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转眼瞬间

2000到2015，十五年光景。十五年，一个刚上初中的男生，长成了硕士毕业、而且还参选过的社会青年。

十五年，它的概念还不仅于此。1987到2002，同样也是十五年，台湾从解除戒严到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喊出“一边一国”；我则从呱呱坠地，到初中毕业考上建中。十五年，可以发生很多事。

但也因为事太多，十五年过去，人们只觉转眼瞬间，记不清琐碎细节。历史就是这样残酷，常说的成王败寇，无非也是这个道理。只问结果，不论过程，话说得无情，却难以反驳。

第一次悟出这句话，是在2008年5月20日晚上，台北西门町，黑漆漆的巷弄里。熟悉的身影出现眼前，我和友人同时认出她，那位总在景福门前挥舞旗帜的女士^[1]。离此不远的“总统府”，马英九才刚就职，我想起早上冠盖云集的场面，再看着她孤独地愈走愈远。那一刻，我知道她与她热爱的国家，都注定会被遗忘。

即便如此，我仍不愿意放弃。少年时代，带着轻狂的冲劲，凭着对是非黑白的认知，直言自己相信的话。随着岁月递嬗，物换星移，怀抱的理想没变，只是多了几分世故，虽是与过去同样的坦率，却不再是不经意下的流露，而是冷静思考后选择的真诚。我清楚知道，自己做不到左右逢源、两面讨好，倒不如立场鲜明，“我就是我”。当然，与少时相比，收放之间还是有不同拿捏，偶尔回首过往，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以自己是中国人为荣的台湾本省人，同时又是没有国共内战情结的“解严后”，这样的身份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稀有动物”。这也许是种自傲，也可以说是坚持，因为每每想放弃时，总又觉得上天给我这样的出身，对这百余年来饱受苦难的中华民族，应该有某种历史使命才对。这种心境，就像2004年时，我在景福门前对一位中年父亲说的话一样。那时我们为了“三一九枪击案”的真相^[2]，在滂沱大雨中摇旗呐喊，这位父亲告诉我，他的儿子跟我一样，也是建中学生，被他力劝别出来抗争，先好好把书读好，日后再报效国家。我听了这话，当下就回答他：“历史不会重头。至少几十年后，我可以告诉我的子孙，在那段历史中，我尽了力。”

尽了力，便无愧于心。自己选择的路，自己承担，没有谁对不起谁。

2000年起写日记，并非我刻意为之，而是当时刚上龙山初中一年级，学校联络簿的规定。现在看来，这些日记正是一篇篇的少年政论，但当时并未察觉，且旁边还因为印有“心情画板”的空白栏框，被我拿来用彩笔画上一幅幅的“讽刺漫画”来搭配。回想起来，记忆中最初的“政治”，应是小学四年级时，在朝会升旗时唱，却被老师误会是在吵闹，爸爸知道了此事，马上问她是不是“台独”，故意打压，我则听得糊里糊塗，不知“台独”是何物。到了小学五年级，那年正好碰上陈水扁寻求台北市长连任，老师先说要送月考第一名者一顶扁帽，后又改口怕敏感送其他东西，我则还是懵懵懂懂，不晓得扁帽是什么，为什么敏感。

直到1999年9月，我升上初中，“台湾”大选激烈开打。我陪爸爸看新闻，看李敖的节目，突然，对台湾的蓝绿统独，一夕之间豁然开朗，就这样“政治启蒙”，开窍了。半年后，2000年3月18日，陈水扁当选“总统”，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从此以后，社会上开始一股“推翻中国”的风潮，一直蔓延到校园里来。教“认识台湾：社会篇”的老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大家可以“公投决定国号”，如果不喜欢“中华民国”，改成“台湾共和国”也无妨。教语文课的老师说，“国语”是中国北京话，现在“台语”（闽南语）才流行，哪天就把“国语”换成“台语”，大家都得改学“台语”了。她还特别点我这“热爱政治”的学生辩论，说就算阿扁宣布“台独”，大陆也不会像我讲的一定攻台，因为台湾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美国、日本一定会阻止。更有一回，上到周敦颐的“爱莲说”，这位语文老师甚至造了个句子，说是“陈水扁出身三级贫户，能够当上台湾的‘总统’，真是出污泥而不染。”我回家把这句子告诉妈妈，妈妈倒是反应得快：“这句子实在不通，三级贫户难道就是污泥吗？”

那段时光的怪状，便成为我日记的题材。人们常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但如没人记录，又怎么能保留下来？我的中学日记，既封存了我的成长岁月，更见证了一段震荡的历史。从阿扁当选、“三一九”、红衫军到马英九执政，不分蓝绿的台湾人民，都经历了梦想幻灭的痛苦过程，尤其是1970年代出生的一代，失落感更是强烈。他们的中学到大学，正是台湾政治狂飙的年代，在1994年那场激烈的台北市长选举中，他们无论是支持赵少康，还是陈水扁，而今迈入中年，都不免惊觉年轻时疯狂追求的“政治”，猛回头竟皆成泡影。

