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早年岁月

1899年7月末，我赶回斯特拉斯堡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口试环节，齐格勒和文德尔班都认为我的发挥明显低于他们的预期，且与论文中所表现出的水准不符。这也难怪，若仅就备考而言，我当初待在斯图姆夫的实验室里无异于是在浪费时间。而且，因为偏重于研读原著，我几乎就没怎么吃透自己的教材。

1899年底，论文终于出版问世，书名定为《康德的宗教哲学：从〈纯粹理性批判〉到〈纯粹理性界限内的宗教〉》。

西奥博尔德·齐格勒建议我去争取哲学院的编外讲师资格，而我却决定致力于神学事业。他又暗示，一旦我担任了哲学编外讲师，在众人面前主动进行传教活动恐招致非议，多有不便。可我认为，传教对自己来说是一种内在的需要，实难舍弃。想想每个礼拜天，在教堂会众面前宣讲生活之真谛，真乃人生一大快事啊！

之后我便一直留在了斯特拉斯堡。尽管不再是学生身份，我依然获准继续住在威廉学院（即圣托马斯神学院）的宿舍内。我确实很喜欢此处，以前学生年代就已经度过了无数的美妙时光。窗外有幽静的花园、参天的巨树，简直就是一块风水宝地。这对于我即将开启的事业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刚一完成论文修改工作，我又开始努力争取传授神学的从业证书。之所以下定决心尽快拿到文凭，无非是想让出戈尔奖学金的名额，好让其他满足条件的学生早日享受这一恩惠。我的朋友耶格尔也是一名学生，在东方语言方面颇有天赋。就是为了他，我才把自己逼得这么紧，只可惜最后他却没有把握住机会，而是当上了斯特拉斯堡新教高级中学校长。早知如此，当初我就不必急着定居下来，大可继续四处游历，或是去一些英国大学里深造。

1899年12月1日，我在斯特拉斯堡的圣尼古拉教堂里谋得一份实习牧师的差事。后来，当我通过了第二门神学考试，便开始被正式任命为牧师。值得一提的是，该门考试的考官通常由一些年长的牧师担任，我于1900年7月15日勉强及格。我把全部心思都花在了神学毕业论文上，疏于复习与考试相关的各神学分科，最终多亏牧师长老威尔的大力斡旋（他对我在教义史方面的知识挺满意），才得以侥幸过关。特别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对于其中赞美诗的作者及其生平，我实在知之甚少。

在圣尼古拉教堂里，总共只有两位老当益壮的牧师，分别叫尼特和格罗尔德。前者是我父亲在甘斯巴克镇的某位前任牧师，后者则是我一位舅父（他曾于圣尼古拉教堂任职，却不幸英年早逝）的密友。我被任命为两人的助手，主要是代为处理下午的礼拜、儿童主日礼拜以及坚信礼课等相关事宜。

对于指派的任务，我常常会感到其乐无穷。在下午的礼拜上，只要到场的信徒不多，我便拿出此前学自父亲的讲道路数，这既能使气氛变得融洽，又比在早礼拜上更能阐明自己内心所想。要知道，即使时至今日，我仍然未能彻底摆脱在众目睽睽之下的羞怯。随着时光一年年流逝，两位老先生露面的次数开始越来越少，而我在早礼拜上讲道的机会则逐渐多了起来。我曾经将布道的内容完全写出，然后修改两、三稿才确定下来。可每到真正宣讲的时候，尽管我早已背得滚瓜烂熟，却并不照本宣科，还常常要作出适度的调整。

对于下午的礼拜，我仅看作是虔诚的冥想，而非正规的布道仪式。就因为持续时间太短，有一次某些会众终于对我提出了投诉。当时尼特牧师兼任“教士督察员”，接到反映后只好把我叫过去问话。见面后，他显得跟我一样尴尬不已。

尼特问我究竟该如何回复那些愤愤不平的会众，我告诉他：就说我只是一名蹩脚的助理牧师，一旦对经文内容再无高见，就只好选择闭口不语。于是，他温和地责备几句，便让我离开了。不过他却提醒我，讲道时间至少应该达到二十分钟以上。

尼特牧师代表着受虔信主义影响的正统派，而格罗尔德牧师则是一名自由主义者。尽管如此，两人却真正做到了友好互助、齐心协力地完成本职工作。事情无论大小，最终都能以极为和谐的方式圆满解决。于是乎，虽然这座地处圣托马斯神学院对面的教堂外表毫不起眼，倒也成绩斐然。

这些年间，只要礼拜天有空闲，我经常都会赶回甘斯巴克镇替父亲顶班。每个礼拜三次，从十一点到十二点，我都得在晨课结束后接着给男孩子们上信礼课。我尽可能少布置些家庭作业，以便给他们的心灵和精神带来纯粹的享受。而且，我还利用课堂的最后十分钟跟他们一起朗诵圣经中的文字及赞美诗中的诗节。如此一来，这些文字就会为孩子们所熟悉，甚至陪伴他们一辈子。我讲授教义的目的是给他们的心灵和思想灌注福音的伟大真理，好让宗教在他们的人生中体现出重要意义，使得他们在面对反教势力攻击时有力量与之抗衡。另外，我还努力激发他们内心对教会的热爱，以及对类似于主日礼拜中一小时心灵安宁的渴望。我教导孩子们既要尊重传统教义，同时又要坚信保罗的格言：基督精神所栖之处皆有自由。

