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同班同学

景运则

毕业四十多年了，一直保持联系的同学，少而又少，景运则是其中的一个。

究其原委，一半是我为人不怎么好，一半也是逢上那么个特殊年代，而我又是个较为特殊的学生。

山西大学历史系六五级，只有一个班，三十二人。一九六五年入学，一九七○年毕业，五年里头，有四年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一节课都没上过。这期间，还有两个时段不在太原。一个时段是一九六六年春夏间，在岚县农村搞半农半读；一个时段是一九七○年前半年，战备疏散到了昔阳县农村，就在那儿毕业的。这可以说是年代的特殊。

我的特殊在于，三十几个同学里，就我和乔象鋐两个出身不好，他家地主，我家富农。富农只是个名分，实际上我爷爷是镇上百货公司的业务主管，我父亲是山东德州监狱的管理干部，部队转业去的。那个年代，不说这个，只说你出身是好还是不好。好了，怎么都可以；不好，怎么都不可以。

为什么要说我为人不怎么好呢?这主要是因为，到了昔阳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我住了学习班，上了批判会，差点被打成反动学生。中国人有个固定的推理方式，就是——既然这样整你，总是你有过错，要不怎么不整别人呢?由此可见，你平日的为人一定不怎么好。说得多了，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就是这样一个不怎么样的自己，运则对我，却是一以贯之的好。

我说的好，不是什么“解衣衣人，推食食人”，真要那样，我也受不了。

他对我的好，是一个同学对一个同学的好，一种真正的好，相互尊重，绝无歧视。有人或许会说，太容易了，同学与同学之间不就应当这样吗?真要有人这么说，我要说，你还是太可爱了点，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一直住一个宿舍，就是老校门南边那个楼的第二层。楼呈曲尺形，就两层，我们的窗户朝西。说一直也许有点不准，至少也是好长时间没有变过。同宿舍五人，除了运则和我，还有三个同学，相处都不错。

一九六六年后半年，“出身论”甚嚣尘上，出身不好的人，都有一种危在旦夕的感觉，保不准哪天会被拖出去暴打一顿。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一天，外宿舍一个同学来我们宿舍，跟一个同学互相打闹，我们宿舍这个同学，将蘸了墨汁的毛笔一挥，墨汁洒在外宿舍同学的脸上，一下子眼睛睁不开了，顺手在床架子上扯下条毛巾往脸上一抹。我正在床上躺着，一看是我的毛巾，喊道:“这是我的!”抹了之后，那同学眼睛睁开了，一看是我，不光不道歉，反而恶狠狠地说:“是你的要咋样?你个狗崽子!”

听了这句话，吃惊的不光是我，还有同宿舍的人，连隔壁宿舍的乔象鋐听见这边的斥骂声，也跑了过来。在众人的怒目相视中，那个骂了我的同学恼悻悻地走了。

心境不好，学校一没事，就回了老家。我是临猗县人，老家在临晋镇上，一个叫韩家场的村子。

第二年夏天吧，一天中午，景运则和高永祥两位同学来到韩家场。永祥跟我同县，家在县东，相距几十里。我还以为学校有什么事，打发他俩叫我回去，交谈后方知，是永祥要回老家，运则跟上到了临猗，专程来看我。永祥下午就回去了。

大学同学来看我，全家都很高兴，记得我还带上运则，到我姥姥家去了一趟。

在昔阳，我让办学习班那次真够悬的。经过那个时期的人，该会记得，“一打三反”运动的那个“一打”，就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先是抄家，再是办学习班。所谓抄家，就是半夜来了几个人，要我交出自己的日记本，说是有人反映，我记有“反动日记”。交出去了，共十三本。偏偏我在这个晚上，又做了件蠢事，就是将掉下的几页日记，要塞进炉子里烧掉。不知人家早做了布置，一个同学光着身子，一下子从被窝里扑了过来，一把从火里将那几页日记抓了出来。销毁证据，铁证如山。于是第二天，就在红土沟村的小学教室里，开了我的批判会。

