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母亲

送走94岁的婆婆才一个多月，我92岁的母亲也躺在医院里了，她患脑溢血，昏睡了好些天，我们轮流守在她身旁。

陪护的日子很心焦。一天，我在病床旁和护工小陈说话。我说我有两个母亲，一个是婆婆，我叫她妈妈，一直叫到她走的那天，我在医院喊她妈妈，怎么也喊不回来，后来梦见过两回，拼命喊妈妈，却把自己喊醒了；另一个是我母亲，按我们启东乡下叫“姆嫚”，我这辈子一直用家乡话叫她“姆嫚”，我对小陈说，我在两个母亲身旁各生活了30年，第一个30年，母亲教我做人，第二个30年，母亲教我读书，如今一个走了，一个躺在医院里……说着，我一低头，发现母亲眼角流出了眼泪，我一惊，喊道：姆嫚，姆嫚！你醒了？我一边给母亲擦眼泪，一边掏出手机，告知兄弟姐妹：姆嫚醒了！

我这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拥有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的两个母亲出生各异，性格各异，经历各异。她俩，一个出生贫苦农民，一个出生书香门第；一个豁达率真，一个温婉贤淑；一个好动，一个好静；一个对子女严厉，一个对子女宠爱；一个是一辈子的贤妻良母，一个是离了婚的单身女性。尽管差异如此之大，她们又惊人地相似。

我母亲的勤奋有口皆碑。抗战以后，父亲从戎，长年在外，我母亲一人，默默挑起家庭重担。她每天早出晚归，辛勤耕作，养一些猪羊鸡鸭，带一群孩子。我家地里庄稼，白是白，黄是黄，长势从不比别家差。寒冬腊月的夜里，我在暖和的被窝里醒来，常听见嗡嗡的纺纱声和喀喀的织布声，眯眼望去，幽幽的灯影下，清冷的草房里，母亲在埋头忙活。直到晚年，母亲一身是病，依然闲不住。她的背一天天弯了，她的腿一夜夜抽筋，我们怕她摔跤，不让她做这做那。但是，做惯的人，怎么能闲住？不能下楼，她就在家里拾掇；不能久站，她就拿个板凳坐着干活，她还常在公共楼道里擦擦灰尘，扫扫垃圾。再怎么劝，她都不听。

我婆婆呢，也一天忙到晚，她忙的是读书。婆婆的父亲是著名的藏书家、历史学家王佩诤，婆婆一辈子不曾离开过书。她曾是燕京大学和上海女子医学院（红房子医院前身）的高材生。她精通英文，却在70岁那年开始学法语，每天清晨，她跟着电台念念有词，没多久，她竟能读通法文原著。离休后，她开始学画画，不管春夏秋冬，每日弯腰作画至深夜，墙壁上、橱门上，甚至冰箱上都挂着她的山水画。80多岁的时候，她的课程还是排得满满的，今天学诗词，明天学绘画，后天学《史记》，再后天学京剧……她从不感到疲倦。买书是她一辈子的嗜好，床头、案边、茶几上，到处堆满了书。大年夜，孩子们听鞭炮，嚼糖果，看电视，她置身度外，埋首读书。她过世后，我收拾她的床，发现她枕头下放着一本《唐宋词选读百首》和一把写有《岳阳楼记》的扇子。最后的日子里，她柔弱得拿不起书，就捧着这把扇子，一遍一遍读着“庆历四年春……”

我母亲疾恶如仇，眼里容不得沙子。解放初，她当上劳动模范，还入了党。有一年刮台风，村干部怕我们家草房倒塌，让我们暂住村支书家的瓦房。那天晚上，我母亲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村支书夫妇偷偷往公粮里兑泥土！我母亲气不打一处来，要知道，她交的公粮，都是晒了又晒，拣了又拣的，村长是领头人，怎么可以贪这点小便宜！第二天，我母亲就把这事儿给嚷嚷了出去，村支书自然受到严肃批评。后来，我们要去父亲的部队做随军家属，母亲去乡里转组织关系，才发现自己入了四年党，还只是个预备党员。等她终于明白过来，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报复”两字。为这事儿，我母亲总是耿耿于怀。事情过去半个多世纪，我有一次问她：早知道会遭报复，你还揭发吗？她说：揭！青菜叶子上有虫，难道吃下去不成？

我婆婆的耿直，和我母亲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她的故事更具幽默色彩。1959年，她在市卫生局工作，奉命去上海郊区调查。她发现，农村的情况和报刊上宣传的很不一样，回来就向组织作如实汇报，结果是右倾思想遭受批判。婆婆老实且有点迂，她没把事情看得多严重，实事求是能有什么错？在批判她的小组会上，她只管埋头看书，写写划划，别人以为她认真记录，其实，批判她的话，她根本没听进去。婆婆看着写着，竟然忘记身在何处，她看看手表，突然抬起头，问大家：好了吗？你们会议好结束了，我忙来兮！全体愕然，对她的批判自然也就升级。

