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崇禧在积极抗战的同时与中共的关系也较融洽。武汉撤退前夕，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为适应武汉失守后形势的需要，打算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支持广西抗战。白崇禧欣然允准，并表示愿为办事处提供方便和予以保护。在共同抗日这一民族大义感召下，白崇禧对中共及进步人士的态度显示了其相对“开明”的一面。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白崇禧不是“中间派”，更不曾“偏左”。
白崇禧在积极抗战的同时与中共的关系也较融洽。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前后他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接触就是证明。此外，还有更多的例证。1938年春，当广西学生军宣传抗日来到武汉时，白崇禧派人请来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邓颖超、王明等人给学生军演讲。武汉撤退前夕，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为适应武汉失守后形势的需要，打算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支持广西抗战。白崇禧欣然允准，并表示愿为办事处提供方便和予以保护。于是，中共得以在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由李克农负责办事处的工作。当1939年底至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白崇禧和李宗仁都摆出中间派的姿态，甚至继续显示其“开明进步”。
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抗战时期的白崇禧是从1927年4月血雨腥风的上海滩一路走过来的。作为地方实力派首领，白为了维护本派系的利益固然会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但他对中共的反对却更坚决、更持久。在共同抗日这一民族大义感召下，白崇禧对中共及进步人士的态度显示了其相对“开明”的一面。这种“开明”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因而也是暂时的。白崇禧请中共人士为学生军演讲，但同时也威胁青年们不许受影响跑到延安去；白氏答应中共在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但同时也要求中共承诺不在广西发展组织；他曾经聘请中共地下党员杨东纯教授出任广西地方干部学校教务长，但当发现其进步倾向的培养方针时则不失时机地对杨加以排挤和阻挠。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白崇禧不是“中间派”，更不曾“偏左”。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白崇禧在“皖南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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