那个抓了我现行的同学，可着嗓子喊口号，脖子憋得青筋都暴了起来。我坐在前排，看得清清楚楚。过了一天，去灶房吃饭的路上，运则跟我走在一起，低声说:你呀，烧个什么，就装在兜里，洗衣服一揉不就什么都没有了?在那个年代，能有人跟你说这么一句话，真让人想哭。我从多少个人的眼里，看到的是，你小子这回可完了。

几乎各系都有揪出的老师和学生。快毕业了，学校领导不愿将事情闹大，过了两个多月，我这个学习班也就草草结束。我差不多三个月没理发，头发往下一甩，能遮了眉眼。对此，我自诩“蓄发明志”，实际心里怕得要死，生怕打发回了老家。

毕业后，我去了吕梁山里一个村子教书，运则去了晋东南地区生产资料公司。知道我喜爱古文，曾寄我一册木版印刷的《论语》。生产资料公司管废品收购站，是他从废品堆里捡出的。九十年代吧，他已到了壶关县，我也到了省作家协会，一次作协组织活动，带客人去外地，从一个景点出来，竟遇上了运则，多年不见，那个高兴啊!

二○一三年秋天，我去大同，见了老同学赵文生和王健秋，健秋是我们班的美女，如今已是六十多岁的妇人，仍不失当年的风姿。我们一起照了相，过后健秋将照片发给运则，运则回了两首诗，健秋又将之转给了我。其一是《追往事赠同窗》:

岚县并州红土沟，青春记忆在心头。

吾侪就学如流水，留下几多思与忧。

其二是《题健秋、安远、文生三人照》:

半头白发赵文生，安远依然黑发浓。

最是令人惊艳处，健秋仍旧绽姣容。

诗中的“安远”是我的本名。

看了他夸健秋的这首诗，又想起一件趣事。停课了，也不搞批斗了，年轻人闲得发慌，像我这样的，只能说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运则就不然了，他是个爱说爱笑爱活动的人，时不时地去女生宿舍转上一圈。每次回来，都显得格外兴奋，让我们这些傻帽儿很是羡慕，忍不住就问，去了说什么呀。不问还好，一问他就拿捏起来了，说能说个啥，你们猜去吧。我们当然是猜他如何甜言蜜语，讨女同学喜欢，到了最后，越说越不像话了，运则便大声呵斥:

“那是你们的心愿，不是咱老景的品行!”

不管怎样，我们都承认，在这上头运则就是比我们强。记得是我吧，曾送他一个外号，叫“驻美大使”，意思是，他是我们宿舍派到女生宿舍的代表。

不是当年时常“驻美”，怎会在快七十岁的时候，他还能品味出健秋的姣容。

王健秋

健秋是我们班的美女。

这话需要诠释，要不然会有歧义。

第一得看这个班多大，女同学多少；第二还要看非美女同学的颜值(借用当下最时髦的一个词儿)，才能判断出这个美女是真美还是假美。美女本无定则，全是比较出来的。

这一来问题可就复杂了。我们班只有三十二个同学，女同学五个，其他四个谈不上美，也谈不上丑，可说是平平常常吧。——看看看，漏底了吧。且慢，虽说没有实物参照，我仍要说，就是在全系，就是在全校，健秋仍可说是美女。我们系还有一个美女叫施雅芝，两人相比，可说各有千秋。施高挑，王也不矮，只是不那么挺拔，反有一种柔和之美。论脸型，施的也算是瓜子脸，只是不那么标准，两腮略张开些；健秋则是标准的瓜子脸，用透视法将一个瓜子投射到她的脸上，准定分毫不差。

这一段说得太多了，看下面，就知道不是跑了题，也不是走了调。

二○一三年去大同那次，当地政府的一位朋友请客，将作家王祥夫请了来。祥夫是个口无遮拦的人，喝点酒更甚，记得刚开局没多一会儿，祥夫就指着健秋对我说，老韩，这是你的初恋情人吧。我笑笑没作声。

那次北去，同行的还有谢泳。后来健秋也在场，我跟谢泳说，以当年的形势，健秋绝不会想到我，我也绝不会想到健秋。说罢问健秋，是不是这样，健秋颔首称是。

毕竟在一起上了五年的学，开会会坐在一起，走路会碰个照面，真的就形同路人吗?