我母亲经历过战乱、饥荒和疾病折磨。鬼子走了还乡团来，母亲带着孩子，老是在逃难，一次又一次，她带着全家死里逃生。1947年，我母亲怀着我，一手抱着我三姐，一手拽着我二哥，后面跟着大哥和大姐，躲避还乡团追杀，最终，将我生在黄海边垦荒者的田头舍里。荒年里，我母亲吃草头吃得牙齿发黑，硬是将救济粮省给子女吃，或支援更困难的人家。我们家乡是棉花高产区，解放初，农民们得了一种怪病，男人不生育，女人不出汗。大热天，我母亲哪怕双腿浸入水里，赤着膀子躺在泥地上，身上仍像火球一样烫，脸像熟了的南瓜一般红，即便生着这样严重的病，地里的活母亲一样也没落下。直到后来，找到吃棉籽油的祸根，母亲的病情才渐渐好转。我曾经问母亲，她怎么吃得了那么多苦，她看了我一眼，说；还不是为了你们！

我婆婆经历的苦，和我母亲大不一样。抗战期间，婆婆在上海有过一生中唯一一次刻骨铭心的爱，她和左翼作家周而复真心相爱，终成眷属。证婚人钱钟书先生说：“你们俩，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文学家，一个真，一个美，这桩婚姻是真善美！”婚后，婆婆放弃优越的生活，随丈夫奔赴延安。爱情是浪漫的，充满幻想，而革命圣地延安，是现实的，充满艰辛。乘羊皮筏过黄河，风急浪高，她吓得紧闭双眼；学骑马赶集，摔在河里，她痛得牙关紧咬；衣服上长满白色的虱子，她坐在河边直哭。这一切，她都挺了过来。有一回，在“文抗”的窑洞里，他们夫妇俩请金肇野、崔璇夫妇等友人吃饺子，我婆婆竟然将包好的饺子下到一锅冷水里，饺子糊了，丈夫脸上挂不住了。婆婆很内疚也很委屈，有谁见过苏州名门的大家闺秀下饺子呢？裂缝渐渐在他们婚姻中滋生。经过漫长的痛苦的等待和抗争，“真善美”的婚姻终于破裂。世界上不是所有的好人都能融洽相处，世界上不是所有爱过的人都能白头偕老。我婆婆痛苦，但不颓丧。婚姻是人生重要的内容，但人生的寄托并不只在婚姻。离婚后的数十年，婆婆独自带大两个儿子，工作更是卓有成绩。我婆婆的艰辛，没有体验的人不会知道。

晚年，我的两个母亲一直念叨家乡。我婆婆常常说起苏州的河、苏州的桥、苏州的老宅颜家巷；我母亲常常唠叨启东的田、启东的地、启东的各种谚语。只要说起家乡，我的两个母亲话就多了起来。

陪婆婆回苏州时，她已经得了阿尔茨海默症，记忆严重衰退。到了苏州老宅，面对已经改建过的大门，无论我们怎么提示，她一脸的茫然。然而，当我们转到后门，婆婆眼睛突然一亮，指着门牌说：蔡汇河头！沉默一会儿，又说，我上学，就是从这里出来。那一刻，冬日午后的阳光照在婆婆脸上，紫红色的披肩分外鲜艳，婆婆笑了，笑得很灿烂。

我母亲呢，回过家乡一次，吵着还要去。我说，家乡已经没有什么认识的人了，你还去干嘛呢？母亲说：当然要去，那是我的血地。说着，母亲的眼圈红了。血地，是我们家乡对出生地的称呼，孩子出生，地上必定有母亲身上流下的一摊血。人人都有血地，这是一个母亲的痛苦之地也是幸福之地。那天，我母亲说起血地，自然想起了她的母亲、我的外婆。

如今，我的两个母亲，一个已经永远地走了，一个躺在床上。我知道，总有一天，她们都会离我而去，我终将成为没有母亲的孩子。从此，我没有“妈妈”可叫，也没有“姆嫚”可叫……但是，我的两个母亲给予我的一切，我会继承下来，给予我的孩子。我有血地，我也是母亲。这世界上，什么都不一样，惟有母亲的心，一模一样。

2007年5月13日完稿于母亲节

补记：

这篇文章完稿5个月后，也就是2007年10月，我的亲生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追悼会上，我们播放了大家非常喜欢的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深切宁静的旋律，魂牵梦萦般一遍遍响起，心一次次颤抖。当运送母亲遗体的灵车缓缓驶出大门，我忽然意识到，我真的没有“妈妈”可叫了，我真的没有“姆嫚”可叫了，我成了没娘的孩子，妈妈！我跟在灵车后面失声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