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青年评论家林喦的文学对话

林喦（以下简称“林”）：先生是我一直尊敬的文学前辈，今天能在一起做一个交流，是一件对后学有益的幸事。近段时间，我一直阅读先生的诸多部作品，受益良多，从《春宽梦窄》、《鸿爪春泥》、《龙墩上的悖论》到《读文人》、《话女性》、《张学良：人格图谱》等，给我个人的感觉，先生的散文以情理并茂、哲理和诗情交融著称，不仅能给人以历史观照、人生思考的启迪，更让读者有一种对历史，对历史中的人物与事件有一种全新的认知。应该说，先生的作品在不同年龄、性别、职业的读者中拥有众多的读者，之所以被读者喜欢，我个人觉得“翔实，深刻，入理、流畅、笔妙”是先生历史散文的特点，可谓博古通今，妙笔生花。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散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常见、地位最为显赫，界定也最为模糊、触及范畴最为广泛、也最为文人雅客喜欢和使用的文体，先生作为一位作家，也以书写散文而见长。请您谈谈为什么会这么如此钟情于散文？你喜爱写作的初衷是什么？

王充闾（以下简称“王”）：谢谢您的期许。说到钟情散文，这和我童年时期系统接受中国传统教育有直接关系。和西方不同，散文在中国，诚如您所说，是“文学史上最常见、地位最为显赫”的文体，可以说是我们的国粹。我从六岁开始进入私塾，整整读了八年，天天接触的都是这种文体。除了“四书五经”，我还读了《左传》、《战国策》、《庄子》、《史记》、《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大量文史典籍。其实，《论语》、《孟子》也是散文，它们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天天读，并且要求熟读成诵；后期又写作文言文，纪游、纪感，并且常常像古代的童生考秀才那样，陈述见解，发表策论。那些烂熟于心的散文名篇，使我在文学之路上终生受益，自然也就培植了浓烈的兴趣。这也叫“先入为主”吧，而小说、戏剧之类，则是在就读中学、大学以后才接触的。人们都说要“扬长避短”，我察觉到，自己的想象力不足，也缺乏波澜壮阔、动魄惊心的生活基础，写小说没有底气；而在辞采、语言、章法方面，自认还有些优势，这对于散文创作，是不可或缺的。

林：在诸多散文门类中，您又多以“历史”作为散文创作的素材，堪称一绝，请您谈谈这方面的体会。

王：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从前传下来这样两句话：一是“文史不分家”，二是“六经皆史”。前面说的是读散文，实际上内涵多是历史。另外，历史本身具有诸多特性，这些也是我以历史为题材的客观因素：一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涵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间的反复淘洗、经久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二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效果”与“陌生化”作用。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带到一个陌生化的时空当中，这样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朱光潜先生说过，“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三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更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四是就作者而言，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因为这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黑格尔语）。《易经》上有句话，叫“载鬼一车”。写作历史散文，起死人于地下，同鬼魂打交道，文雅一点说，叫作生者对于逝者的叩问。逝者也好，鬼魂也好，往往葆有一种独特的张力。比如，我写古代文士，原是一种呼唤，一种寄托。古代文士那种风范，那种气节，那种追求，现世中再也难以找到了。商业社会里盛行的是消费主义文化，生活领域中呈现的是美的泛化，艺术领域中表现为美的消解，最后导致了审美主体的人的异化，人们看重的是物品的外观，追求的是感官的享受，而缺乏一个精神超越的维度。既然现实中踪迹难寻了，那么，就只好乞灵于优秀的文化传统及其载体。现在缺乏的不是文人，缺乏的是文人应有的气质、志趣、情操、节概。写他们，也是一种精神的靠拢，审美艺术的回归，是一种大欣赏、大欢慰。

林：读您的作品，发现您有很强的历史情结，这个历史既包括国家民族的大历史，也包括个人和家族的小历史。回望是缘于现实的需要，还是心理的需要？或者说，是主观故意，还是情不自禁？您写这类散文有哪些侧重点？

王：这里有两个层次，为什么写和写什么。我把它们合在一起来讲。

首先，我写历史文化散文，有着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人物的际遇、身世上，有的依托于浓烈的家国情怀，或显或隐地抒怀寄慨，宣泻作者的情感与见解。司马迁作《史记》，应该说是十分客观的，但里面同样也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成分。《古文观止》的编者即指出，观《报任安书》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敢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三句，“则知史迁作《货殖》、《游侠》二传，非无为也”。《史记》作为信史，以客观叙事为依归，尚且如此；而个性更为鲜明的文学作品，自然更应该充分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思想倾向。

