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婚
《中国妇女》杂志在1984年第6期的“征婚启事”栏中首次刊登了两条征婚启事。其中一条写道：
我是一个煤矿工人，27岁，河南商丘娄店公社汪庄大队人，父母已故，兄弟四人，房八间，现在焦作矿务局冯营矿当合同工，每月工资80元。我热爱煤矿工作，文化程度高小，无疾病，身高1.64米。如哪位未婚女子不嫌俺是煤矿工人的话；如谁家中只有女儿又有心招婿的话，我愿到女方家落户，尽养老之责；如哪位丧夫之妇有心另寻伴侣的话，均可来信或见面。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这位征婚者收到了百余封全国各地寄来的应征信。一位东北姑娘登门应征，两人喜结良缘。
当年第9期《中国妇女》，办成了“大龄青年婚姻专号”。[1]那时候征婚，是真正的“非诚勿扰”。
走穴
1984年，体制内艺人私下在外演出挣钱的“走穴”达到高潮。
刘晓庆曾在博客中披露了她当年的“走穴”故事：
我们“走穴”时常被“穴头”或是当地的组织者坑骗，我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和陈烨以及《垂帘听政》中的三位演员一起到一个单位演出，去之前说好除了我以外每个演员每场八十元。
演出时人山人海，黑市票价直线上升，连续演了好几场。我们要回北京，“穴头”照例给我一个信封，让我发给大家。由于是当众给我，也不敢拆开看，我们只好都上了车。等车开动后把信封打开，差点没有气晕过去：信封里除了一封厚厚的感谢信外只有十元钱！
一次一共演了十六场。到最后结账时，剧场经理竟告诉我们票没有卖出去，没有钱给我们，并且算盘珠子打得很响：说我们吃了多少钱，住了多少钱，还拿出几大本演出票，来证明每天票都卖不出去，还回答我们说我们看见的满满的观众是他放进来的。他话还未说完我们当中的一位新“穴头”当场就晕倒了。[2]
“他把麻包袋打开，里面竟全是‘大团结’！投资公司一了解更吓了一跳，这名大汉竟是千里迢迢从新疆背钱来佛山的。”
1984年6月21日《羊城晚报》题为《佛山开始发行股票：不到3小时认购20万元》的报道说。
发行股票的是佛山信托投资公司，他们定下的利息是12厘，而当时银行贷款利息才8厘。严格来说，其实不是股票，是债券。除西藏、台湾以外，全国各地都有人提现金来佛山买，少则一百两百，多则七万八万。不到半年，公司便筹集到2600多万元，全部用于佛山大桥建设。
当年11月，在上海诞生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支股票——飞乐音响。股票发行时，国内还没有证券营业部，由工行上海分行信托投资公司代理发行。该公司在飞乐电声厂大门贴了一张海报，公司副经理胡瑞荃背上钱箱，在厂门口的收发室里，像卖电影票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股。不到6个小时，32.5万元飞乐音响股票发完了。
1986年初，飞乐音响进行第一次分红扩股，税务局稽查大队的人来了：“你们这是私分国有财产！”
企业负责人秦其斌据理力争：“我们不是国营的。”
“集体的也是国家的！”
最终，秦其斌写检讨，企业罚款。
1986年11月，邓小平把一张飞乐音响股票赠送给来访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3]
脑体倒挂
1984年，《中国青年报》做了一个最受欢迎的职业调查，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而排最后的三个职业分别是科学家、医生、教师。[4]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的流行语。据1982年北京的调查，50岁以下大学文化程度的脑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为60 — 87元，比同龄小学文化程度的体力劳动者人均月收入67 — 100元低10%—13%。[5]
当年，“脑体倒挂”这个词频频出现在报纸上。
2008年，在全国两会上，这个词又出现在了报纸的标题中：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提案建议“防止新一轮‘脑体倒挂’”。
一对来自贫困山区的表兄弟，表弟是一位装修工，每年干8个月左右的活，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并多次拒绝表弟的好意，执意不肯与他一起打工。表弟深有感触地对冯世良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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