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达开大渡河受降之谜

石达开大渡河受降之谜

大渡河下游，两岸高山，一河怒水，惊涛澎湃，石走雷奔。夜宿河边。都是一夕数惊，好梦难成，盖因风声涛声，撼人心魄也。1863年，太平天国名将石达开率领数万大军进驻河边的紫打地，因山洪暴发，抢渡不成，粮尽援绝，最后全军覆没，演出了一场大悲剧。

天京内讧之后，首义六五只剩下洪、石二人。如果他们能够真诚团结，共挽狂澜，则重振太平天国的声威是可能的。当时全国军民都很拥护石达开，可惜“洪秀全违反众意，逼走石达开。”石达开也未能为全局着想，决意以四川为目标，率军远征。从1857年10月算起，这支远征的孤军先后转战十一省，历时将近六年。石达开打进四川的时间是1862年初。从这时起，直至1863年6月在大渡河覆败，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抢渡长江都未成功。最后冒险深入，渡过金沙江，从山间小路直趋大渡河畔。这一带地瘠民贫，人烟稀少，是彝族聚居区。1863年5月12日，石达开率大军三万余人由冕宁经大桥、铁宰宰、水扒岩、烂泥坪、铜厂、新场，于5月14日抵达大渡河南岸、越西厅土千户王应元所辖的紫打地。

由了缺少船只，不能及时渡河。石达开在赶造船筏的同时，想向西边的松林小河进军，准备由泸空桥直趋天全，偷袭成都。但因王应元抢先斩断小河铁索桥，使石达开无法飞渡。当晚天下大雨，大渡河、松林小河洪水暴涨，太平军错过渡河时机，清军得以赶赴大渡河北岸布防拦截。正如《越西厅全志》所记：“（石达开）进为河水阻隔不得渡，退无所得食，出队山村各处买粮，山皆壁立，居民杂处岩巅者，聚众团及土兵邀击。不数日，越西同知周岐源并参将杨应刚，率师扎铁宰宰，阻其东路……提督胡中和率师扎……安庆坝；总镇唐友耕率师……扎大渡河上游；雅州知府蔡步钟率师扎杨泗营……各兵勇数千，遏其北路。布政使刘蓉带兵千余，扎富林营，督运粮饷，指授方略。又南字营游击王松林带勇千余，自冕宁直趋筲箕湾、擦罗等处，扼其南路。王应元率番兵团民守备险要，遏其西路。土千户岭承恩带兵千余，出竹马冈扼其咽喉。贼四面受敌。”5月17日，石达开派一支队伍乘船筏作试探性的抢渡，由于对岸清军施放枪炮轰击，被迫退回。

石达开是太平天国首义六王之中最年轻的一位，是杰出的军事家与政治家。在他短促的一生中，为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太平天国的缔造者之一。但是多年以来，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如果以天京内讧为界，把太平天国分为前后两期的话，则分歧主要是在后期，而不是在前期。说得具体一点，分歧主要是落在“离京出走”与“大渡河覆军”这两件事情上。尤其是大渡河的覆军，因为真相难明，后人的看法分歧最大，从“可耻的叛徒”到“舍命全军的义士”，各种看法都有。有的同志说：石达开具有英雄气概，能够舍已为人。有的同志说：石达开因诈降而被俘，诈降只是斗争策略。有的同志说：石达开虽然想“舍命全军”，放下武器总是错误的。有的同志说：石达开既然放下武器投降，也无论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应该说是叛徒。

石达开在大渡河畔复败投降被俘，这是确凿无疑的信史。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是：能否据此把石达开斥为变节乞降的叛徒呢？对石达开的气节和晚节应当怎样评说？

历史追溯当年，石达开带领众将士以死突围，最后在弹尽粮绝之下，石达开先让其妻妾及子女数人投江自杀。然后，为了“舍命以全三军”，他先写信给骆秉章，与手下高级将领曾仕和、黄再忠、韦普成以及五岁幼子石定忠赴凉桥清军大营，与骆秉章“谈判”。其实，此行此举，与投降无二。

