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过早陨落的魁星

刘几（1030—1065），字之道，后易名刘辉，宋天圣八年生于信州铅山之永平。幼孤，依祖母养大成人。而矢志力学，就读太学，由三舍选第一人，是当时太学体的代表。嘉祐中两次参加欧阳修主持的科举考试，录取为进士第一，钦取状元。授河中判官。赴任后，因祖母不习北方水土，请求归家侍养。朝廷将他改官金陵。祖母去世后，他又再三请求解官，知府上报他的请求，得到朝廷批准。后国家发布政令规定，任官之嫡孙有诸叔而承担主要抚养责任的，准许归家养亲。这条规定就从刘辉开始。刘辉回到家乡，购买了一些良田，以赡养族人之中不能自食者。又建造房屋，以处远方之来学者。县改其里曰“义荣社”，榜其学曰“义荣斋”。其地曰“清风峡”，今人称“状元山”。所著文号《东归集》。治平二年（1065）春三月十有三日，感疾而卒，享年三十有六。

刘辉的价值，并不在他一举成名考中了状元，也不在他事亲以孝传名，而在于他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取得成效的见证，又是宋代文风转变的典型代表。这件事既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又见于明万历笪继良《铅书》所载。

沈括《梦溪笔谈》云：“嘉祐中，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骤为险怪之语，学者翕然效之，遂成风俗。欧阳公深恶之。会公主文，决意痛惩。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公曰：次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乃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

记载更为详细的是《铅书》八《说苑第十三·刘之道易名》：

状元公刘辉，字之道，幼孤力学，初名几，由三舍选第一。为文辞尚奇骨，绝去翰墨畦迳语，学者翕然效之，遂变西昆文体。欧阳修深恶之。会修主文，决意痛惩。凡为新文者，一切弃黜。有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修曰“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尽以大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谓之红勒帛。判大纰缪字榜之，既而果几。嘉祐四年，修为御试考官，而几在廷。修曰：“除恶务尽，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有士论曰：“主上修精藏明，于冕旒之下。”修曰：“吾已得刘几矣。”既黜，乃吴人肖穆也。是时，试《尧舜性仁赋》，有曰：“静而延年，独多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凶之诛。”公大称赏，擢为第一人，魁多士。及唱名，乃刘辉。人有识之者曰：“此刘几也，易名矣。”修愕然久之。因欲成就其名，小赋有“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公以为“积”近于学，改为“蕴”。自是而中外传诵，文体一变而浅白也。时梦火山军得名。后所取卷，乃刘辉云。

以上史料中提到“三舍选”指宋代三舍考选法或三舍选察升补法，变化文体则指改变当时文坛流行的西昆体和太学体。

三舍是宋代三舍考选法或三舍选察升补法的简称。在官办太学生中实行，为熙宁“新政”之一。即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三舍法”，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等，外舍2000人，内舍300人，上舍100人。官员子弟可以免考试即时入学，而平民子弟需经考试合格入学。在一定的年限及条什下，外舍生得升入内舍，内舍生得升入上舍；上舍生考试成绩优异者直接授官，中等者直接参加殿试，下等者直接参加省试。朝廷每年派官员到太学出题考试外舍生一次，称为“公试”。公试成绩列第一、第二等并获得校定者，可升入内舍。内舍生每月考核行艺，每季进行“季选”，每年给予30名积分最多的内舍生“校定”，分为“优”、“平”两等。朝廷每两年派官员到太学为内舍生举行一次“公试”，合格者亦分为“优”、“平”两等。如果公试优等、校定亦获优等者，即可升为“上舍上等”，立即释褐授官，称之为“两优释褐”；如果公试成绩与校定一优一平者，即可升为“上舍中等”，继续学习，待科举考试时，免解试及省试，直赴殿试；如果公试成绩和校定均为平等或一优一否者，即可升为“上舍下等”，继续学习，待科举考试时，免解试，直赴省试。

“三舍法”。把人才的培养与选取均放在学校，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地位。特别是由学校届期贡士直接参加殿试，学校具有了取士权，打破了多年来科举取士的垄断。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这种制度也给太学生们更多的取中机会，因为除了学校的考试外，太学生还可以跟其他人一样，参加正常的科举考试。按沈括载“士人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铅书》载为“三舍选第一”，应当属“上舍上等”或“上舍中等”，是可以“立即释褐授官”，或免解试及省试，直接参加殿试的人员。

