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是朱载堉逝世400周年的纪念。值此，我们关注几年前由国内物理学家史戴念祖先生写成的有关朱载堉最新最全面的研究专著《天潢真人朱载堉》一书，并由之讨论一些有关的科学史研究理念的问题，或许是对朱载堉这位了不起的先人的一种纪念方式。
关于朱载堉（1536-1611）其人，在《天潢真人朱载堉》一书的封面上，有一段简要的介绍，可先引用在这里，以简化叙述：“明代郑王世子朱载堉是中国古代在自然科学和艺术科学两大领域皆做出划时代成就，并为世界所推崇的文化巨人。”他的贡献颇多，涉及天文历法、律历学、音乐、数学等诸多领域，然而，至今最为人们所推崇的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其对于音乐理论中十二等程律的解决。朱载堉称其为“新法密率”。在找到计算十二等程律的数学方法的过程中，他最早解答了在已知等比数列的首项、末项和项数时，如何求解其他各项的方法；最早找到了不同进位制的小数换算方法；最早以当时的商业用数学工具算盘进行开方计算，其计算数字精确到25位！
《天潢真人朱载堉》的介绍中，说此书“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集作者几十年精心研究之功，浓墨重彩地叙述了朱载堉充满传奇色彩、跌宕起伏的一生及其在乐律学、数学、历学、舞蹈学等科学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确实如此。但是，如果略去其他工作不谈，只将目光集中到其最著名、最有影响的十二等程律的贡献上，我们会注意到，作者考据的结论是，“从1567年2月到1580年或至晚到1581年2月6日的整个十三四年时间里，朱载堉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理论及计算方法的全部工作。”从而，作者强调的是，朱载堉的这项工作比巴赫于1722年和1743年创作的《等程律钢琴曲集》早约150年。
关注一项科学发现的最初年代，从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上讲，本是科学史研究的重要工作。所以，在有了作者自己的考证之后，作者提出，学术界传统中的一些说法，如认为对十二等程律数学理论的创建，西方科学家“斯蒂芬应与朱载堉一部分优先权”“是一个多么不公正、不知情的判决呀！”。在这样的倾向下，作者会特别专立章节来研究“新法密率传到西方之可能”。而且，作者特别强调地引用了李约瑟有关的一段论述：“平心而论，近三个世纪里欧洲的和近代的音乐完全可能受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强大影响，虽然传播的证据尚付阙如。”实际上，作者也承认欧洲等程调音音阶的起源问题的“雾散明朗之日”仍有等“研究的日益深入”。
《天潢真人朱载堉》一书作者对有关问题的考据，展示了作者浓厚的研究功力，是重要的科学史贡献。从年代上讲，其优先是可确认的。但在随后其对相关的分析中，我们还是可以做些讨论。因为这里似乎隐含地预设了一个假定，即这样一项重要的科学发现是由朱载堉唯一做出的，连李约瑟也在仍无确切的传播证据的前提下，倾向于断定欧洲后来的发展是受其影响的。
实际上，在科学史中，不同的科学家独立地做出相同或类似的工作的事是经常发生的，这即所谓独立发现的问题。对于一项伟大的工作，独立发现，更何况是提前150年的独立发现，根本无损于发现者的地位。现代科学史的研究的一种新立场，正如笔者几年前在一篇讨论李约瑟之后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的编史学文章里所注意到的，却是越来越淡化那种对于绝对优先权无限向前的不断追溯，是更加关注那样一些发现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与境中如何被做出的，是关注这些发现在当时被如何认识和看待的。当然，如果真能像李约瑟期望的那样发现朱载堉的工作后来传播到欧洲的证据，那当然就是另一项重要的科学史成果了。
但是，无论如何，唯一发现也罢，独立发现也罢，在四百年后，当我们仅以发现的重要性和超前性来衡量，朱载堉的历史贡献仍然是不可动摇的，仍然是我们在今天纪念他的根本原因。
原载2011年5月12日《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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