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曹操，字孟德，沛县谯郡人（今安徽亳州），曾为洛阳北部尉，黄巾起义时拜为骑都尉，立有战功。何进执掌朝政时，为典军校尉，董卓当朝后欲刺杀董卓，事败逃回家乡，招兵买马，组织军队，联络十八路诸侯，发起讨董联盟，在诸侯中崭露头角。

　　曹操一生转战南北，统一北方，军功卓著，被封为魏王，加九锡。死后王位传于儿子曹丕，曹丕称帝后，谥曹操为太祖武皇帝。

　　曹操是举世公认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历史上承前启后、很有成就的文学家。曹操的治国之道中既重德，又尚法，他不慕虚名，在具备称帝条件的时候坚持不称帝，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在中国的地位却是一个大奸臣的形象。

　　这当然有各方面的原因，历史的、文化的以及他本人的所作所为。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人都在重新认识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曹操之所以成为一代雄霸，与他的出生、经历和自身的聪明条件以及他的常识和修养是息息相关的。

　　现代西方心理分析学家阿德勒创立了个体心理学。阿德勒认为一个人在生命开初的若干年，会在心灵和肉体之间建立起最根本的关系，从而会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固定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样式，并产生相对应的情绪和行为习惯，而这样的生活样式和情绪会贯穿于人的一生所有表现中，人一生的行为必然会和他的生活样式协调一致。按这种生活样式，以曹操幼年时的生活样式分析他一生的思想与行为特点，看来是很合适的。

　　曹操出身豪门，祖父和父亲都在朝廷做过大官。曹操从小很机灵，虽然博览群书，但也喜欢打猎游玩，很多人都说他将来没有什么出息。但梁国人桥玄慧眼识英才，对曹操说：“天下将要大乱，没有济世安邦的杰出人物是不行的，而这个人非您莫属。”

　　曹操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机智与权谋。他见叔父屡次到父亲曹嵩面前告自己的状，为此曹操经常受到父亲的责罚。于是便设计离间他父亲对叔父的信任，使得自己再也不用担心因为贪玩而受到父亲的责骂。

　　另一件事是曹操为洛阳北部尉时用五色棒打当时在朝中颇有权势的蹇硕之叔。曹操一到任就在县城四周设置五色棒，无论什么人只要敢于犯禁，就会遭打。而朝中最有权势的中常侍蹇硕的叔叔犯禁，曹操没有因为蹇硕的权势而不敢下手，以棒责打了犯禁的蹇硕之叔，从此以后，没有人再敢犯禁，曹操威名大振。

　　不难从中看出，曹操从小就具有的生活方式：

　　第一，敢于坚持以法治众，不计较门第和出身，按法罚赏。第二，胸有大志，喜欢与名人交往，敢自称英雄。第三，善于权谋，应变能力强。这些特点潜移默化地贯穿于曹操一生的思想行为和性格习惯之中，构成了他领导行为的主要特色。

　　汉灵帝光和末年，由于地主阶级对下层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爆发了黄巾起义。起义的农民用黄布裹头，以雷霆万钧之势震撼着统治阶层。

　　当时曹操被朝廷任命为骑都尉，镇压黄巾起义。由于战功，被升迁为济南国相，掌管济南所辖十几个县的军政大事。

　　曹操到任后，整治吏治，将济南治理得井井有条。汉灵帝去世时，太子年幼，即位后，大权被宦官所把持。大将军何进与袁绍策划杀掉宦官，欲召外官入京。曹操对此事的观点是：“朝中用宦官，古今都有，但不能让他们掌权。现在他们掌权了，胡作非为，要治他们罪，杀了首恶分子就可以了。惩办首恶分子，用一个看管监狱的小官就足够了，用不着召京外的将士，进行声势浩大的讨伐。召外兵进京，肯定对朝廷不利。”

　　可何进却笑他是：“农民见识。”曹操叹息着说：“乱天下的人必是何进。”