这里就有一个疑问，史载三舍法确立于宋熙宁四年（1071），时刘辉已经去世六年，根本不可能享受三舍选的优惠待遇。今考所有有关刘辉史料，“由三舍选”、“由三舍选第一”两见，均分别出自《铅书》卷三、卷八。《铅书》为明万历间铅山县令笪继良主持编撰，距刘辉已五百多年，或所考未精。沈括（1031—1095）仅小刘辉一岁，属同时代人，他说“刘几累为国学第一人”，只说他是太学学生中最优秀，并没有提到“三舍法”。宋代还有赵蕃作《刘之道祠记》及杨杰作《刘之道先生墓志》，文中均未有“三舍”之说。据此，笔者认为，《铅书》谓刘辉“由三舍选第一”恐不足为信。

在欧阳修主持文坛以前，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文风已经受到严厉的批评。宋仁宗在天圣至庆历年间曾三次下诏诫斥浮靡文风，而当时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更是对西昆体视若寇仇，他专门写了《怪说》三篇，猛烈攻击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石介的观点对太学生的影响很大，于是以太学生为主的青年士子随之而矫枉过正，竞弃西昆体华美密丽之文风，走上了险怪艰涩的道路，形成了风行一时的“太学体”。刘几就是当时“太学体”的代表人物。“太学体”虽然提倡古文反对骈俪，但其自身怪僻生涩，也不是健康的文风。所以欧阳修在反对西昆体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太学体”。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利用主贡举的机会，对文风险怪的士子痛加排抑。经过几年的努力，“太学体”终于消声匿迹了。

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学术界曾有不同看法，学者们质疑的是作为运动，他似乎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也没有作为运动过程的记载。而只是在两次主持科举考试时，他作为主考官，行使职权，刷掉了西昆体、太学体的文章。他们用今天的“运动”概念来理解诗文革新运动，以为要有朝廷号召，群众响应，有运动过程，高潮结尾，才是运动。其实是一种误解。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也历时三、四年，当时的科举考试无疑是全社会学习风气的重要指挥棒，而欧阳修利用前后两次担任科举主考官的有利条件，改变文风，确实是起到了重要的震慑作用的。上面的记载有三方面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一是沈括所载的“红勒帛”。所谓“红勒帛”是指阅卷考官用大红朱笔在考生卷面上大肆涂抹，以识其不满之意。沈括的记载很有意味，刘几是当时朝廷的大学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应当是大学中最优秀的学生。在宋初反对西昆体雕彩巧丽的斗争中，大学生总是走在运动的最前列，因而，刘几骤为险怪之语，而学者翕然效之，并在大学中形成风俗。显然，欧阳修对此是熟知的、不赞成的，是有前期思想准备，决心痛惩的。嘉祐二年，机会来了，欧阳修担任这届的主考官，他决意利用科举的取舍予以痛惩。在批阅试卷时，他发现有一举人论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便曰：“次必刘几也。”戏续之曰：“秀才刺，试官刷。”便用大红朱笔横抹之，自首至尾，称之为红勒帛。并判“大纰缪”三字榜之。

二是“红勒帛”事件的影响。“红勒帛”事件在当时曾引起极大反响。《宋史》有载，这次考试后，“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然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又【明】蒋一葵撰《尧山堂外记》卷四十二有载：

至和、嘉祐间，举子文尚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阳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时范景仁、王禹玉、梅公仪等同事，而梅圣俞为参详官。未引试前，唱酬诗极多，欧公“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最为警策，圣俞有“万蚁战时春日暖，五星明处夜堂深，”亦为诸公所称。及放榜，平时有声如刘几辈皆不预选，士论汹汹，哄然以为主司耽于唱酬，不暇详考校，且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如蚕蚁，因造为丑语。自是，礼闱不敢作诗者几三十年。

前段记载是被黜考生临街闹事，他们在要路口等待欧阳修出门，拦住他的马头质问，以致巡逻街警都不能控制局面，这表明当时反对的力量也是较大的。当然，在长期的科举考试中，这只不过是个小插曲，朝廷不会因为他们闹事而改变。但“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却是肯定的。

