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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珈山上的第一栋房子

时间:2022-01-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区的建设,是从1930年3月开始动工的。与此同时,他们就地取材,除门窗、屋檩用木材外,全用山上的石块垒起了珞珈山上的第一栋房子,名曰:“珞珈石屋”。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的老房子已近80年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主体结构仍坚固如初,我们不忘记缪恩钊,他是功不可没的。1932年3月,第一期工程完成,武大由东厂口迁到珞珈山。

皮公亮

现在珞珈山上的武大人,几乎没有人知道珞珈山上的第一栋房子。

武汉大学珞珈山校区的建设,是从1930年3月开始动工的。珞珈山(包括狮子山)原是荒山,杂草丛生,荒无人烟,也没有道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1929年3月18日,武大基建处负责人,负责监造的工程师缪恩钊带领助手沈中清及几名测量工,从武昌城里(注:当时大东门以内)步行到珞珈山,他们选择在珞珈山北麓(现“珞珈山庄”西北方“半山庐”东北方)先行搭盖临时工棚住下,按照美国设计工程师开尔斯的要求,开始测量并绘出地形图,为施工单位进场作前期准备。与此同时,他们就地取材,除门窗、屋檩用木材外,全用山上的石块垒起了珞珈山上的第一栋房子,名曰:“珞珈石屋”。这是一栋三开间的平房,旁边还有厨房、厕所、杂屋。总共大约不到100平方米。站在石屋前,可远眺对面狮子山上第一期工程,依山修建的男生宿舍、文学院、理学院、食堂、礼堂等,一览无遗。

当父辈们来视察施工进度时,我们小孩子有时也随同来玩,并在“珞珈石屋”吃饭,所以我也可以说是看着珞珈山新校舍建起来的。每次来当然都先见到缪恩钊,他高高的个头,上唇留着小胡子,嘴里总含着烟斗,胡须都熏黄了。缪恩钊在监理工程上一丝不苟,非常认真。当时我就听说,施工单位在施工时,有不符合设计要求或偷工减料的,他都不讲情面,严格把关,积极采取补救措施,有的甚至推倒重来。当时的施工单位,主要是汉口汉协盛营造厂。据说,为建设武汉大学亏了本,但质量上乘,赢得了信誉。珞珈山上,武汉大学的老房子已近80年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主体结构仍坚固如初,我们不忘记缪恩钊,他是功不可没的。

1932年3月,第一期工程完成,武大由东厂口迁到珞珈山。当时学生只几百人,学生宿舍还有不少富裕房间,一些行政部门,都到学生宿舍办公,基建处也搬去了。“珞珈石屋”空了出来,恰好此时,两位著名教授来到武大:一位是任凯南,他是国立武汉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曾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他来武大担任经济系主任,后又兼法科研究所经济学部主任;一位是李剑农,曾任湖南省教育厅厅长,他来武大任历史学系主任。这两位教授都没有带家属,只身来武大。学校就把“珞珈石屋”分给这两位教授了。任凯南住西边,李剑农住东边,前房作书房,后房作卧室,共请了一个厨师做饭。

这两位教授同为湖南人,乡音较重,有些话难听懂。两人都曾到日本留学,都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又一同在汉口办《民国日报》,因反对袁世凯被通缉,后又一同到英国留学。两人外形上也有类似之处,身材比一般人高大,面部表情同样是庄严肃穆,很少有笑容。任凯南蓄短胡须,李剑农戴眼镜。

任凯南,湖南湘阴县(今汩罗市)人,1884年出生。他一生精研西洋经济史和西洋经济思想史,其造诣被经济学界誉为南任(凯南)北马(寅初)。抗日战争前,国民政府选考庚款留学生,这两门学科,大多由他命题、评卷。他是世界“发展经济学”的鼻祖,现任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发展中心名誉主任的张培刚教授,就是任凯南的嫡传弟子。2004年,中央电视台十频道“大家”栏目记者专访张培刚时,张培刚谈到他的恩师,电视中还出现了任凯南的照片。1937年7月,任凯南应国立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之邀,到湖南大学任教务长,离开了珞珈山。

李剑农,湖南邵阳县人,1880年出生。他精研中国近代政治史及中国经济史。在这两方面的研究,他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李剑农还是中国古代经济史的开拓者,我在武大经济系就读时,亲自聆听他讲授了这门课,他在讲课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有述有论,使我获益良深。特别是有一次讲课时,谈到他为了穷究一项史实,每天翻阅史料数百页。他所教的中国经济史,是他用力最多最勤的一门课,他的讲义,大多是他的创作,许多材料搜自历代民间的笔记,再以他自己的观点来统帅,而不是硬抄生搬过来。尽管如此缜密治学,但他对所著有关中国经济史这一闻名遐迩的专著,直到他仙逝后,仍以《中国经济史稿》出版,认为只是可继续研究完善的文稿,足见其终生治学之严谨、谦逊,堪称垂世的楷模。

抗战期间,李剑农没有随武大西迁到四川,而是回湖南在国立兰田师范学院、湖南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1947年,他又回到珞珈山,直到1963年12月去世。他是武汉大学的第一批一级教授。

由吕希安、波亚主编,美国纽约格林伍德公司1991年出版的《近代国际大史学家》一书,收录1800年以来各国大史学家664人,其中中国14人,李剑农是其中之一。

这两位著名教授,我从小就认识他们,当时我家住在“十八栋”(一区),我们小孩子在珞珈山上到处玩耍,从“十八栋”到狮子山校区,我们不走大路,翻越珞珈山,经过山顶的水塔,走小路,“珞珈石屋”是必经之地,他们的大门从不关,我们经常进去喝水。两位教授十分勤奋,除授课外,几乎整天都在屋里看书写作。“石屋”安静得像一座庙。当时曾与任、李二教授一同在英国留学的外文系女教授袁昌英给他们开玩笑,将“珞珈石屋”称为“任李二公祠”,这个名字居然后来传开了,成为“珞珈石屋”的绰号。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武大的扩建,“珞珈石屋”已被拆除,与石屋有关的三位主人虽已作古,但他们的业绩与精神,给武大的校史留下了璀璨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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