那么，像我这样的1980年出生的一代呢？

今天的80后，大学、硕士毕了业，没钱买房子，找不到出路。于是我们天天骂，骂政府，骂社会，骂父母那代人占着机会不走，也骂让那代人富起来的两蒋威权。台湾刚刚“解严”的时候，人们也是这样天天骂，成天想着打垮旧有的体制，于是阿扁从“立委”、市长一路当上“总统”，直到这段神话被子弹与钞票射穿。这样残酷的事实，却被人们很快地遗忘，大家没对这段神话做太多的反省，更没细数他对台湾造成的伤害。我们这批新的年轻人，就像当年的年轻人一样继续骂，只是我们拥有的筹码远不如他们，如今将被打垮的，不再是旧体制，而是我们自己的未来。

如要说我当年的那些日记，对今天能有什么启示，那便是记录了当年的乱象，供今天的我们思考：情况改善了没有？为什么不能改善？问题的根源在哪里？有没有改善的可能？

如果我们不能好好地为过去算一笔帐，那再怎么骂也碰不到症结，只是陷入另一个恶性循环，周而复始，一代又一代内耗下去。

十五年转眼瞬间，大陆已翻天覆地。1992年，第一次踏上大陆，那时我才五岁不到，走在从未见过的冰天雪地，直问妈妈这是哪里。妈妈起初不说，后来受不了我连番逼问，突然蹦了句：“别乱问，小心‘共匪’把你抓走。”于是，我对那片土地最初的印象，便是“共匪”二字。等到进入小学后，想拿那儿作课堂作文的题材，便又问老师怎么称呼，老师才告以“大陆”。几年后的1999年，偶然从民视新闻中，第一次听到主播称那里为“中国”，为了这件事，我还特别打电话给民视，告诉他们：“中国，包含台湾与大陆，怎可独称大陆为中国！”那时候，我还不懂得什么政治论述，只是根据当时还没被“去中国化”的课本，说出我认为正确的话。

2001年7月13日晚上，正值暑假期间，那时台湾的电视还收得到大陆央视四套（CCTV4）频道，我和全球亿万中国人一起，看着国际奥委会宣布由北京夺得2008年奥运的主办权。那天晚上，央视在屏幕上打出的“我们赢了”四个大字，至今仍令我难忘。我永远记得，当时的心情，就和无数的大陆朋友一样高兴。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也同时发现，在我身边的台湾人，似乎并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七年后，我已从大学毕业考上硕士，有幸亲访北京奥运的现场。看着巨大的鸟巢和水立方，找不回1992年初访北京的记忆，更见不到曾经的烽火与硝烟。

在奥运期间，因为两岸青年交流，结识了与我一同主持相关活动的北京四中资优生。两个月后，他们竟就来了台湾。其中一天晚上，台北飓风来袭，我和他就坐在会馆地下室的交谊厅里，外头风雨大作，里面一片寂静。他拿起一罐台湾啤酒，一面对着我说，来台湾的强烈感受，连到美国都没有过……不知道太多东西。我看着眼前这个资优生，语重心长地告诉他：“想想过去多少人，就这么一湾浅浅的海峡，一辈子就是跨不去。你在不到20的年纪，就能到美国、来台湾，说明大陆是在进步，要惜福。”

正如我第一次到北京什刹海，在那依着湖边杨柳的小酒吧里，听台上歌者的演出听得入神，听得陶醉，听得竟流下泪来。二十出头的大陆青年，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亦不知往何处去，只晓得他们弹着吉他，唱的是20世纪80、90年代台湾的流行歌曲。一旁的台湾友人见我流泪，不知我是为什么，只依稀听我说是为歌者哭，便不断地说他们过得很好，要我不必难过。又有谁能体会，我的流泪并非难过，而是触景而生的一种欣慰？我嗅到了20世纪80年代理想主义的气息，又想起这苦难的国家，从八国联军到北京奥运，这条革命之路可是走完了！过去的路以血铺成，眼前的青年则在歌声里逐梦。

十五年前，我的电脑刚连上网，因为自己制作网页发表政论，成为班上唯一和大陆人在网上接触的学生。五年前，开始在大学校园里遇见来台交换的大陆同学，便希望和他们都能认识。如今陆生已变得到处可见，但随着彼此接触愈趋频繁，两岸之间的异己之感反而升高，海峡两岸中国人的距离，似接近却又遥远。

十五年转眼瞬间，我的人生眼看就要过去两个十五年。两年前，其实就已萌生将年少时的日记、杂文集结出版的念头，这篇自序也就这样一改再改，改到学生占领了“立法院”议场，我前进“立法院”要求辩论，以及后来被媒体高度关注而“爆红”，全都在意料之外。

十五年了，在那逝去的时光里，不敢说做了什么，但至少称得上无愧于心。未来的十五年，外在局势将如何发展，谁也说不准，唯一可预知的是，那将是一个我们必须自己作主的时代，一个我们这代的中华儿女，必须自己掌握的未来。

王炳忠

2015年9月29日凌晨零时，台北

【注释】

[1]从2004年到2008年，一直有不愿承认陈水扁执政“正当性”的民众，坚持轮班在景福门前摇旗表示抗议。

[2]2004年3月19日下午，离台湾大选投票只剩最后几个小时，陈水扁却惊传在台南游街拜票时被“两颗子弹”袭击。此事件翻转了陈水扁原本处于弱势的选情，最终开票结果以0.2%左右的优势赢过泛蓝的连宋配。至于枪击案的真相则始终不明，至今仍未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