后一段记载也颇有意思，先叙欧阳修欲革时文奇涩之弊的决心，又载众考官唱酬明志、沟通心曲之花絮，然后说，放榜时，大学生中有声名如刘几辈等人皆不预选，于是士论汹汹，反过来指责考官耽于唱酬，不暇详考校。事情肯定闹得沸沸扬扬，也给考官们难堪，所以，从此以后，礼帷不敢作诗唱酬至三十多年。这件事既反映了刘几在京师大学生中的声誉，他的被黜为士人所不解；也表明事件本身在社会造成的重大影响，连考官们也大为警醒。这样，考生不再敢为奇涩之文，考官不再敢为试前唱酬，就是很自然的了。

三是刘几高中状元。富有戏剧性色彩的是，刘几居然在三年后，仍然是在欧阳修担任主考官时，却高中了状元。“红勒帛”事件对刘几的打击显然是难以估量的，要想在欧阳修笔下翻身，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刘几却不是闹事者，而是改变者，《铅山县志》载：刘几落第后决心痛改前非，一改往日好高务远，求险求奇之病，写出一批反映现实，平易自然的古文。嘉祐四年，刘几改名刘辉，再次参加了进士考试。仁宗在崇政殿以《尧舜性仁赋》为题为礼部试，欧阳修仍为主考官，考试前他宣称：“除恶务尽，今必痛斥轻薄子，以除文章之害”。阅卷时，先有士子论曰：“主上修精藏明，于冕旒之下。”欧阳修说：“我已经发现刘几了。”黜其卷，却是吴人肖穆。又阅一卷，有论曰：“静而延年，独多五帝之寿；动而有勇，形为四凶之诛。”欧大加赞赏，擢为第一，宋仁宗阅后也同意，启封乃刘辉也。有人告诉欧公：“刘辉者，刘几之易名也。”欧愕然良久，而后曰：“这篇文章辞善道明，实为难得。”

按文所载，考官阅卷是糊名的，欧阳修确定第一只看文章本身，并不管考生何人。黜肖穆，擢刘辉，皆出同一标准。欧阳修对刘辉的赞赏和肯定，表明了，并不是欧阳修看错了，而是刘辉确实改变了。欧阳修通过科举而改变一代文风的愿望，通过刘辉为代表的一批士人实现了。所以，宋人杨杰曾感慨地说：“由是场屋传颂，辞格一变。议者既推欧阳公有力于斯人，而又服之道（刘辉字）能精敏于变也。”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铅山状元刘辉就是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成果的见证，它表明，科举对场屋之风的转变，是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

但是，学术界对刘辉这场公案，还是有不同见解的。“红勒帛”的典故成为科场趣事，不竞而走；“刘辉“天地轧，万物茁”两句话甚至成为文词怪异生涩的代名词，而浓缩出“茁轧”的词组。《铅书八》《说苑第十三·刘之道易名》有辨曰：

欧阳公语，必妇人女子皆通晓，乃为文体如此，则殷盘周诰可不设，易诗可不存矣。‘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句虽奇，而正理也。《书》‘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亦可抹乎？‘震雷无暇掩聪’句，亦未为艰深，何至如‘宵寐匪真，札因洪休’之语耶？然则‘克昌厥后’诗可改为‘能盛其后’乎？文固不必赘牙，而亦不必浅白。欧阳好讥诮，势必浅白，所以五代史、唐书便不佳致。

这段辨说很有意思，它对欧阳修通过科场考试整饬文风的做法提出微议，认为如果要求文体都这样的话，那么如殷商的《盘庚》、西周的《大诰》《康诰》《酒诰》《召诰》之类晦涩难懂的文章都可不设，《周易》《诗经》也都可不存了。刘几的“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用词虽险怪，而道理却是正确的。但此话后来成为用词险怪的典型，却是事实。如宋沈括《梦溪笔谈·人事一》载，欧阳修主试，举子刘几好为怪险之语，曰：“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修斥之。后以谓文词怪异生涩。清章学诚《文史通义·繁称》：“庄姓则称‘漆园’，牛姓乃称‘太牢’……而无识文人，乃用之以记事，宜乎试牍之文流于茁轧，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清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欧阳修用大红朱笔抹其文，那么，《尚书·胤征》有云：“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你能抹掉吗？