　　果然，董卓进京后，先废了少帝，后立汉献帝，京城大乱。而在董卓刚刚进京时，宦官们就杀掉了何进。真正天下大乱终于来了。

　　因为刺杀董卓未遂，曹操改换姓名逃往他乡，董卓命令全国悬赏缉拿，下了海捕文书。曹操终于被捉住，送往官府。幸得审问他的县令陈宫也是一个英雄，知道曹操为了大义而不惜以身刺杀董卓，大为感动。不但放了曹操，还决心追随曹操去建功立业。

　　曹操终于逃回家乡，立即变卖家产，在孝廉卫弘的资助下，大举义兵，讨伐董卓，由此掀开汉末军阀割据、群雄并起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东汉建安二年春天，曹操率军来到宛城。张绣投降曹操，但不久又反悔了，和曹军对抗起来。交战中，曹操被乱箭射中，滚下马来，他的大儿子曹昂冲过来，把自己的马让给父亲，曹操骑马率军撤退，曹昂被张绣所杀。

　　曹操退到许都，抚摸着身上的箭伤，对手下将领们说：“张绣来投降，我没有取他的家人当人质，这是一个大错。明白了失误的原因，我再也不会失败了。”

　　第二年三月，曹操在南阳城包围了张绣。刘表派兵援救，截断了曹军的后路。张绣乘机开城追杀曹军。张绣和刘表的军队呈合围之势，前后夹击曹军，欲置曹军于死地。曹操率军边打边退，每天只能走几里路。退到安众县，张绣和刘表合兵一处，据守险要，曹军成了瓮中之鳖。

　　面对严重局面，曹操却镇定自若，他给在京师的荀彧写信说：“我军必胜，而张绣败局已定。”夜幕降临，伸手不见五指。曹操传令下去，连夜在险要的地方开凿地下通道，把车辆粮草运走，然后埋伏下奇兵。当太阳从东方露头时，这一切已经顺利完成，单等张绣来上钩了。

　　天大亮，张绣面对曹军空空荡荡的阵地，大惑不解，他急忙下令全军追剿逃窜的曹军。张绣和刘表的军队倾巢出动，离开自己的阵地。藏在暗处的曹操，突然下令，埋伏的奇兵一齐出击，杀得张绣措手不及，大败而逃。

　　曹操得胜回朝，见到荀彧。荀彧问他：“你怎么知道张绣必败呢？当时战局对你并不利啊！”曹操笑着回答：“张绣把我的军队置之死地，不输才怪呢。”荀彧听罢，深为佩服。

　　汝南许劭，有知人的美名。曹操曾前往求见，问他说：“听说你以知人著称，那你看看我是个怎么样的人？”许劭说：“你在国家太平时，是个治世的能臣；而在国家混乱时，是个了不起的奸雄。”曹操大喜。曹操并不以“奸雄”难听，反而认为许劭说到他心里去了。

　　在群雄逐鹿的三国时代，无奸不成雄。不奸，也就是不懂权谋，不懂权谋，一派名士气，又怎么能懂得通权达变，为国家做出贡献呢？

　　刘璋、刘表等人老实本分，不懂权谋机变，自然成为别人的案上菜，而董卓夺汉廷大权，无恶不作，后人少有美喻。倒是曹操和刘备才能称一个“雄”字。虽曹操被称为奸雄，刘备被赞为英雄，但既然都是“雄”，则自然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圣叹早就指出：所谓豪杰，必知权谋之变，而奸雄必有豪杰气。一个人往往是因豪杰而奸雄，奸雄也是真正的豪杰。

　　毛宗岗在评点曹操时，说他“奸得可爱”，赞他“雄才大略”，是说他有英雄本色。

　　为权臣必须讲究权谋干略，而权谋干略和“奸”、“谋”往往混淆不清。如刘备的摔阿斗、遣众将、要“投江”、托孤的话，和曹操的“奸叔”、“望梅止渴”、“三笑一哭”、焚书信、割发代首，都是智慧和谋略的象征，是一般的平头百姓想也想不明白的事。智谋相差那么多，难怪在老百姓眼里，这些把智谋玩弄得炉火纯青的人要被称为奸雄了。