当然不是。现在能想起的情形，多半是坐在一起了，也会说两句话，路上碰见了，彼此会淡淡一笑，算是打了招呼。

只有一次，无意间我竟推了健秋一把，过后很是自责，也很是庆幸了一番。

一九六六年九月间，西安的学生运动进入一个高潮，又是静坐示威，又是发表宣言，说陕西省委和西北局党委如何迫害他们，呼吁全国各地的大学生给以声援。我们系有几个同学很会抓住时机，当晚便组织几十个同学，跑到山西省委，要求去西安声援，省委居然就批了，拨下现款和粮票。当晚就出发。去省委前，楼道里喧哗，我出去看，正好遇见健秋，问她去不去，好像她说要回去(女生楼)准备一下，说着转身走开，兴奋中我从背后使劲推了她一把，说:快去吧!过后才意识到，自己也太轻狂了。夏天还没有过去，隔着薄薄的衫子，能感到她肌肤的弹力。

照这么说，班上有个美女，跟没个美女，也没什么不同。

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倒是认为，班上有这么个美女，跟没有这么个美女，有很多的不同。

先说一件小事。记得是战备疏散到了昔阳，去一个什么地方参观吧，在村外干河沟里站着等候消息，三个一堆，五个一伙，闲聊打闹，消磨时光。我们这一堆里，不知谁提议的，指着一块大石头说，看谁能搬得动。没什么人响应。健秋也在，惊叫说，这么大，谁能搬得动呀。这话一说，情形可就不一样了，竟有虎贲之士，使足了劲去搬。这个搬不动，那个又上去，试的人总有七八个。记得我也上去试了下，自然是纹丝不动。最后好像是王保善同学，还真的搬动了。连平日自恃老成的王玺堂，也拉开架势去搬，石头动了没动，记不清了。于此可知，跟前有个美女，跟没有美女是不一样的。

我们班总的说来，是一派；细究起来，是两派。我在的这一派，可说是造反派；健秋是另一派的，她不是头目，也不是积极分子，只能说，他们晋北的几个，都在这一派。我们这一派，有原来的团支书和班长，他们那一派，没什么干部。这并不是说，他们那边没有人才，有那么两三个，什么时候看去，都是“自有谋略在心头”的样子。

到昔阳后，“一打三反”运动中，办我的学习班，要把我整成个什么分子的，就是健秋那一派的几个人。健秋也是办班人员之一。不是专门挑的她，是他们那几个原本就是一个组，让这个组给我办班，自然就有她了。

开过批判会，过了一个星期吧，让我做检查，同时宣布他们写的批判稿，说得具体点，就是从我日记里摘录出的反动言论。

记得是在一个农家院里，房里一盘炕，铺着木板，有的坐在炕上，有的坐在被摞上。主其事者，手持厚厚一沓稿纸，念起来抑扬顿挫，神气十足。另一个在一旁帮腔，间或补充点什么。健秋也在炕上，大概不善于盘腿而坐，就那么双腿一并斜戳着。若在平日，该是一副慵懒的样子，这会儿自然不能这么说。她的身子靠里，一组人围个大致的圆圈，我是受批评者，只能是身子背着门，坐在靠外一点的地方，这样，我与她就是个斜对面的格局。

古时西方的海伦小姐，引起了一场多少年的战争。不是现在，也不是当时，总在事情过去十多年之后吧，我忽然想到，那几个同学那样狠心地整我，或许就是为了显示他们的威武，讨得健秋的一点欢心吧。只怕他们的显示，健秋未必有欣赏的雅兴。

批判会上，那个领头喊口号的同学，喊“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类的口号时，我跟着喊，喊“韩安远必须老实交代”时，我不喊也不举手。在小组的检讨会上，更是肆口狡辩，绝不承认自己的所谓“罪行”，弄得那几个同学，一点办法也没有。

现在想来，那些整我的同学，或许有给班上的“海伦”看的意思，就是我，又何尝没有不能在美女面前露怯的念头?