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宋祁写文章爱用僻字，以显示自己博学。欧阳修同他一起修《唐书》时，很想找个机会指出这种毛病。一次，欧阳修去探望宋祁，宋祁不在，他便在门上写了“宵寐匪贞，札因洪休”几个字。宋祁回家后，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去请教欧阳修。欧阳修说：“你忘了，这八个字是‘夜梦不祥，题门大吉’！”宋祁抱怨欧阳修不该用冷僻字，欧阳修大笑道：“这就是您修唐书的手法！‘迅雷不及掩耳’多明白，你却要写成‘震雷无暇掩聪’，这样的史书谁看得懂呢？”宋祁感到很惭愧。而这里辨者却认为“震雷无暇掩聪”并不算艰深，不至于“宵寐匪贞，札因洪休”那样晦涩，欧阳修的类比夸大了它的程度。比如“克昌厥后”出自《书经》：“克昌厥后，斯文在兹。”意为能让后世子孙兴旺发达。又见于《诗经·周颂·雝》“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谓文王之德安及皇天，又能昌大其子孙。这里用此话反问：你能将这句话改成“能盛其后”吗？

所以，辨者认为，文章当然不能诘屈聱牙，但也不能一味求浅白。欧阳修因为好讥诮，所以势必求浅白。所以他主编的《新唐书》《新五代史》便少文采而不佳致。

这段辨是《铅书》作者的观点，所说不能说没道理。但欧阳修是针对当时整个时代的文学风气而言的，他以整饬科场文风为手段，一变当时西昆体、太学体之风，意义是深刻的，不当以小过责之。

《四库提要·集部·词曲类》注欧公《六一词》有一段话：

曾慥《乐府雅词序》有云，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词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蔡絛《西清诗话》云：欧阳修之浅近者，谓是刘辉伪作。《名臣录》亦云，修知贡举，为下第举子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望江南》诬之。则修词中已杂他人之作。

这段话不仅毫无根据，而且漏洞百出。后人不辨真伪，竟为所泥。曾慥之言，不过为贤者讳，却不知宋代士大夫浮词艳句，乃是通病。欧词中“谑浪游戏”之词又何止《醉蓬莱》《望江南》几阕。而蔡絛《西清诗话》云云，根本就没有此话，不知所据何本。况且所言荒诞，尤当一驳。上文已辨，欧公所倡，乃以通俗浅近之文取代诘屈险怪之风，则欧公之文亦自当浅近平易，若“浅近者谓是刘辉伪作”，则欧文与所倡为二，不亦悖乎？其引《名臣录》所载，并指实为《醉蓬莱》《望江南》两词，更是毫无根据。《名臣录》若即指朱熹所编《宋历代名臣言行录》，则遍翻全书，终不见四库馆臣所引文字。四库馆臣如此信口开河，捕风捉影，令人不解。

但纪昀也并非空穴来风，宋代也确实有刘辉伪造艳词以诬欧公的传闻，笔者也当就此明辨是非，以正视听。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世传辉既见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罗泌《近体乐府跋》亦云：“其甚浅近者，前辈多谓刘辉伪作。”陈、罗南宋人，距刘辉未远，既言“世传”、“前辈多谓”，显然他们也心存疑窦，故如实记载其所闻，而未作认定。笔者认为，对这种传闻可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一是欧阳修浅近之作是否一定是刘辉伪作？二是刘辉是否有可能伪造淫词以泄私愤？

对第一个问题，欧阳修词中杂有他人作品，本属正常之事。欧阳修在诗文方面的成就，是文坛公认的大家。他的词在历史上却未曾独辟蹊径，远绍“花间”而近袭冯延巳，多有蕴藉风流格调。在当今文坛，欧阳修词的评价渐渐提高。论者认为欧阳修从自己特定的生活情感出发来写词，能在某些方面突破传统的题材和风格，表露出某些新的现象。其词内容虽多离别相思之作，却开始从描摹妇女体态、服饰转向细致深刻的内心刻画。所以，冯熙有“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之说。另一部分词直抒胸臆，记录了它的生活，反映了多方面情感，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还有一部分词保存于《醉翁琴趣外篇》，而为《近体乐府》所未收，也就是被南宋词家认为“浅近”、“浮艳”而被删削者，这些词正体现了欧阳修创作中的另一种现象，即表现男女情恋、离别相思之情时，一改典雅婉约，而更为通俗泼辣。邓魁英先生曾指出：“欧词有些已经散逸，有些和冯延巳、晏殊、张先等人的作品掺杂在一起，造成了一定的混乱现象。但因此就认为浅近浮艳者全属伪作，又未免太过。”宋代文人优厚的待遇、享乐的生活，反映在作为“小道”的词中已司空见惯，原不必因为欧是“通经学古”的正统人物，就一定写不出这类“浅近”、“浮艳”的词来。所以，我们认为，认定欧阳修浅近之作必为刘辉伪作，是站不住脚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其实陈振孙都不相信，而力辨流言之诬：

