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与小岗村搞大包干差不多的时候,遭遇百年大旱后的安徽省委,在秋种时,派出了大批干部到生产队组织农民种“保命麦”。肥西县山南区委书记杨茂林在黄花大队蹲点,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到人”的办法,很快在全县自发进行了推广。有人把状告到了省委,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这位在后来中国十几年的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的领导者亲自去进行了调查。他先来到了小岗村,问严俊昌搞大包干有什么好处,他回答说:“现在一家一户种田,起早睡晚,大人小孩都能干,根本不用队长喊。以前捆在一起,社员出工不出力,粮食不够吃,队长没法当。”

万里听了很高兴,说:“如果有人说你们不对,你就问他,你有什么好办法?你要有办法,让大家吃饱肚子,我就跟你学;如果你没有好办法,对不起,我没有错。”

实干家的真理,也是最实在的。

1979年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读者来信,指责包产到户是复辟倒退。滁州地区一位县委书记急如星火地找到万里,万里坚定地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饭吃,可要来找我们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样干。……”

农民要种田,种田要吃饱饭,这简单得犹如1+1=2的道理, 在1979年初,却成了举国上下反复争论不休的政治问题。饿死人也不要紧,那毕竟是为“社会主义”而饿死的,分田单干搞资本主义,那才是最大的罪过。

——多么荒谬可笑的逻辑。

当时,全国各地,都有零零星星自发实行多种形式的“定额包干”的。农民采取巧妙的方式,加以隐瞒或与领导周旋。但一旦被发现,无不被立令取消,扣上修正主义“三自一包”的帽子,批倒批臭。

中国农民为了吃饱肚子,竟与共产党的干部周旋开展“地下斗争”,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悲剧。

1979年,第一个搞大包干的小岗生产队用事实证明了他们的作法。这个村粮食总产达13.2万斤,比1978年增长6倍以上,18户社员人均收入311元,比上年增长6倍多。1957年以来,这个生产队第一次向国家交售粮食4万斤,油料2.4万斤。当时他们编了几句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农民的自发行动,终于得到中共高层领导的首肯。1980年,中央正式肯定,包产到户是农业生产的一种较好形式。

从此,安徽、四川的包产到户、包产到组的办法,以最快的速度在全国传播并实施,迅速发展成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经济改革热潮。到1984年,全国农村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落实联产承包的农户达1.84亿户,占总农户的96.6%。与此同时,全国基本上完成了政社分开的工作。从1958年8月开始实行了长达26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不复存在。

这是中国历史上农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是中国农业生产的一次真正的“跃进”。它以特有的生命力,把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农业经济推向了一个高峰。

信奉“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管天下发生什么大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