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一）

2002年，是我从央行到农信社行业管理的第三个年头。很多事情，当你身临其境的时候并没有多深的感受，只有过了若干年，再回过头去看，某一年，某一阶段，某一事件，才会使我们觉得有多么重要，多么难忘。2002年，注定就是这样特殊的一年。

从那一年的年初到年末，在我市的农信系统，确实发生过几件大事，以至于戏剧性地影响到日后的经营管理。这里回顾二三事，作为我职场生涯中的所谓大事件，也让后来者有所感悟。

十亿贷款风波

那年八九月间，我接到新华社驻本市记者站一姓C记者的来电，要求采访下面一县区开办的小额农贷担保业务，说是具有先进性，如果事情典型，他向“内参”投稿，以利宣传推广。因此事归属业务管理条线，我把陪同、介绍任务交代给业务部门的Z科长。几天后，Z科长向我报告，采访陪同任务圆满结束，但C记者一路上问了他不少“内幕”事情，尤其对我们为何不真实反映不良贷款一事颇感兴趣，还写了篇东西说要报到上面去。我心里感觉不是滋味，但毕竟没有看到白纸黑字，也不便多说。又过了一月余，业务部门G、Z两位科长急匆匆向我报告，并展示一份“内参”期刊，其中赫然有C记者署名的一篇标题为“十亿贷款哪里去了？！”的文章，这下我吃惊不小。细看文章，大致反映了几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说我市农信社资产不实，有十亿贷款没有在账表上反映；二是这类做法是上级行（包括央行）要求不反映的；三是农信社资产存在很大的“黑洞”。如此严重的说法，登在“内参”上，上至北京，下至市里，各级部门领导都看到，怎么得了！我紧急召集一应人员，要Z科长复原当时情景。Z科长颇感委屈地诉说：在陪同C记者途中，C记者很关心农信社经营，不断探问经营中的实际数字，我也当他是大记者，出于关心我们，就谈了农信资产真实性的问题，哪知道C记者将我口头谈论的东西当真的写了。听了Z科长的话，我凭借对文件流程的大概情况，算了一下，对我同事们说，如果两个月之内有反应，事情麻烦了，如果两三个月没反应，此事也许过去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多月后的一天，央行Y行长把我叫去，给我看了一份“内参”。上面有从国务院、央总行、省行、各级政府领导的批字：要对这不知去哪里了的十亿贷款做出严肃查处。我只得先承认管理疏忽，引起这么大事件，再向领导说明前因后果。Y行长尤其对内参上明确点了他们单位的名字特别感冒，责成我严肃处理Z姓科长。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代表部门和个人写了几次“情况说明”，反复解释了十亿贷款没有去哪里，只是年终决算时考虑各方面影响，没有真实反映十亿不良贷款，这是农信社和农行脱钩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当然，我也严肃指出C记者哗众取宠，断章取义，为了自己出名，没有实事求是表述，投稿前也未经我们审核同意。同时我也深刻检讨管理中的薄弱项。如此几个来回，也获得Y行长等一班领导的谅解。C记者也向我们表示道歉，Z科长也吸取了一次教训，我们部门也制定了一条纪律：非经许可一律不得向社会其他部门透露经营数据。这个风波渐渐得以平息。

临近2002年底，我思虑再三，和大家取得共同意见后，向Y行长报告，意向在年底将上述所谓的十亿不良贷款完全真实反映出来。听了我的利弊分析后，Y行长非常赞成真实、完全地反映不良贷款（当然，Y行长也冒着被上级行“金融安全区”考核严重扣分的境遇）。年底，各家行社根据质量标准，如实反映出原来“不知哪里去”的不良贷款近十亿。谁料到，第二年全国农信搞改革，央行对不良贷款进行票据置换，基数以2002年底为准，如此一来，我市农信系统多置换了5亿左右票据，真应了那句话：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质押贷款风波

2002年初夏的某一休息天，F联社的两位领导S先生和W先生来我家紧急向我汇报，有一笔2000万的股票质押贷款可能会出大风险。我先仔细听了他们叙述，大致情况是这样：在“金融创新”的号召下，银行和证券公司联手推出了一款股票质押贷款品种。时逢F市某家企业手头有一大批C公司的上市股票，据说还是科技股，有大涨趋势，F联社遂以折扣率后的2000万元作为股票质押贷款发放给企业，并和证券公司约定，如有连续三个跌停板，即要强行平仓，作为控制风险和锁定风险的一项重要措施。谁知前7天该股票连续7个跌停板，随后停盘，再要平仓已不可能。因为此笔业务尚属创新，F联社责成营业部管理。谁知营业部一干相关人员均未及时报告与处置，拖延至今，恐怕损失很大。说到此，S先生和W先生深表懊恼和无奈。听了他们一番诉说，我心中大致有了底。我开门见山问二位，你们能否保证在这笔业务中自己没有私利，没有捞好处？二位言辞诤诤“绝没有为私利捞好处”。我说，那好，既然不是明令禁止的业务，当不属违规经营，不过在管理中疏漏是很明显的。再一个，只要二位担保没有私利纠缠其中，我将引经据典向上级如实反映与汇报。当然，二位也要做好承担管理失职、受相应处分的准备。

引经据典谈何容易。当时，对该笔质押贷款的定性，在我们单位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以H先生为代表的一方（多数派）认为，此业务属严重违规经营，央行没有说银行可以做股票质押贷款，且F联社没有履行协议所定，造成重大损失，理应追究责任，严肃处理。以我为代表的一方（少数派）认为，是否严重违规，要对照央行的“规定、规章、规则”来定性。如果有明令禁止的，再去做，属违规。但找遍多少年的政策依据，没有禁止做股票质押贷款的“明令”，倒是找到一篇金融时报上有一篇表扬、推荐广东某银行开办此项业务的文章，认为这是金融创新。实际上，在我市，当年已有几家银行开办过此类业务，如果说违规，怎么界定具有导向意义的金融时报文章，再者，如果说违规，那么已开办或正在开办此类业务的银行也将遭到同样严厉的处罚。双方意见，你来我往，此起彼伏，当时甚至有同事劝我，既然领导层已经倾向于按“严重违规”处理，你也别多说了。但我认为，重大事情，如何定性，如何处理，总得有根有据，尤其是处理一个单位的领导，必须按政策依据，哪怕处理得再重，也要让人家心服口服。后来，由于当事人的再三申辩，L行长多次召集专题会议，上下、内外征求意见，将此笔业务定性为管理上严重失职，S先生、W先生以及一班管理者也受到相应处分。

去年决算前，和同事前往F行商议经营管理数据，又问起那笔挂了十几年账的质押贷款。对方告知，十几年中，他们为该笔贷款打了不知多少次官司。该笔贷款质押的股票市值最低只有几百万，去年末，市值比原值翻了一倍多，F行准备卖掉质押物，收回本息，为这件长达十几年的“风波”画上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