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他的寿命像一般科学家那么长，活到现在，他会不会使我们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变化呢？”1992年，冯·诺伊曼的传记作者、英国经济学人麦克雷曾这样发问。对此他自己的回答是肯定的。从冯·诺伊曼晚年未曾发表的笔记来看，他对科学的未来有自己的设想。事实上，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在探究一些其他科学家压根儿没有想过的问题。例如，从人类的神经系统可以学到哪些技巧应用于计算机？这有点像小时候家庭午餐聚会上提出的问题。
20世纪前半叶，冯·诺伊曼亲自参与了三项革命性的突破—对原子的科学认识、量子力学的数学化，以及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从他的讲座和留下的笔记显示，他希望在未来可能的三项重大突破中扮演同样的角色，它们是：对大脑的科学认识、对细胞（基因）的科学认识，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治理（如使冰天雪地的冰岛变成气候宜人的夏威夷）。遗憾的是，在所有这些期望中，迄今为止只有对基因的理解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那还是基于他在世时DNA双螺旋分子结构的发现。
假如冯·诺伊曼的生命能够延长，“他会因为分子生物学而感到兴奋，就像当年因为量子力学而兴奋一样，他会非常期待将之数学化”。至于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显然不如冯·诺伊曼预计或期望的那么快那么好，这可能是因为世界过早地失去他的缘故。与发明巨型弩炮摧毁罗马人舰队的阿基米德一样，冯·诺伊曼也曾用自己掌握的数学技能，帮助美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1956年，冯·诺伊曼获得了首次颁发的爱因斯坦纪念奖和费米奖。
1957年，正当遥远的中国大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右运动”时，冯·诺伊曼的生命即将到达终点，核辐射带来的骨癌细胞已经在他的体内扩散。很早以前他就意识到了，最聪明能干的人是犹太人和中国人，他在笔记里称赞汉语是诗歌的语言。1937年，冯·诺伊曼从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发明人维纳处了解到中国数学的现状，产生了到中国访问的愿望，在维纳的安排下清华大学向他发出了邀请。遗憾的是，两个月以后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他的愿望落空了。
如果多才多艺的冯·诺伊曼能来中国，其推动力将难以估量，而他自己也可能从这一新奇的东方之旅中获取无穷灵感。早春二月，冯·诺伊曼在华盛顿陆军医院去世，享年53岁。弥留之际，美国国防部正副部长、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以及其他军政要员齐聚在病榻前，聆听他最后的建议和非凡的洞见。此前，艾森豪威尔总统亲自给坐在轮椅上的冯·诺伊曼颁发了一枚特别自由勋章。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洒落在波托马克河两岸，也透进了陆军医院的玻璃窗。这是日落前最后的辉煌，20世纪最伟大、最活跃的大脑之一停止了思想。
2010年春天，杭州彩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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