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障碍主义时尚

10.2　功能障碍主义时尚

对那些喜好滥用“解构”和“差别”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说，把他们彻底放过而不提一下他们的名字，这显得有点不公平。但是，我们很难严肃对待这件事情。对类似在时装设计和陶瓷艺术中出现“解构”这个术语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我们能说些什么呢？

实际上，德里达试图结合形式主义观念和直觉主义反论点的深奥巧妙，在后现代思想的更流行的形式中失去了，它们往往倾向于过于简单化，并频繁地把惊呆误认为是被说服。从这个无聊的操作中能得出什么结果呢？

最简单地说，后现代主义把人看成是形式的文化-结构中各种“标签”的生成语法和其他单元的形式主义虚设。我们消耗着这些“标签”，并把自己等同于它们。我不是一个“自主的”、“笛卡尔式的”主体，也不应珍视我的任何关于自己不可还原个体性的浪漫主义幻觉。我把自己等同于文化-结构的各种单元。但是这个系统的单元是被非直谓地定义的，因此没有任何连续性和同一性。我说英语。我驾驶汽车。我穿着Dochers牌服装。我抽着Gitanes牌香烟。这就是我，现在的我⁽²³⁾。

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看上去像是某种社会哲学，部分地建立在放纵的物质冲动的基础上，与约翰恩·冯·席勒（Johann von Schiller）所说的“物质驱动”并无什么不同。但这样说并不完全正确。后现代主义显然还喜欢舍勒的“物质驱动”的更积极更乌托邦的一面，例如，梦想一个完全从事艺术游戏的社会，它由“游戏驱动”（Spieltrieb）所统治。在他们梦想的这个世界中，法则被认为是游戏的一部分，游戏可以被自由替代、消费、修改或抛弃，只要自己愿意。基于游戏冲动的行动现在被视为一个深刻的“颠覆性”行动，而不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不切实际的玄思。

除了后现代主义偶尔具有的庸俗拜物主义特征，它是否试图复活浪漫主义者的游戏驱动（Spieltrieb）？真实的情况是，后现代文化确实充满了对浪漫唯心主义和其他形式的“形而上学”的冗长的控诉，这很像当时实证主义的泰坦尼克号，正在为自己的处女航行做着准备，充满了奢侈的承诺。但是考虑一下后现代行话里经常重复的那些术语：反讽，游戏，怀旧，肉体，欲望，语言，文化，自指，越轨，碎片化，怀疑单一的或终极的解释框架，喜欢少数而不是多数，梦想把哲学与诗等同起来，一种偏执狂的恐惧：认为我们仅仅是虚幻、无意义，处于巨大的、混沌的、没有方向的意志（现在被“密码”或“超文本”代替了）海洋的表面。

这些观念中的每一个——当“混沌”能够在个人电脑中被模拟的时候，人们就可以指望把这些观念也模拟出来——都可以追溯到浪漫主义时代。我们很容易用具体的例子来支持这个观点，进行案例的具体分析。然而，我将严格限制在仅仅两三个粗略的评论就可以了。

例如，有的19世纪小说里，城市议员们喝着一碗一碗的潘趣酒，却没有明显的理由；有的小说，描写几个鼻子离开了它们的“主人”，并在这种分离的状态下开始了冒险；有的小说描写肉体和性；有的戏剧如此地自指和碎片化，如此倾向于越轨，以至于他们会突然“跳出自我”并开始讨论这部特别的戏剧如何打破了规则从而与其他戏剧相反。如果这些作品的作者生活于一个电视商业的时代，人们也许会保证他们准会进行嘲讽。所有这些作品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个共同特征，我认为，把它们和我们这个后现代时代联系在一起——就是拒绝一个启蒙运动观念，那就是，法则是永恒的、普遍的。

后现代文化的这种知识大杂烩特征就像是对浪漫主义的奇怪模仿和各种反动，因此产生了更加多彩的图象，比万花筒中能看到的还要绚丽。这种故意的折中主义使得后现代主义从理性的观点看来是不连贯的，并且对其进行严格理性的讨论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不连贯性很好地反映在对混沌理论的广泛情绪上，这个理论经常被欢呼为最新的“范式转换”，并被宣扬为“后现代数学”。

但是，事情并非如某些后现代“数学家”相信的那样，即使混沌也只能在决定论的控制观念的背景下被构想。简单地说，混

沌理论研究的是决定论的时间演化的动力学系统。一个“混沌”系统的历史是被决定的，在理论上；正是我们的对系统行为的数学预测能力在某种技术意义上被尖锐地限制了。

更大的问题是，混沌理论背后的数学使用了形而上学的理想化，如点、系统、集合、结构、无限、明显被假定为可完成的无限极限过程以及被描述为柏拉图主义无限维宇宙中柏拉图主义点的系统状态。它处理的是抽象的函数、同一性的总体逻辑、二元思考、辩护的终极基础，以及很多其他提一下就会让任何后现代侍从们感到罪孽的东西。

