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省身受命担任尚未揭牌的南开数学所所长的第二年，即1985年初夏，罗庚应邀访问日本。他在东京大学发表演讲，回顾了50年代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按年代分成四个部分，其中七八十年代主要做数学普及工作。或许是因为回顾往事，罗庚头天晚上兴奋过度，靠吃安眠药勉强得以休息片刻，第二天他坚持要求脱离轮椅，站着做完一个多小时的报告。而当他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坐下来，准备接受一位女士的鲜花时，却突然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几个小时以后，东大附属医院宣布华老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死于心肌梗死，享年75岁。
华罗庚和陈省身夫妇唯一的合影（北京，1972）
此时，省身正在天津，为即将成立的南开数学所忙碌。他得知罗庚逝世的噩耗，随即致电北京有关方面，要求参加骨灰安放仪式，却被告知，外地来宾一概不邀请来京。罗庚生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追悼仪式规格非常高。但笔者相信，作为一个数学家，假如罗庚灵魂有知，必定希望省身这位相知半个世纪的同行和老友能来送行。就在两年前，罗庚到洛杉矶访问，省身从四百多公里外的伯克利驱车前往相聚，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正是在那一年，在菲利克斯·白劳德（他的父亲曾担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他和弟弟威廉都曾担任美国数学会主席，罗庚访问普林斯顿时他正在那里读博）和省身联合提名和推荐下，罗庚当选为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省身为这份提名撰写了学术介绍。
在罗庚去世以后，省身依然活了将近二十年。虽然他仍在思考微分几何领域的重大问题，例如六维球上复结构的存在性。但更多的时候，省身是在享受数学人生，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推动中国数学的发展，他还帮助成功申办2002年北京国际数学家大会。随着暮年的来临，省身收获了各种各样的荣誉，包括一百万美元的首届邵逸夫科学奖和俄罗斯颁发的以非欧几何学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罗巴切夫斯基奖章，当选法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数学会设立陈省身数学奖（华罗庚奖已先期设立），美国国家数学研究所新建主楼命名为“陈楼”。
在中国历史上，数学家的政治地位向来比较低微。在20世纪以前，能被最高统治者接见的实属罕见，“宋元四大家”中的秦九韶和李冶是难得的例外，他们都生活在13世纪，前者在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被宋理宗赵昀召见，后者在元大都（今北京）被元世祖忽必烈召见。被皇帝召见的还有清朝数学家梅文鼎，1705年，他曾被巡视江南的康熙皇帝在龙船上三度接见。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皇帝要么是在落难之中，要么是外族入侵者。其中唯一对数学稍有研究的应是康熙，可惜虽说当年莱布尼茨曾致函他建议成立北京科学院，却渺无音讯。
相比之下，20世纪的罗庚和省身处境有所不同。罗庚曾先后受到蒋介石、毛泽东、华国锋、胡耀邦等不同时期首脑的礼遇；而省身接受的荣誉则超出了国界，除了与邓小平等多次单独会面以外，还被美国总统和以色列总统授过勋。说实话，如此“殊荣”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只有18世纪的欧拉等极少数人才享受过。不过，他俩面对政治领袖的心态有所不同。罗庚更像是旧时代过来的人，有着诚惶诚恐的一面；而省身则处身任何场合都比较自如。这从省身少年时写下的自由诗和罗庚后来与毛泽东交流的古体诗词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差别应与两个人的出身、经历、所受的教育和环境有关，也造成了他们治学之路和研究风格的差异。
遗憾的是，即便是接受过东西方名校熏陶的省身，也只是忙忙碌碌地度过一生，未能像他当年师从嘉当时逗留的城市巴黎所熏陶出来的那些伟大的数学先辈那样，在研究之余做一些哲学方面的深入思考。从笛卡尔到庞加莱，法国数学的人文主义传统绵延不绝，这两位几何学和拓扑学的开拓者也是哲学家。其结果是，几乎每隔十年八载，法国都会产生一位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相比之下，我们更多地依赖天才人物的出现，这一点在罗庚身上尤为明显，而省身的教育并非都在国内完成。在罗庚和省身（还有许宝騄）诞生将满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在缅怀和纪念他们的同时，也由衷地祈愿，下一个或更多个罗庚、省身早日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世纪出笼的一批珍贵史料中，我有幸读到德国数学家外尔早年为罗庚写的两封推荐信。一封写于1943年3月，是给爱因斯坦等普林斯顿同事的，外尔认为华、陈是中国最杰出的两位数学家，对前者在解析数论和辛几何方面的工作尤为推崇。外尔当年争取到一份津贴，邀请罗庚来普林斯顿与他的同胞西格尔合作研究辛几何，却被谢绝了。据王元先生分析，华老可能担心失去独创性。另一封写于1947年3月，外尔致函纽约锡拉库萨大学数学系主任凯恩斯，此时他和华早有亲身接触、交往，外尔认为华的工作很有爆发力，速度惊人而高产，且极具原创性，堪称卓越，富有真知灼见。外尔写道：“与华在一起令人鼓舞，他是个容易合作、交流，个性愉快的人。我们都很喜欢他，视他为其中的一员。”
令人欣慰的是，与个别华人物理学家之间难解的恩怨相比，罗庚和省身相安无事地度过了一生，他们之间的友谊或多或少始终存在着，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幸运，更是中国数学的幸事。正是由于他们的出现，中国数学在落后西方七个世纪以后，终于迈出了追赶潮流的有力步伐。与此同时，也使我们得以增强必要的信心。当然，省身和罗庚的成功有赖于姜立夫、熊庆来等前辈数学家和教育家的先驱性工作。随着国民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赶超世界数学强国的努力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如果学术界的人文环境再好一些，更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前景必将更加光明灿烂。
2009年春夏，杭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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