　　修身、治国、平天下

　　曹操成为北方霸主后，百废待兴。在他的兴邦强国的计划中，他首先考虑的是兴礼仪。

　　东汉建安七年春末，他率军进驻谯县。在谯县境内，走了一天，也没遇见一个熟人，这使他感慨万分。他对部将说：“我起正义之师，为天下人铲除暴乱。故乡的人民很支持我，父送子，妻送郎，跟我走的人很多都战死在沙场。这真让我悲痛欲绝。”

　　曹操安顿下来后，马上下令：“凡是跟我当兵的将士，因战死沙场而绝了后代的，找他们的亲戚当他们的后裔，分给田地，由官府配给耕牛，设立学校，教育这些英雄的后代。要建立祠庙，让活着的后代能够有地方祭祀自己的祖先。能够把死者的后代培养成人，我死后见到我那些先去的将士，就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这些真实的思想都在作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乱世奸雄的诗文中有所体现。他的诗文，即使到了现在也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建安八年秋天，曹操又下令：“十五年战乱，使青年人没见过仁义礼仪的风尚，这使我很忧伤。我命令所辖各郡都要提倡和重视古代圣贤们的典籍的研究，要建立学校，满五百户的县要设专门负责培养年轻人的官员，选拔本地优秀子弟给以教育，使先王之道不致废绝，从而兴天下。”

　　各郡县按照曹操的命令，大兴教育。

　　教育兴而人才起，人才起而百废兴。曹操的教育计划，为汉王朝崩溃后魏、蜀、吴三国的建立，奠定了人才基础，也为中国的另一个文化盛世魏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曹操深知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也深知天下兴亡，礼仪为先。

　　当初，袁绍与曹操共同起兵讨伐董卓时，袁绍被推为各路英雄的盟主。袁绍曾问曹操：“如果我们不成功，将来到哪里去栖身呢？”

　　“您的意见呢？”曹操反问道。

　　“我想南面据守黄河天堑，北面凭仗燕的势力，还有戎狄的将士支持我，向南争夺天下，必定成功。”袁绍胸有成竹地说。

　　曹操说：“我依靠天下贤才的智慧和力量，用圣贤之道加以治理，这样就能无往而不胜。”

　　曹操一语道破得人才者得天下的道理。同时，他认为袁绍想凭借地理环境来成就霸业的想法是狭隘的。

　　事实的发展果然如此。曹操的周围汇集大批文臣武将，南征北战，无往不胜。袁绍虽有雄厚的兵力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却不得不以失败告终，最后吐血而死。

　　东汉建安十二年春天，曹操回到邺城。他召集文武百官，对大家说：“从我起兵讨伐叛乱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十九个年头了。我每战必胜，这难道是我个人的功劳吗？不是的。这是贤能的文武官员献策出力的结果。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我要和大家一起继续干。平定天下有功，但这些功劳让我一个人来承受，我感到很惭愧。现在我要给大家评定功劳，论功行赏。”

　　于是，曹操大封有功之臣二十多人为列侯，其余的也按功劳大小依次受封。他还免除了战死将士子女的赋税备役。文武百官为主帅不贪功为己有的做法深为感动，对曹操更加忠贞不二。

　　建安十五年春天，曹操悟出创业需要人才，兴业更需要人才的道理，下令唯才是举。他下诏命说：“自古以来的开国和中兴的君主，哪个不是得到有才能的人和他共同治理天下的呢？得不到人才就得不到天下。而君主得到有才能的人，往往不出里巷，难道是侥幸碰上的吗？有人说现在很难找到人才，我认为不是人才难找，而是当政的人不去找。现在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这正是求贤的时候。任何人都要举荐那些地位低下的贤能之士，唯才是举，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年冬天，曹操在临漳县西建铜雀台。