这些都是揣测。

最实在，也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前年的一件事。

受过批判，又发配到偏远山区，离校后，我很少主动跟班上哪个同学联系，更不要说跟整过我的那几个同学了。这是从我这边说的，从同学们那边说，也没有谁主动跟我联系过。这些我都能理解。想不到的是，健秋会是三十多年后，第一个主动跟我联系的同班同学。

二○一三年春天，我们一家去太原的龙潭公园游玩，在一处坡地上晒太阳，忽然手机响了，接通后，那边一个女人的声音:“是韩安远吧，我是健秋。”

“是王健秋吗?”我大为感动，当即说，“你是毕业这么多年来，同学里头一个主动跟我联系的。”

到了八月，我找到机会，跟谢泳、张继红两人去了趟大同。说是考察大同的边堡，一个主要的目的，是去看看健秋。见了面，她说，先前就听人说，韩安远成了作家，没当回事，春天在《杂文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的事情就是韩安远的，这才辗转托人弄到我的手机号码，给我打了那么个电话。还说，她丈夫从网上找到我的照片，她看了说，嘴唇厚厚的，没错，就是安远。这末尾一句话，最是让我感动。

去年秋天，健秋来过一次太原。听说她来了，班上好多同学都赶来一聚。我在太原这么多年，同学聚会，这是来人最多的一次。陪她一起来的，还有大同的赵文生同学。

现在时不时地，我们还会通个电话。

乔象鋐

前面说了，历史系六五级只有两个出身不好的，一个是我，一个是乔象鋐。

这个起初没怎么在意。以为大学招生，按分数录取，要三十个，就从前往后数上三十个，这三十个里头，有两个出身不好的，就录了两个，若有三个呢，自然就是三个了。后来才知道，这全是我的想当然。

我们入学的时候，系主任是许预甲先生。一次闲谈，许先生知道我是临晋镇韩家场村人，说他也是临晋镇人，老家在许家庄。这个村子我去过，离镇子二里地，我们村在镇子东边，相距也就一里地的样子。许先生问我，韩家场有个叫韩儒兴的，是我的什么人，我说不知道，只知道带儒字的，该是我爷爷那一辈的。寒假回去问爷爷，说此人是他的亲哥哥，十八九岁上得伤寒去世了，跟许家庄的许预甲是小学时的同学。

这个，我也没有怎么在意，觉得大学正好录取了我，许先生正好在这所大学教书，巧合而已。

“文革”中开会批斗许先生，他最大的罪名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投奔阎锡山，抗战期间任战史室主任，少将军衔。次一等的罪名好几个，其中一个是，每年招收学生，有专人负责，而最后录取，他都一一过目定夺，对出身不好的学生尤其认真，总要挑选他所谓的好人家的孩子。这个好人家，在批判者那里，自然是打了引号的。

这话让我暗暗吃惊。

不光想到了我，也想到了同班的乔象鋐。

以身世而论，他可真正是个好人家的孩子。

这几年在山西，无人不知姚奠中其人。章太炎的学生，推论之下，就是鲁迅的师兄弟，山西大学教授，书法巨擘。看过姚先生的传记，方知当年奖掖资助姚先生的，正是乔象鋐的父亲乔鹤仙先生。乔先生当年在山西，可说是一位文化名人，在山西大学、省教育学院等高校任教，解放初期是省文史馆的馆员。子女多有成才者，有个女儿，就是中国社科院的唐代文学专家乔象锺女士。

再后来看书多了，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三十二个学生里，有两个出身不好的。

中国的大学招生，在对出身不好的学生的政策上，曾有过几次反复。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某一年，凡出身不好的，一律不得上大学，结果是那一年够资格的全录取了，还招不够，只好临时抽调在职干部进入大学学习。后来教育界有“调干生”之说，那个“调”字就是这么来的。到了六十年代前期，政策相对成熟，经过相当的政审程序，可以招收出身不好的学生了，比例是百分之五。历史系一个班三十二个人，按比例是一个半，人没有半个，只能是两个。中文系一个班五十人，三个班，只能是有的进成三个，有的舍成两个。统筹下来，仍是百分之五。

这一年只能招两个出身不好的，怎能不让许先生挑来挑去，费尽心机?

