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智库的特点与背景

气候变化是当前最重要的全球性问题之一。它会直接或间接对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产生影响，危害人类生存与发展，是各国共同面对的重大挑战。观测到的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多方面，包括海平面上升、威胁农业发展、加剧洪涝干旱及其他气象灾害、危害人类健康等。鉴于气候变化的巨大潜在风险，世界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是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气候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因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如果其他国家都不采取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单一国家就没有主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动力。因此，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合作。然而，化石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意味着限制了发展权。世界各国一方面努力树立应对气候变化的负责任形象；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积极争取更多的发展权。

气候变化智库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它是以气候变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全球范围内气候变化的成因、影响、预测、减缓、适应等开展跨学科综合性研究，为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政策以及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提供建议的专业研究机构。

中国已经意识到智库的重要性，并积极进行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他同时指出，要“重视专业化智库建设”。所谓专业化智库，一般专注于某一领域，以专业知识为背景，致力于该领域的政策研究，提供客观的分析和具体的解决方案。气候变化智库正是一种专业化智库。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和能源消费国，面临着来自国际和国内的双重减排压力，正需要气候变化智库的支持。

国际方面，中国碳排放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呈现出指数增长态势，其碳排放路径对全球2℃目标的实现有着决定性影响。根据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在非常可能实现2℃目标情景下，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到2030年需要控制在30～50GtCO2当量。1990—2012年，中国CO2排放呈快速增长，全球新增CO2排放的55.4%来自于中国。2012年，中国化石燃料导致的CO2排放为8.2Gt，占全球总排放的25.9%；当年，中国人均CO2排放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3倍。中国如果不采取减排措施，其CO2排放到2030年可能达到19.7Gt，占全球总排放空间的65%。这种情景下，2℃目标基本不可能实现。

在国内方面，中国面临着减排难度增大、能源供应不足及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

首先，中国温室气体减排难度加大。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能源需求和碳排放还在继续增长，但是中国能源强度和碳强度都在持续下降。1980—2012年，中国能源强度从2.66吨标准煤/万元下降至0.77吨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3.81%。随着中国能源强度和碳强度越来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节能减排难度也逐渐增加。一些较容易实现的减排措施（如淘汰落后产能等）很难继续发挥较大作用。

其次，中国能源供应压力较大，可再生能源相对匮乏。1980—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迅速增长，年均增长率约为10%。能源是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中国能源消费量也快速增长。中国2012年能源消费量为36亿吨标准煤，是1980年能源消费量的6倍多。然而，中国能源供应能力相对不足，能源生产量增速低于能源消费量增速，这导致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2012年，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达到15%，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8%。2014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42.6亿吨标准煤。此外，中国可再生能源相对匮乏。2012年，中国可再生能源生产量为3.42亿吨标准煤，占一次能源生产量的10.3%。

最后，中国环境污染形势严峻，大气污染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长期以来，由于“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媒体关于大气污染、水污染、耕地污染、矿山污染甚至沙漠污染的报道层出不穷。近些年，空气污染危机开始爆发，雾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甚至损害了国家形象。根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在监测的161个城市中，2014年城市空气质量未达标的城市占90.1%，达标的城市仅占9.9%。2015年，柴静的纪录片《柴静雾霾调查：穹顶之下》分析了雾霾的构成以及应对措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能源消耗既排放出大量的CO2，也是其他众多污染物（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主要来源。因此，减少碳排放具有减轻环境污染物的协同效应。根据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研究表明，全球气候政策对降低大气污染的协同收益有1/3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