　　铜雀台高十丈，有屋一百间，铸一只高一丈五尺的大铜雀放在楼顶，意思为招贤纳士。至此，天下有才能的人，纷纷投奔曹操，在曹操的麾下，发挥才干，大展宏图。

　　能聚才，也必须能用才，不然即使有众多的人才，也不能发挥人才的作用。能用才的前提也要求用才之人本身要有一定的才能。只有这样才能有知人之明和判别是非之明。否则，即使是有杰出的人才在身边也不能用。诸葛亮曾评价曹操：“曹操之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同样，与历史上许多成功的人相比，曹操的成功也得益于他的个人才能，更重要的是他能聚才用才，集众智始能成大智慧。

　　善于知人，勇于纳谏

　　曹操的一切成功，虽因时势造成，但他的雄才大略是其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而他的雄才大略的具体表现之一是：善于用人。故济济人才，奔集于曹氏门下，宛如众星伴月。他们出谋献策，为曹魏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曹操能统一北方，雄视中国，实有赖于荀彧的计策。

　　曹操一见荀彧来投，便说：“我的子房到了。”

　　三国时代，逐鹿中原的群雄都懂得：要打天下，就要有人才，因此大都谦恭下士，以人为己用。荀彧曾在袁绍手下做事，投奔曹操后，开始为曹操的司马，后升为汉尚书令，曹操有重要事决策不下，都向他请教，即使曹操征伐在外，遇一时不能决断之事，都要与荀彧商议。

　　荀彧有着与诸葛亮、鲁肃一样的雄才大略，他给曹操提出的三大决策，使曹操能够稳固天下，因此，曹操的成功得益于荀彧的“三计定天下”。

　　一计：深根固本。

　　曹操起事之初，兵力不多，占地仅有兖州。曹操拟兴兵攻打徐州，这时陶谦已死，刘备领徐州牧，其实力不弱，曹操想攻入徐州并非易事；但曾经被曹操打败的吕布不甘心罢休，他驻军山阳，仍对兖州虎视眈眈，如曹攻徐州，吕布必乘虚偷袭，故荀彧坚决反对。他谏说：“以前汉高祖保关中，光武帝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因此虽然有暂时的困难，但最后都成就了大业。明公本首事兖州，且河、济乃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关中、河内。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则不足用，少留兵则吕布乘虚寇之，是无兖州。如果一时得不到徐州，明公的根据地何在？今陶谦虽死，已有刘备守之。徐州之民，既已经服了刘备，必助刘备死战。明公弃兖州而取徐州，是弃大而就小，去本而求末，用安全来换危险。请仔细想想。”

　　曹操顿悟。

　　荀彧之言，确是“药石之言，洞见利害。”令曹操深深信服，于是不再攻徐州，先巩固兖州。

　　“深根固本以济天下”，使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绣都因此而得天下，曹操行此策，日益强大。

　　二计：奉天子以服众望。

　　由于曹操遵从荀彧“深根固本以制天下”之策，驻军山东，养精蓄锐，兵强将盛。这时，李傕、郭汜混战已始，百姓遭殃，献帝受苦，经颠沛流离，又移驾返洛阳。

　　曹操知此消息，立即召集谋士商议。

　　荀彧进言说：“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服从；汉高祖为义帝发丧，而天下归心。今天子蒙尘，将军诚应此时首倡义兵，奉天子以从众望，不世之略也。若不早图，人将先我而为之。”

　　曹操听了大喜，决定克日兴师。荀彧是忠汉派，他之所以投曹操，是因曹操有过为国除奸的壮举；他劝曹操“奉天子以从众望”，实出于对汉朝的忠心。而曹操采纳此策，是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