我写过一个“友情系列”。这里有关于周总理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的动人美谈；有宋美龄与张学良信守承诺，终始不渝的感人佳话；同样都是清代的政要，我写了纳兰性德为了营救患难中的吴兆骞，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李光地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竟然恩将仇报，出卖朋友陈梦雷。长期以来，每当想到我国革命事业处在创业维艰的草创阶段时，有那么多老朋友向风慕义、毁家纾难、赤诚相与、万里来归，我都为之无比振奋，向往于无穷，同时也为极“左”时期一些伤害无辜老朋友的作为感到痛心。再如，我发现有的知名作家当了省市区作协头头，由于欠缺领导才能，劳形苦心，最后陷入重重纠葛不能自拔，创作根本无法进行，最后竟至一蹶不振。履新伊始，他们原都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周围也是一片“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过高的期望，实则大谬而不然。看来，搞好角色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想到了李白，他是伟大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情绪冲动，耽于幻想，习惯于按照理想来构建现实；而对于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却缺乏透彻的认识，这就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于是，我写了散文《两个李白》。在《用破一生心》中，我写曾国藩一辈子活得太苦、太累，是个十足的可怜虫，除去一具猥猥琐琐、畏畏缩缩的躯壳，不见一丝生命的活力、灵魂的光彩。那么，苦从何来呢？来自过强、过盛、过高的欲望，既要建不朽功业，又要当今古完人，最后导致了悲剧结局。同样也有现实的针对性。

第二点，我写历史人物，着眼于性格、命运、人生困境、生命意义的探寻，而不是满足于事件的讲述和场面的渲染。比如说封建帝王，他们也是人——当然属于特殊的人群，由于他们的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予取予夺的政治威权，特别是血火交迸、激烈争夺的严酷环境，往往造成灵魂扭曲、性格变态、心理畸形，时刻面临着祸福无常、命途多舛的悲惨结局。这就更容易引起人们掩卷深思。

第三点，突破一般的功业成败、道德优劣的复述，大胆引进逻辑学、数学上的悖论范畴，揭示历史进程中关于二律背反、两难选择的无解性；关于道德与功业的背反，事功与人性的背反；关于动机与效果的背反，欲望、意志与现实的背反；关于所当为与所能为，所能为与所欲为的矛盾；关于必然与偶然、应然与实然的矛盾。从中破译那些充满玄机、变数、偶然性、非理性的东西。通过大量的矛盾事物、微妙细节、异常变故，通过对封建制度、封建帝王荒诞、乖谬的揭露，对欲望无度与权力无限予以否定，呼唤一种自由超拔的生命境界。

第四点，我特别喜欢写个性鲜明、境遇复杂、矛盾丛生、充满谜团、争议很大的历史人物，因为这类人物富有可言说性，所谓“大有文章可作”，作家可以大显身手。破解谜团的过程，就是检验作者识见水平、思想高度、历史眼光的过程，也是发挥作者分析能力、施展文学才力的过程。

第五点，坚持历史地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小说、电影，特别是热播的电视剧，呈现一种很不正常的倾向：刻意美化封建王朝、封建帝王，把一些残暴、血腥的皇帝，塑造成英明睿智、勤政爱民的君主，着意寻觅一种所谓“人性之美”。有的电视剧主题曲说：“你燃烧自己，温暖大地，让自己成为灰烬”，通过肉麻地吹捧，以博得观众的感动。《康熙王朝》的主题歌中，甚至替老皇帝喊出：“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真是岂有此理！

林：您的历史散文中，不仅有宏大叙事，也蕴涵了个人的当代情思，经常是在常见的史料中开掘新的思路和新的观点，司空见惯又出奇制胜、触类旁通，具有极大的启发性，请您谈谈历史散文创作的难点在哪里？

王：难点之一，历史散文，首先是文学，所以，不能“有史无人”，不能停留在史实的复述上，不能用史料堆积、过程推演来代替人物的个性展示、命运观照，思想、理蕴的深入发掘。而这，恰恰是当前一些历史散文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难点之二，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是我在历史文化散文写作中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散文的本质性特征，一向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艺术，唯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张开想象的翅膀；必然进行素材的典型化处理，作必要的艺术加工。两者似乎存在着矛盾。尤其是，历史是一次性的，它是所有一切存在中独一以“当下不再”为条件的存在。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要想恢复原态，只能根据事件发展规律和人物性格逻辑，想象出某些能够突出人物形象的细节，进行必要的心理刻画，以及环境、气氛的渲染。因此，海德格尔说，历史的真意应是对“曾在的本真可能性”的重演。古今中外，不存在没有经过处理的史料。这里也包括阅读，由于文本是开放的，人们每一次阅读它，都是重新加以理解。但是，这里必须有个“度”，弄得不好，就成了小说，就会变成有些节目里的“戏说”。

林：散文是一种倾吐作者感情、展现主体心灵的文学样式，您用散文的文体去书写《张学良人格图谱》应该说是在以叙事为主的传记文学创作方面的一种突破，对于这部专著而言，一方面关于张学良的传记比较多，写出新意很难；另一方面用散文化做“张学良的人格图谱”也是一种创新，是否也有一些文学体式上的风险？

王：说到创新，关于这部书，我注意做到两点：

就内容看，张学良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很多很多，可是并没有穷尽他的内涵，仍然有无限的叙述空间。他是一个招人注目、引人遐思、耐人寻味的谜团，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满了难于索解的悖论，存在着太大的因变参数；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在人生舞台上，他作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一般的传记，都是着重叙述家庭、身世、经历、作为；而我写的是个性特征、人格风范、精神世界、心灵隐秘。