弄清了这一点，我心里大为感动。不能不承认，许先生这样做，多少是有点私心的。然而，这又是怎样高尚的一种私心!

有了这层关系，有人或许会说，你们两个在班上，定然是过从甚密的好朋友吧。

你还是不更世事。请想想，在那个年代，两个出身不好的，怎么会过从甚密，授人以柄呢。

但我们确实是好朋友，只是过从不密罢了。这“不密”不是不理不睬，而是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事了，说说话，没事的时候，绝不会腻在一起叽叽咕咕。就这样不密不疏，不即不离，彼此心里都认同着对方，更多的是象鋐对我的关照。就像前面说过的，有个同学在这边宿舍骂我是狗崽子，象鋐在隔壁宿舍听见了，马上冲了进来。后来跟我说，一进来，他什么都明白了，只看那个骂我的同学下一步做什么，要是再不收敛，他会帮我一把的。事实上，有同宿舍里的两三个同学，再加上象鋐过来，一起怒目而视，那个同学也自知理屈，只能是恼悻悻地离去。

只有一次，避过人，象鋐对我说:“安远，你是怎么啦?人家都瞄住你了，你还故意挑逗人家，别那么爱说话嘛。”

这是我的一个大毛病。对人从不动什么心机，什么时候都是那么糊里糊涂，天地不醒似的。有人以为我对人多么刻薄，实则我心里从来没有对人怎么样这个念头。总觉得同学就是同学，同事就是同事，以诚相待，操那么多心做什么。

毕业分配的时候，最亏的要数象鋐。

几十年后仍得承认，不管局势怎样混乱，主持分配的机构还是公道的，配备的名额做到各回各地，还有富余。但是到了系里班里，就不一样了。享受特权的，是那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出身好的，还可以争一争，事实上也没人敢歧视；出身不好的，只能是垫底了。我家在运城，分到汾西县，还不能说多坏；象鋐家在太原，太原有足够的名额，没他的份儿，那就回老家吧，他老家在河津，运城地区的名额并不少，轮不到我，也轮不到他，结果是去了有大骨节病的安泽县。他一待就是七八年，费尽周折，才调回太原。

我是在吕梁山里待了十五个年头才调回太原的。一到太原，就打听象鋐，知道他在太钢中学教书，抽空儿就去了。有同学来太原，只要说想去看象鋐，我总是热情带路。有一年景运则来太原，说要去看象鋐，就是我陪他去的。

前几年，他的夫人包了附近农村一亩菜地，秋天，他邀我一家去采摘，中午饭是在他家吃的，嫂夫人为我们做了河津有名的“菇蕾”，拌有厚厚的酱渍的肉片子，吃起来嘴里流油，却一点也不肥腻。

他的两个孩子结婚，我都去了，同去的还有王昌智同学。

去年秋天，王健秋和赵文生来太原，我最先告诉的就是象鋐，请他务必来。看健秋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原因是，我俩也有一年多没见面，趁此机会聊聊天，以慰相思。

王昌智

大学那几年，我不愿意跟某一个同学格外地好。原因很简单，一是自己出身不好，不愿意连累了别人，再就是，也不愿意让人说自己怕孤独，有意讨好什么人。然而，人的思想感情像电波似的，总能在寥廓的天宇里，找到相同的频率暗中相通。

王昌智，什么时候我都认为，他是同情我，跟我心灵相通的。

亲切地交谈过吗?没有。

遇上什么事，共过患难吗?也没有。

可就这么怪，五年里，我总是这么顽固地相信着。

男同学里，昌智是最英俊的一个。个儿高高的，脸儿白白的，这都不必说了，最惹人的，是眉清目秀，鼻梁笔直。去年王健秋来了聚会，昌智也来了，快七十岁的人，仍那么神清气爽，玉树临风。

我有一本老影集，里面同学的照片不多，有一张上面有昌智，不是昌智一个人的，是我、昌智和高俊三个人的。我在中间，昌智和高俊在两边。时间是一九七○年六月，地址是昔阳县照相馆。

何以会有这样一张照片，且是这样的格局?

