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蒋介石“联共”有过考虑,而且比张学良、阎锡山更早。

蒋介石是从“联俄”的角度开始考虑“联共”的。

蒋介石有一个观点:单靠中国本身的力量根本抵抗不了日本的侵略。他在1933年10月2日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日本人“要我们哪一天死,我们就不得不在哪一天死”。

那为什么日本又不要中国在“一天”中就“死”去呢?蒋介石认为,那是因为有其他强国在牵制着它。所以,中国要抗日,就必须联合世界各强国,也就是得到他们的武器支援和其他支援。

“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苦苦地等待国际社会对日本的制裁,但英美等国隔岸观火、无动于衷。这样,蒋介石就只好把目光转至苏联。

1934年夏,蒋介石委任蒋廷黻为全权代表,去苏联“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随后又先后派了邓文仪、张冲、陈立夫去苏联进行活动。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联俄”就必须“联共”。因此,邓文仪在莫斯科透露,国共问题,可以“政治解决”。他还在1935年11月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接触。

1935年12月9日,蒋介石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在谈话中公开表示:“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很高兴。”

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对鲍氏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中国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蒋介石提出条件,共产党是能够接受的,并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如放弃“反蒋”的口号,从山西撤军,以全党的名义于1936年8月25日正式提出:“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等等。

但蒋介石希望“团结”的是一个软弱的共产党,而不是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因此,他一面指定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负责同共产党联络之事,一面调集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

同阎锡山相比,张学良在“剿共”战争中吃的亏更大。从1935 年9-11月,3个月还不到,东北军在陕北“剿共”战场上损失了近3个师的兵力。更令张学良悲伤的是,遭到全歼的2个师:110师和109师的编制被蒋介石趁机取消,对阵亡的该两师的师长何立中、牛元锋,张学良请求发给其家属抚恤金各10万元,蒋介石也批示道:“碍难照准。”

这哪里是单纯的“剿共”,岂不是一箭双雕,既“剿共”,又消灭“异己”吗?

只有傻瓜才继续干下去呢!

所以,集结在陕甘苏区周围的“剿共”军虽陆续增加到260个团,但愿意打的1/3也不到。而红军方面,则在1936年10月实现了三大主力胜利大会师。

蒋介石大梦难醒,仍坚持认为:“剿匪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决定“御驾”亲征,前来前线督战。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50寿辰。当局决定在蒋驻地洛阳大庆一番。

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3人先在西安密聚,进行了彻夜长谈,决定利用祝寿机会联合向蒋进谏,说服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祝寿典礼完毕后,蒋介石单独会见张、阎2人。

当时,傅作义也从绥远来到洛阳为蒋介石祝寿,并分别向阎锡山(傅此时仍为阎的部将)和蒋介石汇报了绥远的敌情。

1936年春,伪蒙军在日军的支持下侵占察北6县,并开始向绥远渗透。

7月,伪军4000余人进犯绥东红格尔图,被傅作义部击溃。此后,日伪军秘密集结军队,准备由日军军官指挥伪军再犯红格尔图,以打开进一步西犯的通道。到10月31日蒋介石洛阳作寿时,著名的绥远抗战已做好了部署,后于11月5日打响。

张、阎按事前的约定,试探着用紧迫的局势来改变蒋坚持内战的政策。但蒋介石毫不动摇,说着说着,蒋大发雷霆,拍着桌子厉声责问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两人只好告退,分手前,阎锡山无奈地说:“汉卿呀,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只有咱们自己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吧。”

随后,张、阎2人分别按自己的方式做了起来。

阎锡山的方式是公开宣布“守土抗战”,号召“晋绥军全体在平绥线上与敌一拼”,并组织了以傅作义、王靖国两部为主力的绥远抗战。最后于11月24日收复百灵庙,击毙日军30人,处死日本“指导官”29人,其中大佐1人,击毙伪军1000余人,俘敌400余人。这就是给予全国人民巨大兴奋的“百灵庙大捷”。毛泽东亲书“为国御侮”锦旗一面送往绥远,并评价道:“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即旺),气为之壮。”

一时,主将傅作义成为举国盛赞的民族英雄。而指挥绥远作战的大本营太原,则成为全国进步青年齐涌而至的地方。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评价道:

山西以一隅之地,进行了守土抗战,收罗了进步青年,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表现了思想自由,允许开设“生活书店”。我看见山西有了光明,虽然仅仅点出了一支土蜡烛来,光明不大,但我却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像扑灯蛾似的围着这点儿光明,不肯他去了。

朱德1940年9月25日评述百团大战时遗憾地指出,“对于津浦和平汉的南段、对于胶济路、对于长江两岸的敌人的交通网,我们还不能够进行最有效的大规模的破坏。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地方,我们还未能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为什么在那些地方又“未能积极发动群众”呢?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那些地区的执政者,不但战前完全压制群众,战后也多方限制群众。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105个团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掉下来了也没饭吃、没衣穿、没地方住。而不同当局结成统一战线,单靠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群众也不可能迅速地广泛地发动起来。百团大战有必要从中共争取阎锡山,阎锡山转变态度写起,其理由也就在这里。

张学良劝蒋抗日的方式最后只有“兵谏”,于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从而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提供了契机。

红军则用战斗向蒋介石证明,“剿共”绝对没有到“最后五分钟”的关键时刻。1936年11月2-22日,红军在山城堡歼灭中央军胡宗南部78师的一个旅又两个团,迫使胡宗南部停止了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

日军也在“逼蒋抗日”,于1937年7月7日发起卢沟桥事变。随后,全面侵华。

这样,红军过黄河的人为障碍就彻底扫清了。蒋介石、阎锡山由不准红军过河转为急盼红军过河。

这下轮到毛泽东琢磨起来了。河是要过的,问题是红军以什么身份、什么条件过河。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怎么能随便由你蒋介石或阎锡山调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