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时，我曾出演过大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剧作《禁闭》（No Exit，又译《密室》）。我扮演的是约瑟夫·加尔桑（Joseph Garcin）。剧中，加尔桑与另外两个女人一起被囚禁在一个小房间里，最后他们都死了。这一作品表现的是“盒中社会”的极端版本。正是因为“这个盒子”的存在，作者可以仔细审视道德选择的种种后果。在话剧的高潮，我一边呼喊着剧中那句有名的台词“他人即地狱”，一边撞向教室的门——门上的玻璃被我撞碎了。碎裂的玻璃划破了我的皮肤，也终结了我的演艺生涯。
如同戏剧一样，音乐表演也会将我们隔离于一个可控的环境中，艺术家得以仔细审视我们的情感变化。年轻时，我曾听过表哥所在的“自杀乐队”在格林威治村美世艺术中心（Mercer Arts Center）地下室中的惊悚表演。歌手锁住了地下室所有的门，用一大段关于无差别杀人的咏叹调催眠观众。车库摇滚经典《96滴眼泪》（96 Tears）被乐手一遍遍地反复吟唱，直至听者麻木。当歌手的气势越来越盛时，一种对幽闭环境的恐惧感在观众中悄然滋生。然而，如同《禁闭》中的角色一样，观众无法从地下室离开。最近，这种刻意创造幽闭恐惧的方法被一些概念艺术家所实践。他们将看起来怎么都不搭的两个人，比如一个科学家和一个艺术家，关在一起24小时，并用摄像机记录下期间发生的一切事情。[1]
无论是话剧还是音乐表演，它们的隔离都是假的，因为每个人最终都可以随时离开剧场或者音乐厅。而之所以不这样做，是因为人们期待这个严酷而又狭小的社会环境可以丰富自己的人生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即是多。艺术通过仔细审视个体，以求深入地了解人类的共性。[2]而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就要人为地限制环境。
物理学中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对自然所知的绝大部分，来自我们所做的实验。在实验中，我们人为地划出一条界线，将某个现象与它周遭的环境分隔开来。我们全神贯注于那些最简单的现象，借此深入了解物理学的共性。自伽利略以来，这种专注于宇宙局部的方法帮助物理学不断取得成功，我称这种做物理学研究的方法为“盒中物理学”。这一方法有许多优势，同时也有许多缺陷，而这两个方面，对于驱逐时间以及时间重生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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