前面说过，这年年初，学校战备疏散到昔阳，随即开展“一打三反”，我叫抓了典型，上了批判会，住了学习班。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出事前就该理发了，出了事，明明怕得要死，还自己给自己鼓气，就是不理发，做个蓄发明志的英雄。两个多月下来，真够长的，脑袋稍微往下一垂，头发耷拉下来能遮住眼睛。快毕业了，学习班结束，昌智和高俊邀我去昔阳城里逛逛，顺便理了发。理发前，先去照了相。因为是安慰我，照相时自然让我居了中。

说到住学习班，想起一件事。在昔阳，我们系所在的红土沟村没有煤窑，烧煤要去县东几十里的一个煤窑上拉。平板车，一人驾辕，一人拉套，还有一个跟着，上坡了推推，下坡了拽拽。通常派人，一个是捻军史专家江地先生，一个是正在住学习班的韩安远，再配上一个普通学生，看起来还公道。实际上，最大的不公道是，江地先生五十多岁了，还要做这样的苦役。我们一起出去，论理应当是上坡了，三人协力，平路上我驾辕，他两个跟上就行了。轮到昌智去，他非要驾辕，让我和江地先生跟着。若在平日，这不算什么，谁驾辕都一样，可是人在难中，那份情义就不能不让人热满衷肠了。

昌智是阳泉人，毕业分配时，正好阳泉有一个名额，他又是干部家庭出身，谁也不会挤了他，自然就留在了阳泉。记得我们离开红土沟，是乘的一辆大卡车，拉到阳泉火车站。车票事先已发到手。火车来还有一段时间，昌智邀了两三个同学到他家，他家就在火车站后面的街上。在那里，我们见到了伯母，一个富态的老太太。好像他的父亲早就不在世了，家里就他跟母亲两个人。

我调回太原，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见了昌智，正好那几年，他住的地方离我们单位不远。我曾去过他家，见过他年轻的媳妇。这是他的第二任夫人，比他要小十一二岁。他调回太原，比我要早得多，一直在省工商局上班。我们班的另一个老大哥同学阎进中，也在工商局工作。进中的妻子李西梅，也是我们班的。这样，凡有聚会，只要给昌智一说，三个人就全来了。健秋来的那次，就是先通知他，他又通知了进中和西梅。

那次聚会，是多年来同学聚会中最热烈的一次，人多，气氛也好。在校时都是二十上下的人，转眼一个个都成了老翁老妪。喝了点酒，难免有些感慨。不知怎么说起了我，无非是成了作家云云，昌智接上说:

“咱们班也就怪了，有那么几个人，明明上的大学历史系，不能好好念书了，也没说不让你好好做人呀，把山西大学当成黄埔军校了，净想着怎么整人。”

他说着瞥了我一眼，又接着说下去:

“就说安远吧，人就是直了些，见了看不惯的东西，忍不住说上两句。这是多大的过错，非要整上一顿不可，有什么意思呢!”

多聪明，怎么就想到了黄埔军校。

我笑着制止了他，说，过去的事了，不必说了。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的是，有昌智当着这么多同学的面，这么说上一下，我受的那些罪，也就不算什么了。

今年过年，我在外地看孙子，没有回太原，特意给昌智去了个电话。

他配得上我的一份特殊的敬重。

高俊

我们班里，真正的干部子弟不多，也就三两个。本来我也应当算一个的，一则我家的成分是富农，再则我父亲的干部级别低，也就不能作为我的出身成分。现在说起来有点荒唐，当年可是有板有眼，谁也不敢不遵从的。

不多的几个里，高俊是真正的干部子弟，也最像个干部子弟。

平素的衣服，档次明显要高许多，那时我们还不知风衣为何物，高俊就有一件，米黄色的，不是正经穿着，就那么随意披着，显得特别有风度。再就是，我们这些人，上衣是蓝布的，裤子也是蓝布的；高俊不然，上衣记不得了，有条裤子是驼色的(后来知道那是毛料)，裤线笔直。同宿舍的人说，高俊每天晚上睡前脱下，总要将裤缝捋了再捋，叠好搭在椅背上。说这话的人，很是不屑，我相信好多人听了，是当作生活经验记下准备践行的。