下面是石达开四川总督骆秉章的求和信：

太平天国真天命翼王五千岁石达开书奉大清四川总督骆秉章阁下：

拜读来函，不胜感慨。石某兵败志摧，皆天意也。古语云，胜者王侯败者贼。对于彼此的功过是非，将有后人为之评定。今达开身逢绝境，不忍让数干弟兄为吾丧命，故愿向阁下请降。或杀或剐，请公自便。不过，石某有一事相求。吾手下现有弟兄六千余人，尔等皆奉公守法的安善之辈。为求生听迫，加入麾下。愿明公体上天好生之德，宏施大度，胞与为怀，看我将士，请免诛戮，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材摧用，愿为民者散为民，愿为军者聚为军。推恩以待，布德而绥，承如是者，不独众人感其恩，石某也将在九泉下戴德。

上述一事，如蒙见允，则请降之事定矣！反之，石某将做困兽之斗。或长或短，急待回函。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石达开绝非卑躬屈膝投降敌人，相反地却可以看出他是为部众寻找生路，是为了谈判而亲赴敌营的使者。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全出卖部众，而是决心为了保全部众而牺牲个人。

清军地方守军首领杨应刚前来劝降。表示立刻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军粮（这是他们最渴望的）。当时谈判的内容和双方的想法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是谈判之后付诸行动的各事，公私史料皆有记载，民间也有传说，主要有两件事：

一是在6000名太平军中立即遣散4000人，发结口粮和路票（证明文件）各回原籍。

二是留下的2000人仍然携带自己的武器，由石达开部下周宰辅率领，从洗马姑出发，暂时移驻大树堡。

关于遣教4000人一事。清官方文书已有记载，如骆，秉章《生擒石逆疏》：“讯明新被裹胁及老弱者，发给路票，遣散四千余人”。这些人的下落呢，可能有些是回原籍了，有些则被当地彝族掳为“娃子”，或在深山中就地安家落户。当地地广人稀。在我们下乡进行访问的时候。哪一家是“长毛根根”（太平军后裔），左邻右舍多能指得出来。关于2000人移驻大树堡一事，清官方亦有记载，如黄彭年《黎雅记行》中说：“询知大树堡尚有二千余人未缴军器，其伪周宰辅领之”，民间传说也多，互为印证。说明其事真实可靠。

既然确有其事，我们就不妨探讨一下石达开当年与杨应刚谈判的内容。从石达开这方面来考虑，当时全军绝粮，大家饥疲不堪，不如诈降以谋求一条生路。他首先提出愿意遣散4000人，“舍命全军”这个说法也对——他先让这4000人找到一条活路，让他们领了口粮、路票、一一出险。其次，让2000精锐携带军器移驻大树堡，也是他力争得来的。只要这2000人手中有军器，养好了身体，时机一到，大可卷土重来。从杨应剐这方面来考虑，石达开的威名，如雷贯耳，他有把握将其擒获吗？不如想个万全之策，能够对石达开劝降，既可以立功，又能避免一场恶战，何乐不为。他同意先遗散4000人，石达开的兵力就减少了三分之二。至于石达开坚持留下的2000人不缴军器，这也无妨。他一面把详情上报四川总督骆秉章，一面派兵监视这些太平军。只要骆秉章派人来接收这2000人，他就卸了责任。

这时出现了一个突发事件，既打破了石达开的想法，也打破了杨应刚的想法。就在2000太平军作为前队陆续出发，杨应刚和石达开等人作为后队起程上路之时，原驻北岸的唐友耕突然带兵过河夺俘，从杨应刚的队伍中抢走石达开等5人（石达开本人及二个部下，还有五岁的儿子石定忠）。唐友耕为了抢功，悍然夺俘。杨应刚的级别比他低，兵力比他弱，官高一级压死人，杨府刚不敢反抗，眼睁睁地看着唐友耕把石达开等5人抢走，无可奈何。

以后石达开被解到成都，在受审之时，不肯下跪，盘膝而坐，侃侃而谈，痛斥清廷无道，听者动容，临刑之际，神色依然，一时被称为奇男子。纵观石达开的一生，绝不像一个苟且偷生的叛徒。因此，他和杨应刚的凉桥谈判，大概是一种诈降，其目的，一在争取东山再起的机会，二在保全部下的生命。虽然因为唐友耕的蛮横夺俘。打破了东山再起的计划，但是保全4000部下生命的目的还是达到了的。只不过移驻大树堡的那2000部下，后来遭到清方的背信围攻，大部被杀。石达开在每次受审之时，都严词质问这2000人的下落，清方官员都闪烁其词，避免正面回答。

一河怒水继续东流，两岸青山犹能作证，石达开大渡河覆军真相每个人心中自有公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