就形式说，撰写名人传记，最容易措手的是线式结构，像串联的电路那样，将传主的一生行止依次展开，由少至老，步步推演；我则采用扇形结构——十五篇系列散文，张开好似扇骨；而中心是凸显传主的人格，犹如扇子的主轴；经过精心策划，使每篇相互贯通，又不致撞车、重复；开头、结尾两篇，各都带有综合性质；中间再分三大块——分别展现传主的人际交往、情感世界，他的生平嗜好、文化生活，他的两大疑团或者说“两条辫子”。写作中兼用叙述、描写两种手法和全知与限知两种视角，这很类似旧日的“说书人”，凭着他的一张嘴，随时变换角色，不住地转移视角、调整线索，引领听众跟着他转。

文艺评论家贺绍俊先生有言：“这本书的创新，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本书的逻辑关系则是在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上构建起来的”，“这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冒险的尝试”。

所谓“大胆的突破，冒险的尝试”，除了贺先生明确指出的，我体会，还包括：传记属于历史范畴，历史要求客观、严谨；而笔者采用文学形式，则需要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文学描写和审美创造，充分展示人物个性。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这样，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就不能不像走钢丝一样，努力在上述两个方面找到平衡点。

林：文学在当下既冷清又热闹，现实生活中关注文学的人很少，而网络上却拥有着众多文学或亚文学写作者，您如何看待当下的散文创作？

王：当前，散文向文学本体回归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说，二十多年前的文学回归本体，主要是从政治理性的旋涡中，从僵硬的政治化、概念化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坚守它的审美特性，表现出作家的富有个性特征的真性情、真情感和心灵体验；那么，在今天，则意味着摆脱商业时代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取向对人性的扭曲，保持作家内在的文化与理性的支撑，固守自身的精神追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对思想充满渴望的时代。而当前，从文学审美形态的发展来说，散文创作诗性的失落，思想含量的稀薄，缺乏新鲜动人的思想刺激，已经成为普遍的弱点。其源盖由于向商业化、消费性的靠拢。进入消费市场的散文，像影视作品一样，休闲、娱乐已经成为主要功能；而其自身也成为与现代信息业结合的日常信息流的一种。这种写作，不仅消解了文学的深度追求，消解了社会批判功能，而且消解了日常诗性，造成文学本质的流失，使散文写作离开文学的特性日趋明显。在消费主义倾向成为主流的情况下，那些“快餐文学”，人们随看随扔，不可能产生文化积累，也不具备传承性，至于产生撼人心魄的传世之作就更无从谈起了。

林：读您的散文，发现您的散文具有极强的辨识度，结实饱满，凝重大气，既不像一般学者散文那样干瘪枯燥，也不像一般才子散文那般轻浮单薄，无论多么挑剔的读者都很难在您的文字中找到瑕疵，请您谈一谈您对散文的理解。

王：我心目中的好散文，应该具备审美的本质，情感的灌注，智慧的沉潜，意蕴的渗透，有识，有情，有文采，有意境，具备诗性的话语方式和深刻的心灵体验、生命体验，体现主体性、内倾性、个性化这些散文文体特征；既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又是一种文化的积累。

林：问您一个很俗气的问题，您如何看待和处理您作为作家、学者和领导干部这三个身份的？您认为作为一定级别的领导对文学创作有一定的影响吗？

王：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文人，我也更喜欢和习惯于搞创作、做学问。在职时，我充分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写作、治学，不肯稍有懈怠；退休后就全力以赴了。我没有过人的才情，不过是刻苦勤奋而已。治学与从政二者的纠结，与其说是时间上的冲突，莫如说是心态、情怀方面的差异。从政也有益处，视野开阔，站得高些，看得远些。唐宋散文八大家，哪个不是官员！看来，关键还在个人。

林：我的一位文学朋友提到您，曾经有过这样的评价，他说：在当下历史散文的创作中“南有余秋雨，北有王充闾”，这样的评价既是对您历史散文创作所取得的成绩的恳评，也是对当下历史散文创作格局的一种总结，有道理。您对这样的评价怎么看？

王：这里有两个限制词：一是单就地域讲，特指南方、北方；二是讲散文，主要还是讲历史文化散文。北方文化底蕴差一些，写这类历史散文的人不多，结果就把在下铆住了。其实，秋雨先生才华横溢，影响广远，是我没法比并的。

林：王先生，《渤海大学学报》近几年一直努力做“当代辽宁作家研究”这一栏目，目前，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讲，还需要继续努力。尤其是在总结和梳理当代辽宁作家的作品成就、创作风格、文学格局、文学生态、地域特色、文学语言、个案作家等诸多方面，都要做系统研究，包括当代辽宁文学在中国文学或者是世界华语文学谱系中的地位问题。目前，对辽宁文学的了解仅仅限于“圈里人”和“爱好者”或者是“偶然发现”这样的范畴，而不是通过课堂或者学术渠道。我想，我们自己，包括作家本身、文学评论家，以及相关部门，都应该重视起我们的文学，文学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城市的发展名片，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王：您的想法，实获我心。对于辽宁作家的关注，贵刊做得很好。

林：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