就长于测图。他与阎锡山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前，他几次去山西“拜会”阎锡山，阎锡山将这位“老同学”奉若上宾。土肥原利用与阎锡山同学的关系，在山西各地“旅行”，有计划地把山西的重要地理位置做了一番详细侦测。“七七事变”后，阎锡山与日本人在平型关、雁门关、忻口与日本人打了几仗，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土肥原对山西兵要地志的测绘是晋北迅速失守的重要原因。

日本就是用窃取数据的手段把中国“偷”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