如果混沌理论与后现代有一些关系的话，也是作为某种特别的社会动力学或创造过程模型，混沌理论看上去应当受到后现代主义的质疑。说得轻一点，是此类应用携带着前后现代数学的沉重的“形而上学”负担。说得严重一些，是它们潜在地预先假定了一个相当粗鲁的决定论。

但是也许后现代主义根本就对社会物理学不感兴趣。也许，“后现代数学”只不过是一辆意识形态汽车，被各种学术用来实现福柯希望的向“快乐实证主义”的回归。（在混沌时代，像扳动一个按钮这样的小动作，能够导致意大利政府的倒台。最后，科学家解释了这个奇怪的现象。）

这样，尽管与浪漫主义文化有着一些相似性，被看作是后现代思想的最流行的形式看起来就像是著名的“逻辑中心”信条的勇敢变种：存在就是成为一个变量的值（To be is to be the value of a variable）。这个变量现在是混沌的、随机的，但是原理还是一样。语言在说话，结构在意指，变化发生是由于一个不具体属于任何东西的神秘的“普遍力量”（power‐in‐general），这种看法实际上就是功能主义的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功能障碍主义（dysfunctionalism）。功能障碍主义时尚。

后现代文化（不论这个含混的术语告诉人们什么）看来没有与它之前的任何事物有决定性的断裂。相反，它只不过是一个被推向极端的有害的形式主义，并补充歪曲了一些人们在很多年前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在它几乎完全缺乏数学历史意识的情况下，它勉强把形式主义的还原论和直觉主义激进运动结合在一起。简单地说，它恰恰把两者最糟糕的方面结合在一起，在它大部分的快乐时光中，对其中的任何一点都没有任何认识。

在这一点上，很难不同意瓜塔里在他的文章“后现代僵局”中的评论：

后现代不是其他什么，而是现代主义的最后喘息；不是什么，而是对形式主义滥用和现代主义还原的反动，和某种方式的反映，最终，它与之并无区别。［……］然而，［这］并没什么好高兴的，就像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的那样。问题更应该是：我们如何能够逃离这个绝局⁽²⁴⁾？

因此，看起来可能的是，后现代主义仅仅是一个出了毛病的杂耍。快乐的狂欢者正在经历着困难，难以拉开他们的戏装，他们使用这些戏装是为了嘲弄他们反对的对象。剩下的就是一行糟糕的被他们歪曲了的镜像，其中有科学，数学，浪漫主义唯心主义，实证主义，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结构主义，文化研究，最终还有德里达的解构哲学。

但是这没有什么好高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逃离这个僵局？我愿意相信这本书勾画的数学类比——不论它们也许显得只是某种程度的猜测，并因为我的局限性而带来一些不足——打开了一种对话的可能性，这种对话的进行也许会比“科学大战”显得不那么让人想起暴力。数学，在我看来没有什么疑问的是，以复杂的方式与大陆哲学纠缠在一起。我希望我已经指出，它与那些被有点武断地归并在“后现代思想”这个标题下的形形色色的理论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宣称数学家已经“做了所有的事情”，20世纪的大多数思想隐秘地围绕着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争论，以及数学家的想象翅膀的扇动导致了遥远的哲学领域的风暴，这样的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数学广泛的文化意义（我是我强调的，也许是过分强调了）允许我们以某种也许是比“科学大战”的炫目闪电更柔和一些的眼光，来审视那些明显是没有联系的事业。对一个解释学对话的可能性和应用性的信念，也许是一个古老的、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的幻想，却是我珍视的信念。

【注释】

(1)Jacques Derrida，“Deconstruction and the Other”，载Richard Kearrney，States of Mind（New York，New York Univesity Press，1995），pp．172－173．

(2)“Die Grundlagen der Mathematik，”Abhaundlungen aus dem Mathmatischen Seminar der Hamburgischen Universitt，6（1928），65－85．英文译文引自van Heijenoort，From Frege to Godel，p．475．还可参见Mancosu（1998），p．160．

