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智库的战略意义

第一，建立气候变化智库有利于探索中国低碳发展道路。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09年11月，中国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宣布2006—2020年期间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2011年3月，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能源强度下降16%以及碳强度下降17%的约束性目标。2014年11月，中国和美国共同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了两国2020年后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认识到这些行动是向低碳经济转型长期努力的组成部分，并考虑到2℃全球温升目标。中国计划2030年达到CO2排放峰值且努力早日达峰，并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比例提高至20%。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正式递交了中国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方案，提出2030年碳排放强度相比2005年下降60%～65%。虽然中国提出了明确的减缓气候变化目标，但是如何最优地达到目标，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气候变化智库以思想库和参谋助手的角色，努力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与应对气候变化双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中国制定气候变化战略提供政策思路和建议方案，并对有关行动方案和实施效果做出论证、评估，为政策实施向社会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引导。

第二，建立气候变化智库有利于提高应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能力。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有争议的科学问题，转化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与道德的综合性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没有强制的共同减排机制，则必然出现“搭便车”现象。全球各国的共同合作成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前提。然而，各国在社会发展阶段、气候变化易损性及文化传统等方面均存在很大差异，导致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责任的分配问题上存在较大争议。联合国每年都召开气候变化谈判会议，探讨如何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世界各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都努力为本国争取利益，在很多焦点问题上存在争议，包括长期减排目标，各国中期减排目标，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透明度等。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已经开展了20余年，未来谈判走向如何，尚取决于世界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结果。但是，利益诉求多样化、政治化、透明化、分散化已成定局，各国对自身发展权以及综合竞争实力的追求则是永恒的推动力。总之，气候变化谈判已成为新的全球性政治问题，政治利益会影响谈判形势的发展，而经济利益更是背后的推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将逐渐增大。因此，气候变化智库积极开展气候变化研究，评估气候变化对不同区域的影响，分析中国温室气体减排潜力，为中国应对国际气候变化提供政策建议，一方面维护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另一方面积极争取更多的发展权。

第三，建立气候变化智库有利于启迪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气候变化是当前国际社会的重点问题之一，人类需要大幅减排温室气体以应对全球变暖已经成为主流观点和联合国谈判的理论依据。但质疑气候变化的声音从未停止，特别是2009年英国气候学界的“气候门”事件使气候变化“怀疑论”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气候变化相关知识的宣传还有待提高，大多数民众对气候变化的成因以及危害一知半解，也不知如何行动有助于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气候变化智库通过深人广泛的调研和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以专家学者的角色撰写文章、出版论著、发表评论、开展研讨，传播和普及气候变化相关知识，提高社会公众的节能、低碳、环保意识。

第四，建立气候变化智库有利于聚集与培养气候变化领域的专业化人才。人才是智库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力量及创新源泉。气候变化智库通过建立和完善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激励机制和评价体系，吸引国内外研究组织、学者参与气候变化智库，特别是吸收具有国际视野和能够引领学科发展的学术带头人和中青年人才加人智库。气候变化智库本身也通过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在扩充研究实力、提升研究水平的同时拓宽青年人才的视野，为气候变化领域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此外，气候变化智库可以充分发挥人才“旋转门”作用。政府可以在智库中选拔气候变化领域专业化高级官员，而离任的政府高级官员也可以进人智库中开展政策研究工作，继续发挥专长和影响力。官员在政府和气候变化智库之间的角色转换，进一步密切了政府与智库的联系，强化了智库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