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弗洛里特医院时寄给艾琳·布莱尔的信（年月）

我最亲爱的：

你是个完美的妻子。一看到那些雪茄，我的心都融化了，终于可以不再为找烟而忧愁。麦克奈尔告诉我，你手里还算宽裕。而且鲍勃·爱德华兹带钱来的时候，你还可以找他借些，日后还上就好。不过不管怎样，千万不要苦了自己。可能的话，也要尽量多准备些食物和烟。每当你说你感冒了或身体虚弱时，我总是很难过。所以别太劳累自己了，也别担心我，我已经好多了，正等着明后天重回前线。谢天谢地，我手上的毒素没有扩散，虽然伤口毫无疑问还未愈合，但就要恢复了。今天手的感觉不错，我还尝试着刮了刮胡子，有五天没有打理了。天气也好转了许多，到处的春色让我想起了我们的花园，不知那里的桂竹香有没有开花，哈切特有没有播下土豆的种子。说起波利特^[1]的那篇评论，那写得真是太差了，不过也算替我的书做了些宣传吧。他肯定听说了我曾是马克思统一工人党民兵团的一员。《星期日泰晤士报》上的评论^[2]我一点也不在乎，维克托·戈兰茨在那儿做足了宣传，他们不敢贬低他出版的书，而《观察家》上的言论相比于上次也已经好多了。我跟麦克奈尔说，如果我这次再回来，就为《新领袖》写篇他们想要的文章。但鲍勃的刚刚发表，我写的肯定没他出彩，所以他们也许不会发表我的文章。而一想到在4月20号之前都没什么希望离开这儿，我就更加烦躁了。与我一同前来的人都已经在休假，而我却只是从一个连换到另一个连而已。若他们建议我早些回去，我绝不会拒绝，但他们不会这样，我也不想强迫他们让我走。我猜想这可能有别的含义：他们正在附近筹划一个行动，让我留下，只是因为觉得我还能帮得上忙。但这猜想似乎并不可靠。我待在医院时，每个人对我都很好，几乎每天都有人来看我。现在天气正好转，我想我还能再坚持一个月，到时我们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可能的话，我们还可以去钓鱼。

写这封信时，迈克尔、帕克和巴顿肖^[3]回来了，你真应该看看他们进门时看到人造黄油的样子。还有，那些照片很多人都想要，我已经在每张背后注明了需要的张数，也许你能多印几份。这应该不会花费太多吧——我可不想让那些西班牙的机枪手们失望。不过有的照片照得确实挺糟糕的，你看有一张巴顿肖的样子很模糊，那是因为当时有颗炸弹在房子后面爆炸了，你可以看出照片左侧有些模糊。

就写到这儿吧。我想封好这封信交给麦克奈尔，不过不知他回来没有。亲爱的，谢谢你给我寄这些东西，好好保重，希望你过得开心。我跟他说了，休假时一起聊聊现在的局面。也许你也可以找个机会跟他说说我打算去马德里的事。再见，我的爱人。我很快会再给你写信的。

献上我所有的爱

埃里克

[1] 波利特（Harry Pollitt，1890-1960），兰开夏郡的一个锅炉制造商，也是1920年建立大不列颠共产党的成员之一，并在1929年成为了该党的秘书长。他与拉贾尼·帕姆·杜特一起领导该党直到去世。不过1939年秋天，他被赶下台。直到1941年7月德军入侵苏联时，才因为他当时反对法西斯主义、宣扬民主战争的姿态才重获权力。他关于乔治·奥威尔《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评论发表在1937年3月17日的《工人日报》上。

[2] 《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的评论，即1937年3月14日，爱德华·尚克斯和休·马新汉姆对于《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评论分别发表于《星期日泰晤士报》和《观察家》上。

[3] 都是奥威尔的战友，分别来自英国、南非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