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请愿运动

政闻社被解散后，梁启超失去了自己所依赖的组织力量，这时他一边以言论动员民众，一边与徐佛苏等立宪人士联络，争取咨议局议员席位，以便更有效地指导请愿运动。

1909年各省咨议局如期进行选举。徐佛苏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使得一大批立宪派人士进入各省咨议局。咨议局成立后，立宪派议员拥有了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以民间代表的身份监督政府，以维护立宪派的利益，一些省份的咨议局成为了立宪派的政党机关。不久，各省咨议局召开第一届会议，商讨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代表上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和平革命”的方式来挽救中国时局，国会请愿运动高潮被再次掀起。

1910年，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梁启超克服窘困筹借款项，由友人代理，于3月10日在上海创办《国风报》，使之成为继《新民丛报》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国风报》创刊时在《民报》上刊载了这样一则广告，可见其办报宗旨及精神：

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每册八万字，逢一日出版。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谈丛、小说各门饶有趣味，诚报界之伟观，而立宪国民之粮也。定阅全年八元五角……上海四马路国风报馆。

《国风报》根据时势而动，与时俱进，言论尤为切实，从事各种政治问题的具体研究讨论以及灌输国民政治基本常识。梁启超的《国家命运论》《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文章陆续在上面发表，同时他还分析了第一次请愿运动失利的原因，为以后立宪运动提供了详尽的蓝本。

清末政局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政海之中巨浪肆动。梁启超置身于旋涡之中，一言一行皆系于全局。由于解除党禁运动的失败，梁启超对满族权臣逐渐失望，于是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1910年4月20日，梁启超发表《论请愿国会与请愿政府并行》一文，他第一次公开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尽快筹组政党，迅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立行宪政，“激进论”又迅速彰显。

这时，徐佛苏在京主持成立了请愿同志会，并于5月组织各省代表进行请愿，商会、教育会、华侨等社会团体成员也都纷纷加入，一股请愿旋风正在形成。12月，各省代表入京，请愿速开国会，一个接一个的上书飞向摄政王载沣，朝廷内部也起请愿之声。载沣左右为难，咨议局及政府所设机关，不能镇压又不能让步，况且如今“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鸱张，饥馑四告”，革命党又前仆后继，如燎原之火，国势危难在即，似乎唯有召开国会，无有他法。但是在顽固势力的阻扰下，载沣没能一揽大局。6月27日清廷发布上谕：财政困难，国家时局混乱，民众自治能力低下，尚无条件提前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筹备，不准再请愿干扰中央行事。

第二次请愿运动失败后，各省代表仍为之不懈，决议扩大请愿运动规模，形成第三次请愿。这时北京同志会各省分会陆续建立，并且发动了国民及工农商各界人士签名上书运动，请愿运动生机勃勃。《国风报》同时刊登了梁启超的《为国会限期问题敬告国人》一文，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督促各省议员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斗争，配合民众运动。

8月，徐佛苏主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在北京出版。《国风报》与《国民公报》南北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第三次请愿运动的迅猛发展。

《国民公报》发刊后，利用排满“革命暗潮”，深刻揭露清廷，大力鼓吹立宪。而此时梁启超感于清廷的昏庸顽固，思想更趋激进，革命之念再次萌生。他陆续在《国风报》上发表激进言论，为请愿运动大造舆论之势。

10月3日，依照《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清廷主持成立资政院，大量立宪派人士的进入，使得资政院成了立宪派的政治基地。立宪派终于作为一支合法的独立的政治势力，登上了历史舞台。梁启超的《资政院章程质疑》《论资政院之天职》《评资政院》等文章成了他们指导运动的思想源泉。接着，立宪派公开站在了清廷的对立面，与清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成为国会请愿运动中的主力军。

清廷面对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热潮，手足无措，惶恐不安。11月4日，应资政院、咨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着手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定，提前颁布试办”。请愿运动有了初步成效。

清廷的妥协让大多数立宪派人士欣喜不已，谕令颁布是夜，他们张灯结彩，组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欢庆请愿运动取得初步胜利。但以梁启超为首的激进派则认为，上谕中没有提及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内容，请愿运动的目的还远没达到，但清廷却勒令请愿代表迅速离京，不得滋扰生事。徐佛苏、孙洪伊等激进人士也表示强烈抗议。随后梁启超发表《读宣统三年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指责清廷敷衍民意，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梁启超坚持以即开国会为唯一目的，他警告当权者“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对清廷的绝望和愤怒化成了无尽的仇恨，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已形于言表。

此时，革命派的起义正如燎原之星火，渐有腾然而起之势，而梁启超的激进言论促使一大批立宪派会员也逐渐倾向于革命。这又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康有为的反对，康有为愤责梁启超是“一人叛变，全党皆动”的罪魁祸首，师生的沟壑越来越深，眼见快成水火不容之势。

1910年8月，野心勃勃的日本吞并朝鲜后，东北人民的危机感与日俱增。奉天的立宪派首领经过商讨，决定领导青年学生罢课请愿，天津、直隶等地学生也纷纷响应，罢课、游行，一时“刺骨血书”纷飞，极力要求政府救亡图存，速开国会。一股汹涌澎湃的罢课学潮掀起了第四次请愿运动。清政府却对人民的呼声感到惊恐万分，采取残酷手段进行血腥镇压。清廷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无限愤怒。国内形势陷入一片混乱，时局顿时风云突变，政坛更加晦暗不堪。

在立宪请愿运动高潮迭起的同时，国内又兴起了“保路运动”，两者相互呼应，进一步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

1911年，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随即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这一卖国行径遭到了鄂、湘、川、粤等省人民的严厉抵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保路运动”由此展开。立宪派人士把立宪主张灌输于保路运动中，以咨议局为阵地，宣传爱国民主法制思想，使保路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一股强劲推力。

梁启超迅速作文发表于《时报》，及时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国人的共鸣。随后，他陆续发表《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收回干线铁路问题》《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等文章，用舆论推动此次运动的发展。在文中，他批露了帝国主义以铁路侵略、经济侵略来灭亡中国的“新阴谋”，号召国民向政府争取应得的权利，捍卫民族利益。同时，梁启超就形势发展的需要，指出政府无视资政院的存在，严重侵犯人民的权利，是无视法律的行为。他强调资政院应起国会的作用，运用法律干预政府的施政。

保路运动声势蓬勃，与轰轰烈烈的立宪请愿运动一起，掀起了一阵政治狂潮，对清廷造成了极大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