所幸的是，当年我在孩子们心中播撒的思想种子，如今已有不少生根发芽并完全长成。他们感激我曾将基督教的基本原理深深地植入其内心，不仅没有违背真理，反而还使之进一步得到强化。而这也促使他们在以后的人生中继续坚持信教。

通过讲授这些宗教课，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确实遗传了先辈们的素养，颇有几分为人师表的潜质。

虽然我在圣尼古拉教堂里的月薪仅为一百马克，却已足够日常开销。毕竟，圣托马斯学院内的食宿都极其便宜。

这份差事的最大好处，就是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做学问并学习音乐。多亏两位牧师的关照，我甚至可以在孩子们放春假和秋假的时候离开斯特拉斯堡。在此期间，我只需找到一名顶岗牧师就行。可即便找不到别人帮忙，他俩也会非常贴心地亲自上阵。于是，每年我都有三个月的自由时间，包括复活节前一个月和秋季的两个月。为了继续跟着维多尔学琴，春假我通常都会待在巴黎，而秋假的大部分时间则会在甘斯巴克镇的家中陪父母度过。

在那些长期旅居巴黎的日子里，我还结识了许多难得的好友。与罗曼·罗兰40初次相遇是1905年前后的事，刚开始我们在对方眼里仅仅是音乐家的身份。然而，当我们发现彼此都是性情中人，便很快成为挚友。

亨利·里希坦柏格虽然是个法国人，却精通德国文学，与我情谊深厚。罗伯特·明德，曾跟随我学习过音乐和哲学，于1918年之后去斯特拉斯堡便是接替了前者的工作。

此外，还有一次偶然的邂逅更令我终生难忘。那是本世纪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地点就在狭窄的圣雅各路上。由于我赴约即将迟到，只好赶紧叫了一辆马车。当时，在一处十字路口遇上交通堵塞，各种车辆并排成两条长龙，半天也无法移动分毫。突然，旁边那辆敞篷马车上的乘客一下子吸引住了我的目光：他本来戴着一顶挺雅致的高顶帽（当年这种帽子在巴黎依然流行），可配着下面那颗丝毫也谈不上优雅的脑袋，却有着说不出的怪异。不过，当我仔细端详后（因为一时半会儿还走不了），竟然被一种超乎寻常的东西给迷住了。它与那张面孔上十足的高贵气息截然不同，不仅透出狂放不羁的原始野性，还带有无惧无悔的坚定意志，而我对于这种性格却是前所未见。凝视许久，我脑海中猛地灵光一现：这不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克列孟梭41吗！

后来我听说，为了给克列孟梭画像，塞尚42总共尝试过三次，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放弃，原因居然是他“根本无法描画出这样一个人”。我想，我完全能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

新世纪之初的数年内，我以德语在巴黎外语学会做了一系列关于德国文学及哲学的讲座。迄今我仍然记得，这些演讲内容涉及尼采43、叔本华、格哈德·豪普特曼44、苏德曼45的思想或作品，以及歌德的《浮士德》。1900年8月，当时我正在准备有关尼采的演讲，不想竟突然传来噩耗：死亡终于让病痛中的他得到了解脱。

那些年日子虽然过得简单，对于我的创作却举足轻重。我投入了大量精力，一直保持着高度的专注，却并不急于求成。

因为难得空闲，再加上经济拮据，我已很少外出游历。直到1900年，我才好不容易有机会陪大伯母前往奥伯阿默高46观看基督受难剧47。谁曾想，相对于表演本身，舞台背后的自然美景甚至更令我印象深刻。毕竟，无论是来自《旧约全书》如画场景中的主要舞台动作，还是过于戏剧化的表演，或是剧本中存在的问题，抑或是陈腐且乏味的配乐，都让我感到十分烦腻。而唯一能深深打动我的，则是演员们对于各自扮演的角色极其投入，且满怀激情。

就基督受难剧而言，它本该作为一种宗教活动，由村民以简单的方式在他们当中进行表演的。可是，受大量外来观众的影响，它被迫脱离了原有模式，已转变成一种旨在满足所有观众口味的舞台剧。对此，我们实在无法感到满意。不过，任何人只要对精神生活方面足够敏感，就不得不承认：尽管基督受难剧一直在变，奥伯阿默高人却始终尽心尽力，本着原先简易、朴实的精神在表演。

拜罗伊特音乐节照常举办的那些年里，碰上手头宽裕，我都会赶去接受心灵的洗礼。早在斯特拉斯堡撰写有关巴赫的著作时，我就已经认识了科西玛·瓦格纳夫人48，而且对她印象深刻。关于我认为巴赫的音乐颇具描述性的观点，她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有一次，她利用来斯特拉斯堡拜访著名的教会史学家约翰内斯·菲克尔之便，让我在新教堂里用一架精致的默林49管风琴弹奏一些巴赫圣咏前奏曲，以此阐释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她还给我讲述了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接受宗教指导的有趣细节，都是她决定皈依新教之后的事。虽然多次相遇，可在这位尊贵、艺术素养极高的奇女子面前，我却始终难免有几分羞怯。

至于齐格弗里德·瓦格纳50，此人在许多方面都极具天赋，而我最最欣赏的却是他那简朴、谦逊的个性。任何人只要在拜罗伊特音乐节上见过他，无论对其所做的工作或是工作方式，都会由衷地赞不绝口。当然，他所创作的音乐也是内涵丰富、美妙且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