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子坪旧石器遗址

5.枣子坪旧石器遗址

枣子坪旧石器遗址位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新湾村三社，地理坐标为东经107°44′09″袁北纬29°52′44″，于1994年3月由三峡旧石器考古工作队发现。该遗址位于长江右岸的第Ⅱ级基座阶地后缘，基座为侏罗系长石砂岩、粉砂岩和页岩，阶地前缘海拔高度165米。堆积物主要由砂质粉砂、粉砂质亚黏土组成。遗址剖面由上而下共分为5层，与下伏侏罗系长石砂岩、粉砂岩、泥质粉砂岩和页岩呈角度不整合接触。文化遗物主要分布在堆积物底部的第4层，石制品分布在阶地基座侵蚀面上，海拔高度在150-156米之间。2000年11月-2001年1月和2002年10-12月的两次抢救性发掘中，揭露面积1000平方米，共出土石制品101余件。地貌和地层对比显示，该遗址可能与井水湾遗址同时，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属文化分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

枣子坪旧石器遗址石器工业同井水湾一样显示了中国南方旧石器时代主工业的鲜明特点，同时石片石器比例的增加和个体趋于小型化，预示三峡地区南方主工业由早到晚石片石器增加，且沿长宽等比小型化发展的趋势。枣子坪旧石器遗址与井水湾旧石器遗址均分布于长江右岸的第Ⅱ级基座阶地，石制品多数集中分布于砾石较为集中的基座低洼处。这些现象说明，大约8万年前，长江河床处于遗址所处的150-165米高度，河水的搬运带来大小不等的河卵石沉积于低洼处，早期人类在河床上活动，采集石料，打制石器。

“夏娃学说”认为，全世界现代人有一个共同的女性始祖，她2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她的后代在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欧亚大陆，每到一处便取代了原来住在这里的人类。这一学说得到了复旦大学金力教授和美国籍学者褚嘉佑等多位遗传学家的支持，他们根据Y染色体的分析，认为一部分非洲人大约6万年前从亚洲东南部往北迁移到达中国，成为现代中国人的祖先。该学说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认为在中国至今没有发现距今10-5万年期间的人类化石，这说明中国的现代人是由非洲迁移过来的。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吴新智院士指出咱32暂：

“古哺乳动物、人类化石和旧石器证据表明上述推测与事实不符。首先，冰期中地球各地的气候并不简单划一，而是有冷有热。动物化石表明第四纪大冰期时华南和华北仍旧适合人类居住，许多地点大量的孢子花粉化石也确凿无疑地表明当时东亚的广大地区也绝对不是分子生物学家们认为的‘绝大多数的生物种类在第四纪大冰期时均难以存活’”。

第二，10-5万年前中国确有人类生活。比如，广西甘前洞含人类化石的堆积物经过钍/铀法测出的年代数据是13-6.5万年前；浙江桐庐延村一个山洞发现的包裹在人类化石外面的碳酸盐用铀系法测定的年代是10-5万年前；萨拉乌苏地区出土的人类化石的年代从12.5万年前到3.5万年前不等；河南郑州织机洞含有打制石器的堆积物形成的时代根据铀系法测定是（7.9±1.0）万年前；重庆丰都井水湾旧石器遗址经过光释光测年，其年代是8.0-7.8万年前。从这5个地点的经纬度可以看出，有确切证据表明，10-5万年前存在人类的地区南北跨度和东西跨度都相当广阔，中国大地上并没有分子生物学家们认为的该时段内的人类‘断层’。

第三，中国人类化石的形态不存在‘中断’。10-5万年前这个时间段之前和之后的中国的人类化石的形态是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点。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一系列的头骨特征上。在那段时间之前和之后的头骨有着明显的共同性，则是不承认中国古人类形态特征上的连续性便很难以解释的。而形态方面的差异或反映进化的演变，或反映与境外的基因交流，都不能作为中国古人类形态‘中断’或空缺的证据。

第四，中国旧石器传统与西方不同，而且西亚和中国的旧石器不支持中国古人类在6万年前被非洲移民完全取代的推论。

此外，分子生物学家们主张的华南基因变异比华北的多，由此推导出几万年前的非洲移民先到华南，随后由南向北逐渐迁移。吴新智先生认为，产生华南和华北在基因变异方面的差异应该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一定能够证明非洲移民由南向北的迁移，这种推导出的“迁移”缺乏有力的独立旁证。

重庆奉节兴隆洞出土的15-12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石制品和原始艺术品，以及丰都高家镇、冉家路口、井水湾、枣子坪等旧石器遗址出土的大量14-8万年前的旧石器，表明该地区早在14-8万年前就有早期智人（A rchaic Homo sapiens）生存与活动的踪迹，这对传统的“夏娃学说”及现代人“走出非洲”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同时强有力地支持了现代人的“多地区起源学说”，为中国人的连续进化、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提供了坚实的实物证据。近十多年来在三峡库区发现的人类文化遗存表明，在距今14-8万年期间，这里不但有我们的远古祖先繁衍生息，而且已早于同时代的非洲人、欧洲人掌握了原始的艺术创作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