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疫（Plague）和天花堪称对人类危害最大的两种传染病，有趣的是，它与欧洲最美丽的城市—捷克首都布拉格（Prague）仅相差一个卷舌的辅音字母。鼠疫主要通过啮齿类动物（特别是野鼠和家鼠）和它们身上的蚤类传播，它本是一种地方性兽疫，但当病兽大批死亡，蚤类另觅宿主，人被叮咬后即可感染。起初，鼠疫只是散发，时机成熟以后就会造成大规模的流行。鼠疫主要分为腺鼠疫和肺鼠疫两大类，前者病例较多，也相对温和，费尔马感染上的即属此类；后者发病很急，传染性极强，临床表现为支气管肺炎、肺水肿、虚脱或脑损伤。
当席卷欧洲大陆的那场鼠疫于1664年通过英吉利海峡上的轮渡再次抵达英伦时，腺鼠疫转变成了肺鼠疫，危害也达到了顶峰。所幸的是，它被大西洋所阻隔，没有抵达美洲。当时的欧洲城镇受害大于农村，修道院受害又大于居民区。由于鼠蚤出没无常，即便有权有势的人也难以幸免。在西班牙，阿拉贡王后和卡斯蒂利亚国王死于鼠疫。在英国，公主在出嫁西班牙途中死于波尔多，坎特伯雷相继失去了两位大主教。在法国，阿维尼翁（当时教皇和教廷所在地）的法庭成员减少了四分之一。
当鼠疫抵达欧洲的第一个落脚点—意大利时，人文主义者兼诗人彼特拉克不仅失去了庇护人，也失去了他深爱着的缪斯—劳拉。但这是一场纯粹的单相思，至今无人能考证出劳拉的确切身份，犹如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之谜。彼特拉克本人后来把自己的抒情诗分成两卷，即《劳拉在世时所作》和《劳拉死后所作》，那是从心灵里吐露出来的既明晰又意在言外的爱和忧伤，是几个世纪以来锤炼得最完美也最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
对欧洲来说，这场鼠疫的后果既是多方面的，又让人意想不到。首先，它使得战争停止，贸易和经济衰退，但那只是暂时现象。更久远的影响是由于大量农民死去而让耕地荒芜，劳力的短缺迫使地主通过提高工资等手段挽留佃农，这给长期以来僵硬不化的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带来一种新的流动性。自那以后，欧洲各国的农民起义便层出不穷，这使得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有了适宜的土壤，同时也为17世纪的启蒙运动开启了方便之门。
其次，黑死病的阴影逼迫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人们更多地去考虑死亡和来世。这除了充分反映在文学、绘画作品中以外，还促使人们转向对生存含义和神秘主义的探索，天主教教会也逐渐失去了它在（意大利以外）拯救人的心灵方面的权威。这在某种程度上为16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创造了良机，他的理论核心是人的得救只能依靠自己的信仰，他并身体力行地反对牧师不得结婚的教规。
可是，这场鼠疫在历史上既非第一次，也不是范围最广的一次。1894年，鼠疫突然在中国广州暴发，在随后的20年间传遍亚、欧、美、非等60多个国家，死亡人数达一千万人以上。在中国当时受波及的主要为南方各省和香港，仅云南省就有10万多人死亡。此次鼠疫流行传播速度之快、波及地区之广，创造了历史之最。这次流行的特点是疫区多分布在沿海城市，家养动物也在其中。不过，控制也比前几次迅速，因为当时已发现了鼠疫的病原体—鼠疫杆菌，初步弄清了鼠疫的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并加强了国际合作和检疫隔离措施，使人类与鼠疫的斗争进入了科学阶段，最终比较快地结束了流行。
鼠疫杆菌的学名叫耶尔森氏菌，耶尔森（1863～1943）是瑞士出生的法国细菌学家，早年就学于洛桑大学和巴黎大学等名校，后受聘于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1890年，耶尔森到印度支那开始了四年的探险生涯，恰好遇上鼠疫大暴发，随即来到香港，不久即与日本医师、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1852～1931）几乎同时发现了鼠疫杆菌。次年，他又制成了治疗鼠疫的血清。之后，耶尔森返回了越南，把自己的余生献给了越南这个落后的东方国家，据说是他首先把橡胶树引入印度支那，使天然橡胶成为今天越南的支柱产业。耶尔森在河内创办了一所医学院，在中部庆和省的首府芽庄创办了专攻细菌学和微生物学的巴斯德研究所并自任所长，直到在那里去世。
2003年，在没有任何征兆或警告的情况下，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型传染性肺炎（SARS）迅速蔓延到五大洲30多个国家，尤以中国大陆和香港为甚。虽然一度人心惶惶，但是，有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保障，在各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通力合作下，这场疾病的死亡率和物质、精神方面的损害都降低到了最低限度。时至今日，我仍有两个疑问想留给流行病学专家和细菌学家。其一，为何在相隔一个多世纪以后，广东会再次成为世界范围内流行的传染病的策源地？其二，为何当SARS病魔依然在附近地区猖獗的时候，仍属于发展中国家的越南能够率先摘掉“非典疫区”这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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