也不全是佩服，有件事，当时确是作为笑话说的。

说是高俊有一支竹笛，自个吹过，若短时间内不吹了，多半会勾起食指，像鸡啄米似的，在笛膜之上隔开一点距离，轻轻地啄上几下，最后一下，噗的一声，啄在笛膜正中，将之啄破。说的人说得活灵活现，我当年听了也是觉得好笑，现在不这么看了，笛子既是心爱之物，若不啄破笛膜，放在一边，这个拿起吹两下，那个拿起吹两下，多不卫生。

跟高俊的关系，也有点像跟昌智一样，心里有某种的相通。他是晋南人，又重乡情，来往就稍多些。记得刚去岚县半农半读，正是“文革”前夕的大批判阶段，班上让自主结合批判小组，我和高俊，还有曹三明结合为一个小组，写下批判文章，署名为“高远山”，高是高俊、远是韩安远、山是曹三明的那个三字的假借。文章也有寄出去的，自然不会发表。

光我俩在一起，高俊会说些出格的话。我们这一届学生，是“文革”前最后一批，政审之严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有那么几个同学，可说全是靠了出身好进来的，素质之差出人意表。有一次高俊跟我说，像某某某，怎么会成了大学生，跟这样的人同学，让人恶心。这样的话，我是不敢说的，他说了，我心里赞同，嘴上也不好说什么。

半农半读下去三四个月了，一节课也不上，有一次去大田劳动的路上，高俊说，这叫干什么?整天下地劳动，还用得着上大学吗?

当年八月回到学校，运动就正式开始了，此后直到毕业，没上过一天的课。最热闹的那段时间，高俊背地里仍有好些不满意的话。只有一次，我跟他说了句不该说的话。那也是实在忍不住了才说的。原话记不清了，意思是(“文革”中)一个人的革命热情，跟他的智商基本上是成反比的。他没说什么，直夸我聪明，吓得我再也不敢跟别人说了。

对我的学问，还有写作的能力，高俊一直是信服的。有多少依据，我说不上来，他也说不上来，就是个信且服。在这点上，他是真诚的。有的同学恰恰相反，也是没有多少证据，总是顽强地认定，一个出身不好的学生，思想不好，学业好不到哪里去，文章也好不到哪里去。

高俊的家在太原，父亲是省里某部门的领导，母亲是市五金公司的领导。去了昔阳那一年春节，我回过一次老家，从阳泉到运城，中间要在太原倒车，高俊让我去他家过夜，我去了，伯母将我安置在高俊的房间，当晚吃了顿好饭，临走又是好饭，让我很是过意不去。

毕业后，我分配到汾西县教书，高俊说，他父亲是解放后汾西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我去了汾西，有一次跟县委宣传部的王部长说起，王部长是位老同志，听了马上说，是的，高书记是个有文化的人，不像后来的书记，多是工农干部。还说，他见过高俊，当时不过四五岁，满院子跑，可淘气啦。

毕业时，高俊分在太原，过后又调回运城，先在组织部工作，后来下到县里当领导，又回到某个局当局长。他父亲恢复工作后，当过地区计委的主任，没几年就得病去世了。我每次去他家见到伯母，就想起当年她招呼我吃饭的情景。老人慈祥开朗，一看就是大户人家出来的。他的夫人，俊俏干练，记得叫俊芳，人如其名，是我们那儿说的俏媳妇。

每次去了高俊家，他总惋惜我学习那么好，分配到山里教书实在是可惜。临走时，总要送我个什么，有一次竟将他父亲留下的一套石印的《东周列国志》两函十六册送给我，说在他手里没用，在我手里或许用得着。我后来写《李健吾传》，其中说李父送健吾一套《东周列国志》，跟高俊送我的这套差不多同时出版，便以之作了配图。

前些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要重版《李健吾传》，修订时看到书中《东周列国志》的书影，不由得就想起了高俊同学。愿他一家安好，愿老伯母健康长寿。

二〇一五年四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