(3)Jacques Derrida，Posis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35．我认为它应当被理解为是在说人们偶尔地在纯形式意义上运用数学，而没有事先清楚地构想或唯一打算的意义，只是在后来才处理有关“意义”的问题。简单说来，就是你写下一个形式上清晰的理论，然后担心它如何被解释。物理学家Paul Dirac以很确定方式表达了这个意思：“目前我们能建议的最有力的前进的方法，是利用所有纯数学的资源，来努力完善和概括构成理论物理学现存基础的数学形式，并且随着这个方向上的每一个成功，再尝试根据物理学实体来解释新的数学特征。”（“Quantized Singularities in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Proc．Roy．Soc．London A，133［1931］，60－72）。因此，我们的“直观的”理解也同样可以受到数学形式化过程的反作用。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讨论了这个问题。例如，维特根斯坦说：“数学证明［……］引导我们修正可想象事物的领域。”（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para．517）关于海德格尔，参见本书第4章P55注。

(4)Kearney，（1995），p．173．

(5)Jacques Derrida，Posis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35．

(6)同上书，pp．35-36．

(7)Jacques Derrida，W riting and Dif fer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279．

(8)Jacques Derrida，W riting and Dif fer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289．

(9)Jacques Lacan，Ecrits：A Selection（New York，Norton，1997），p．153．

(10)参见John Searle，“Reiterating the Differences：A Reply to Derrida，”Glyph，1（1977），199，207：“没有这种可重复性特点，就不会有可能用有限的元素来产生无限数目的句子；并且这一点，正如自弗雷格以来的哲学家所认识到的，是任何语言的关键特征，［……］任何习俗的行动都包含了重复同一行为的观念。”这是一种让认感到愉快的对称，塞尔参考了弗雷格，而德里达对塞尔的批评，则重新发明并发挥了彭加勒对逻辑主义和形式主义（包括弗雷格）的反驳。

(11)Jacques Derrida，W riting and Dif feren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p．167．

(12)Jacques Derrida，Positions，p．81．

(13)参见John Caputo，Deconstruction in a Nutshell：A Conversation with Jacques Derrida（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1997），p．28．

(14)Jacques Derrida，Positions，pp．27－28．

(15)有关克利斯蒂娃尝试对连续统问题进行数学处理的讨论——没有牵涉到直觉主义观点——可参见Sokal和Bricmout，Fashionable Nonsense，第3章。利奥塔明确提到了直觉主义，但只是一个附带性的评论中提到，因此躲避了对它的讨论：“我在这里不是讨论直觉主义或话语体系的非闭合定理对这种公理化模式的严肃反驳。”（“What Is Just？”，载Kearney［1995］，p．299）。在我看来，利奥塔一方面把“后现代状况”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而同时他却求助于西方文化的最顽固的元-叙事（也就是数学真理）来指出形式方法的局限性，在这一点上，利奥塔是自我否定的。如果我们对数学有怀疑，那么我们不能用数学来“严肃地反对”任何事物。

(16)Heidegger，Being and Time，p．187．这被认为是对“自我中心”的浪漫唯心主义的最后一击。但是我们在费希特那里看到他已经对个体直观进行了相似的“颠覆”：“并不是如此的个体直观到了物质世界的对象，而是一个生命直观到了这些对象。”（Samtliche Werke，Vol．2，p．614）。实际上，浪漫主义偶尔会谈到经验的自我“感觉到自己绝对地依赖”于某种更大的创造性力量。

(17)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p．61．德里达有时也谈到海德格尔擅用“起源”的“怀旧”。

(18)Richard Lewontin，Biology as Ideology（Concord，Ontario，Anansi Press，1988），p．41．

(19)Jacques Derrida，Limited Inc．（Evanston，NorthwesternUniversity Press，1988），p．53．

(20)“解构主体不是意味着否定它的存在。有主体，主体性的‘运做’或‘效果’。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引自Kearney（1995），p．175．

(21)Jacques Derrida，Dissemina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340．

(22)Hilbert，“Neubegrndung der Mathematik．Erste Mitteilung，”Abhaundlungen aus dem Mathematischen Seminar der Hamburgischen Univesitt，1（1922），155－177．英文译文引自Mancosu（1998），p．200．

(23)很奇怪，在一个来自关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的类似过程中，可以得到这种所谓的“后笛卡尔”的同一性：从虚拟未来借贷激发了抵消债务的欲望。我借来一个同一性的幻觉——例如从一些商标公司那里——由它我可以偿还债务。但是这个确认永远不会完成。就像无穷借贷经济一样，最终的结账永远不会发生。那将是死亡的同义语，也就是经济的崩溃（这也是理解拉康“死亡驱动”［death drive］概念的一种途径）。既然这种凯恩斯主义信条被不可避免地刻画到心灵／身体的“经济学”中，也就毫不奇怪，有一些人——像加拿大技术乐观主义者Arthur Kroker——把他们的护照视为他们“有线”心灵／身体的组成部分。

(24)参见Gary Genosko（编），The Guattari Reader（Oxford，Blackwell，1966），p．109，p．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