　　在此之前，田丰对袁绍有过类此建议，袁绍却不接受。却被曹操捷足先登。

　　当时，东汉王朝虽已名存实亡，可是汉臣仍多不忘汉，以汉为正统。即便是割据者，大多表面“尊汉”。由于群雄混战，饿殍遍野，因而人心思定。因此曹操一扯起“尊汉”大旗进行统一战争，不仅能命令诸侯，而且深得人心。

　　桓、灵二帝先后两次掀起的党锢之祸，士族受害最惨，所以士人最恨宦官。曹操是宦官家庭出身，素为士族所轻，他要搜罗士人则很困难；但从他“奉天子以从众望”之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士人逐渐归于麾下。

　　在荀彧的推荐下，郭嘉等才智之士纷纷来投，仅几年之间，曹操得士之多远远超过孙权和刘备。

　　曹操采纳荀彧的这一决策，不仅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且取得了士族的广泛支持，这就为他统一北方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计：坚守官渡以待变。

　　官渡决战，是袁、曹谁胜谁败的生死之战。曹操守官渡，自八月起至九月间，军力渐乏，粮草不继，有意放弃官渡退回许昌，迟疑不决，于是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

　　荀彧回信，大意是说：袁绍想于官渡与明公决胜负，明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住对手，必为对手所乘获。这是天赐之机。袁绍军队虽多，而不能用；以明公之神武明哲，什么样的对手打不垮！今我军虽然是少了一点，不像楚、汉在荥阳、成皋之间。我们只要画地而守，扼其喉而使对手不能前进，则袁军必将有变。到那时再用奇计，必胜对手。

　　曹操得书大喜，令将士效力死守。果然，由于袁绍心胸狭窄，不能宽以待人，内部分裂，重要谋士许攸来投，授以烧敌粮之策，曹操亲率精兵往乌巢劫粮，使袁绍军心大乱，于是乘机出击，大败袁军。

　　至此，决定三足鼎立的第一次大的较量以曹操的胜利告终。

　　如果没有荀彧的正确分析，曹操弃官渡退回许昌，袁绍乘虚追击，则曹操必败。

　　对此，后来曹操承认，他上的表说：“向使臣退于官渡，绍必鼓行而前，有倾覆之形，无克捷之势。”

　　荀彧并不像诸葛亮、鲁肃那样给曹操描绘图天下的蓝图，但他的“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奉天子以从众望”和“坚守官渡以待变”的三大决策，是有关曹魏生死存亡、兴亡盛衰的大事，其贡献不亚于诸葛亮的“隆中对”之于西蜀，鲁肃的“榻上策”之于东吴。

　　因此，很多人把荀彧和诸葛亮、鲁肃并列，誉之为三国时代的三大战略家之一。

　　“唯才是举”

　　曹操在建安十五年（公元２１０年）发布《求贤令》，第一次提出“唯才是举”的方针：“假如用人必须要求品行方正才用的话，则齐桓用什么称霸于世！当今天下难道没心怀大才而被埋没的人……唯才是举，我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二年又先后发表《取士无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进一步指出，“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都有行德。”

　　曹操主张对于有缺点的人，不能废弃不用。不管是卑贱的，甚至是“不仁不孝”的，只要是有“治国用兵之术”，都要推荐。

　　因此，各路人马前来效命。由于曹操采取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有本事的人大都投靠他，因此魏国人才甚众，宛如众星捧月，围绕在曹操身边，使得魏国日渐强盛，为最终灭亡蜀、吴奠定了基础。

　　曹操十分重视人才，他千方百计争取关羽便是一例。

　　关羽温酒斩华雄时已为曹操所赏识，因此能接受关羽三事之约，促其归降后，封官爵，赠美女，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极尽笼络之能事。

　　曹操如此敬重，关羽以德还德，后以斩颜良、文丑以报。关羽离去，曹操遵约“开绿灯”放行，并亲往赠袍送别。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曹操不计较。正因曹操如此爱才，使他不得关羽其人已得其心，因此关羽在华容道甘犯军状，义释了曹操。成全了关羽的“忠义”之心。

