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总是个人的

到他生命的尽头，詹姆士不断地将“真”等同于“有用的”。在《生活是值得过的吗？》一文中，詹姆士使用了一个陷入困境的登山者的类比来说明他的断言：有时候心理学上的生存，要依靠信仰那些无论如何是必需的东西的意志：

比如，我们假定，你在爬山，而且你也精疲力竭地到达一个位置，能够逃生的唯一办法是恐怖的一跳。如果你相信你可以成功地跳过去，你的脚就会紧张起来，配合你完成这个工作。但是，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能力，而且总在想你所听到的科学家说的那些关于可能发生事情的细节的话，你就会长时间犹豫不决，最终，所有的心神不安和战栗会让你自己陷入绝望的关头，你会滚下万丈深渊。

在这样的情况下，智慧以及勇气的部分被相信是你需要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借助于这样的信念，需要才能得到满足。^[32]

因此，就像在克尔凯郭尔那里一样我们在詹姆士那里看到了形势的转折，这样，主体性要优先于客体性，真理总是个人的。这样，我们能不能说，詹姆士最终仅仅是另外一位智者——这位智者拥护激进的、生来就不具备能力或不愿意去理解和接受客观事实及从事实中流出的普遍真理的相对论？在詹姆士不愿意接受真实的世界时，在詹姆士拒绝面对世界并不符合我们的意愿的强硬的事实时，詹姆士展示了“弱点”吗？

詹姆士最终的立场是，信仰是“适应”。这样，如果它们帮助我们导航生活之路，那么，它们就能够得到证明。他并没有认为，对必要的信仰的鼓舞人心的、全心全意的接受等同于：断言仅仅因为一个人坚持信仰它，它就是必要的。

詹姆士的基本目的是，把我们从我们必须相信科学所确定的东西的观点中解放出来，这个观点不顾我们精神健康和一般的福利的后果。尤其是詹姆士论证，应当根据科学的信仰对人类幸福的促进程度来评价科学。因此，如果对科学的决定论和唯物主义的还原论的信仰不利于人类幸福，那么，非信仰对于心灵的延续和活力是必要的。

比如，在马萨诸塞的立法机构面前做的证言中，詹姆士发言反对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禁止基督教科学家从事所谓的“心灵治疗”实践活动。詹姆士告诉立法者：“你是不是要问自己这些心灵治疗是不是真的获得了像它们所声称的那样的成功？作为立法者，你能够确定你的很多公民被说服：一个有价值的新的医疗实验的部门被开设了。这一点就足够了。”^[33]

就像我们已经了解的那样，在詹姆士那里，“真理”不是主要的价值。真理是具有有用性的，但是这个有用性是产生健康结果的道德意义上的有用性。我们可以把詹姆士的个人生活作为那种在詹姆士看来比真理还要受到喜爱的“必要信仰”的案例。尽管皮尔士拒绝了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但是，詹姆士依然把皮尔士看作自己的朋友和恩人。与詹姆士不一样，皮尔士没有办法支持自己成为哲学家，而詹姆士想帮助他的朋友。詹姆士知道皮尔士不喜欢慈善救济，所以，詹姆士用自己的钱帮助并保护皮尔士，但是他告诉皮尔士，这些钱来自皮尔士的许多匿名的崇拜者。在这个案例中，詹姆士践行了他自己的原则：一个必要的谎言，要比一个破坏性的和非必要的真理更好。

危险的信号？

从现代或启蒙的观点看，威廉·詹姆士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一样，被看作一种具有潜在爆发力的、“反理智的”、“非科学的”、主体主义哲学的拥护者。詹姆士认为，不存在在人类条件中中立的观察者。在詹姆士看来，道德绝对论是不可能的，而力图实施它们则尤其糟糕。我们充其量只能具有作为粗略的、有弹性的指导原则的道德原则。詹姆士说：

除了与许多其他想象的善一起去竞争同样的时空占有之外，我们几乎想象不到还有一种善……一个人喝酒和抽烟，他还可以保持他的神经状况平稳吗？——他没有办法两者兼顾。他能够既喜爱阿米莉亚又喜爱亨莉塔吗？——他内心不可能同时喜欢两个人。在公共事务上，他能够既是一位民主党人士，又具有一种涉世未深的精神吗？——他不能二者都具备，等等。所以，伦理（或唯物主义的）哲学家对理想的服从的恰当尺度的要求是实际的总体需要的结果。理想的某些部分必须被抹掉，他需要知道是哪个部分。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情境，而不是一个纯粹的思辨之谜，他必须处理这个问题。^[34]

最终，詹姆士得出了“不是结论的结论：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被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去证明，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就都有资格去相信他想去相信的任何东西。”^[35]他说：“我们都是科学家，也是非科学家，我们住在有一点倾斜的轻信的平台上。这个平台以这样的方式向一个人倾斜，以另外的方式向另外一个人倾斜，而其平台不做任何倾斜的人会受到谴责。”^[36]而且，由于对科学方法的信仰仅仅是许多相互竞争的可能的信仰中的一种，因此，对科学方法的信仰并不比任何其他的信仰更加神圣不可侵犯。与各种哲学和宗教一样，科学必须与其他的观念和信仰体系为获得我们的忠诚而进行竞争。

在詹姆士看来，信奉科学可以与信奉宗教和哲学一样有力和有效。他并不是赞赏我们让自己信奉任何影响我们的奇思妙想或荒谬的念头。那些最适合我们个体的本性的见解会胜出。詹姆士的立场是，我们应当让自己信奉那些可以最好地表达最深的自我、我们的“情感生活”的基本品质的东西，无论这些东西是什么。相对于不幸福，詹姆士不那么担心被一种虚假的信仰“愚弄”：

他会说：“与其相信一个谎言，还不如不要信仰！”这个说法仅仅显示出，他自己对成为一个愚蠢者的极度恐惧。他可能对他的许多欲望和恐惧持批评态度，但是他对这种恐惧被动地服从。他无法想象出任何人会对这种盲目的力量产生怀疑。对我来说，我也惧怕成为一个愚蠢的人，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一个人成为愚蠢者更糟糕的事情。^[37]

我们可以说，在詹姆士看来，真正相信一个对个人有用的谎言要好于假装去相信对个人来说不兼容的真理。詹姆士的平面图从理论的完整性和纯洁性上稍许倾向于具体的、存在的个体。

如果一只螃蟹能够听到我们毫不费力地或毫不歉意地把它分类为甲壳纲类动物，那么它可能会义愤填膺。它会说：“我不是那个东西，我是我自己，我只是我自己”。^[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