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天才与战争魔鬼

通过从空气中直接固定氮元素，弗里茨·哈伯让现代战争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也因此成为民族英雄。你或许会以为，他这一科技教父的形象也会在家庭中得到延伸，毕竟他的妻子克拉拉也是一位很有天赋的化学家。但他们的关系其实非常紧张，因为哈伯似乎非常渴望满足祖国对他的要求，而不管它们是否符合道义。

哈伯并不认同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哲学，反倒很愿意将他的研究应用于军事方面。他的观点是：“科学家在战时属于他的祖国，而在和平年代则属于全人类。”当他就职于新建的威廉皇家物理学与电化学学院——如今以他的名字命名——期间时，他协助发展并监督了毒气在战争中的使用，将其作为将盟军从战壕中赶出来的手段。他时常讲，这种毁灭性的战略，可以让德国快速获胜，最终那些可能因长期动乱而丧命的人将会因此而获救。然而很不幸的是，他判断错了。

对于克拉拉而言，丈夫的激进已经开始超越底线，成为恶魔的同谋了。根据吉尔伯特·金（Gilbert King）在《史密森尼》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无论在私下还是公开场合，克拉拉都宣称其丈夫的行为“野蛮”，是“对科学理想的扭曲”。而哈伯的回应则是指责她背叛了祖国，这也使得他们已经很脆弱的婚姻关系雪上加霜。

最后一根稻草，是1915年春天哈伯在弗兰德斯对盟军首次使用氯气的战役中以个人身份进行了指挥。一位幸存的加拿大士兵后来回忆起德国氯气战时如此说道：“有种溺死的感觉，只不过是在陆地上而已。肺部像是在被刀刃划伤，不停咳出绿色的浓痰，最后失去意识直到死去。”毒气战引起的后果惨绝人寰，当克拉拉听说了这一切之后，默默来到自家后院，举起手枪朝自己的胸口扣响了扳机，直到他们13岁的儿子赫尔曼发现她倒在血泊中的尸体。次日早晨，为了视察东部前线的毒气施放情况，哈伯又离开家，留下赫尔曼独自悲伤。

左图：克拉拉·伊默瓦尔·哈伯。右图：弗里茨·哈伯。感谢柏林达赫姆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提供的档案

对于自杀，尽管克拉拉并未留下只言片语的解释，但还是可以认定哈伯应该对此负责。毫无疑问，他的家庭生活不尽如人意，这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他将雄心和祖国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然而当战争结束以后，哈伯更多地致力于和平目标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尝试从海水中提取黄金为德国挽回战争期间丢失的颜面，并提议通过化肥和杀虫剂将苏丹沙漠变成“农业伊甸园”。

然而最终，哈伯为之奉献一生的国家还是背叛了他。1933年，希特勒开始掌权，纳粹的种族制度开始驱赶犹太科学家，其中不乏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士，连爱因斯坦都被迫和其他一些人移民到了美国。有一天，当这位曾经开发了固氮技术的英雄来到供职的学院时，却被门卫给打发了，并被告知“犹太人哈伯不许入内”。他只好辞职，把自己放逐到了英国。毫不意外，出于他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英国科学家都对他避而远之，于是他只好前往瑞士。根据传记作家莫里斯·戈兰（Morris Goran）的记载，哈伯的一位朋友说他的战后生涯就像是“75％的死人”。1934年，弗里茨·哈伯历经磨难，因心脏病离开了人世。在他辞世之后，他的老友爱因斯坦意味深长地总结道：“哈伯的一生就是德裔犹太人的悲剧——也是无回报热爱的悲剧。”

有些人认为他还是幸运的，毕竟他没有看到在他死后，他的那些成就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最残忍的讽刺是，哈伯及其团队在威廉皇家学院开发出的含氮杀虫剂齐克隆B，最初用于保护农作物，最终却在毒气室中被纳粹用来处决了数百万犹太人，其中也包括哈伯的一些前同事和远房亲戚。1946年，赫尔曼·哈伯也自杀了，据说也是因为羞愧于他父亲在战时的这些研究。

如何去评价这样一个人的生平？

温斯顿·丘吉尔在1918年的一次国会演说中如此评论：

如果不是哈伯教授的发明，很难想象德国在硝石储备耗尽之后还能继续进行战争。他的这一项发明，让他们……不仅可以为各种目的几乎无限地供应炸药，也可以为农业增长提供充足的化学肥料。这是一个值得我们瞩目的事实，因为这显示了，如今的科学发现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改变整个世界的命运。

如果严格从数字上来评价，恐怕哈伯对近代历史的贡献还是正面的。在20世纪里，战争和灾难造成了超过1亿人死亡，或许从理论上讲，由空气生产的化肥对消除全球饥饿的作用可以与其相抵消。如果没有人工固氮技术，恐怕当今全球70亿人口中的一半都不会存在，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足够的氮原子去构建和维持他们的身体。上述比较的结果如何，取决于如何考量诸多因素，而且也存在争议，因为更多的人口也就意味着世界上的污染与冲突的增加。

不管你如何评判，哈伯—博施合成氨法无疑是将我们从古代细菌垄断集团的限制中解放了出来。如今，全球每年的合成氨产量已经超过1亿吨，而且和其他固氮生物一样，我们也在向环境中排放着很多形式的含氮废气。感谢哈伯所做的贡献，借助于现代文明的这些科技，我们如今可以通过一些史无前例的细节探索这些原子间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