　　陈琳曾为袁绍写讨曹檄文。檄文把曹操及其祖宗三代骂个透，曹操见了，毛骨悚然，出了身冷汗。

　　曹操破翼州抓获陈琳，曹操问道：“你前为本初写檄文，尽骂我的罪状是可以的；为何连我的祖父、父亲一同侮辱呢？”陈琳回答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耳。”意思说当时为袁绍听差，不得不然。

　　左右劝操杀之，操怜其才，赦免了他，并命为从事。

　　降将张绣叛变，夜袭操寨。曹操折了长子曹昂、侄儿曹安民和爱将典韦，如果没有典韦以死拒敌，操将无法逃脱。曹操对此痛恨不已，终生难忘。可后来张绣又降，曹操因用人之际而又接纳了张绣。

　　曹操能不记私仇，这是因他能以事业为重。

　　要图天下，就要搜罗人才以扩大自己的力量，这就不能老是计较个人的恩怨，只要对事业有利，尽力化敌为友。不仅曹操能“矫情任算，不念旧恶”，古代明主都如此。

　　唐太宗并不因为魏征曾是敌人之臣而对他有所疑虑，因魏征敢于直谏，而且所谏之言中肯，切中时弊，因此对他十分敬畏。雍齿曾帮助项羽，几乎置刘邦于死地，而刘邦统一天下后，为显示其宽宏大量，先封雍齿为侯以安众心。武则天读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并不因其极力贬己而恼怒，反而怜其才说：“此人不用，宰相之过。”

　　但唐太宗对魏征，刘邦对于雍齿，不如曹操对于张绣的怨深；武则天愤骆宾王之才，而不能使之为用，而曹操则能用陈琳。

　　说曹操善用人才，一点不亚于其他古代明主。

　　曹操因重视人才，对于曹魏事业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对封建社会人事制度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性改革，一出来，就得到“士”阶层的广泛欢迎。并且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

　　东汉末年，封建统治者取士大都以门第、品行作为首要条件，士人分品做官，已是一个不成文的规定。特别是由于外戚、宦官两大帮派争权夺利，取士只讲派别而不问贤愚，哪个帮派掌权，就都用哪个帮派的人，其余则一律排斥。

　　曹操实行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这就突破了分品做官的人事制度，不管出身、门第、品行，只要有本事建立功勋就有晋升的阶梯。为下层士人及广大平民广开仕进之路。

　　当然，曹操用人不讲门第，并不是不重视“衣冠望族”；不拘品行，并不是说要人不重仁孝。曹操终归是个封建统治者，他的思想意识必然受到时代的制约，虽然任用一些出身“微贱”的人，但也竭力争取“衣冠望族”的支持。

　　司马懿就出身于“衣冠望族”，他起初看不起曹操，不想出来做官。诈装病患风瘫，拒绝征召，后在曹操威逼利诱之下，怕被杀头，只好出来任职。

　　张邈叛变时，劫走了毕湛家眷。曹操对毕湛说：“你的老母在张邈那边，你可去侍奉。”毕湛表示无二心。曹操为之感动得流泪。可是，毕湛一转身便溜了。后毕湛被擒获，人们都认为他必死无疑，谁知曹操不仅不杀他，反任他为鲁相，并说：“一个人能孝敬父母，难道还不忠于国君吗！”

　　因此，曹操的不讲门第、不拘品行的“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应作此理解：不管贵贱，不论品行好坏，只要有才能的，都要推荐。

　　这就是曹操的用人特点。

　　不过，这种用人方针仅在曹魏初期施行，随着曹魏政权的巩固，北方士族已都归附，形成了一个很有影响的士族势力。到曹丕继位，又明令规定“九品官人法”，规定士人等第，出身微贱的人又被排挤而不能入品，就是说微贱的人没有资格被推荐做官。

　　这又走回“唯品是举”的老路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