辉嘉祐四年进士第一人，《尧舜性仁赋》至今人所传诵。始在场屋有声，文体奇涩，欧公恶之，下第。及是在殿庐得其赋，大喜。既唱名，乃辉也，公为之愕然。盖与前所试文如出二人手，可谓速化矣。仕止于郡幕，年三十六以卒。世传辉既见黜于欧阳公，怨愤造谤，为猥亵之词。今观杨杰志辉墓，称其祖母死，虽有诸叔，援古谊以嫡孙解官承重，又尝买田数百亩，以聚其族而饷给之。盖笃厚之士也，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险薄之事哉。（《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东归集》）

他根据杨杰《刘之道先生墓志》所载，认定刘辉是“笃厚之士”，决不肯“以一试之淹，而为此险薄之事”。

更何况，三年后刘辉又获魁于欧公，与欧公有门生之谊，二人之间并无交恶之事。见于南宋孙奕《示儿编》所载：

尝记前辈说欧公柄文衡，出《尧舜性仁赋》，取刘辉天下第一，首联句曰：“世陶极治之风，虽稽于古；内积安行之德，盖禀于天。”刘来谒谢，颇自矜，公虽喜之，而嫌其“积”字不是性，为改作“蕴”，刘顿骇服。（卷八，《赋以一字见功夫》）

从“来谢”到“公喜”，从“自矜”到“骇服”，丝毫没有交恶的迹象。刘辉有何理由去报复欧阳修呢？且欧阳修雍容大度，又怎会与年轻后生一般见识？所以，以刘辉之忠厚笃实，是决不会伪作浅词以泄私愤的。

按说，刘辉是可以在政坛或文坛发挥更大作用的。然而很可惜，他的仕途并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政绩，只做了几年小官，就辞归奉养，再过三年，便因病逝世，一颗刚刚升起的新星，就过早陨落了。

刘辉状元及第后，初授大理评事签书河中府节度判官事。迎侍祖夫人一同赴官。祖夫人因生于南方，不习北方风土，生活得并不舒畅。刘辉说：“辉之立志在显亲，不幸少失怙恃，追养不逮。尚幸祖母康宁，得以承其志养。今仅志意不怿，岂子孙之心也哉？”即将下情报府，请求解官侍亲。知府特具奏于皇上，下诏改移建康军签书节度判官事。以方便其奉养也。未几，改官著作郎。七年（1062），祖夫人卒。刘辉号墓尽哀。以嫡孙乞解官承重服（按，即以嫡孙身份请求离任归家为祖母服丧）。府尹龙图王公贽重惜其去而固留之，之道固不从。公即遣使者谓辉曰：“按规定，凡嫡孙为祖父母承担主要侍养责任者，是指其嫡子无同母弟以承其重者也。今君虽于祖父母为嫡孙，而闻先君有同母二弟已自服重丧，奈何遽哀号？”辉徐徐杖而起，谓使者曰：“辉闻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予所以重正嫡而尊祖考也。后世虽未能尽蹈典礼，而丧事敢不免乎？况国朝封爵令，诸王侯伯子男皆子孙承嫡者传袭。若无嫡子及有罪疾则立嫡孙，否则以次立嫡之同母弟。且贵贱虽殊，正嫡之义则一也，岂有处贵者之后则封爵先子嫡孙，而在凶丧之际反而重服止诸叔父耶？请为我重谢龙图公，毋固留也。”公以其事奏朝廷，朝廷下礼官讨论，以为所说有理，同意其归养。自宋开国以来，嫡孙有诸叔而承重者自刘辉始也。

刘辉扶陵归丧于乡里，哀墓过节，州里称其孝。时有数世族人贫不能为生者，辉买田数百亩以聚之，晨昏岁月，享给周足。县大夫为其易名曰“义荣社”。刘辉居丧，未尝一造州县。四方士人从学者甚众，辉乃择山溪胜处建馆舍以处之，日与诸生讲论其间，县大夫又名其馆曰“义荣斋”，皆所以厚风俗也。三年服除，刘辉赴阙，取道真州，治平二年（1065）春三月十有三日，感疾而卒，享年三十有六。刘辉性和易，接人必尽诚，不尚伪饰，士乐与之交。供备库副使白君质以其子妻之，男一人，女三人皆幼。

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才，在36岁的壮年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实在是时代的悲剧。刘辉死后，家人请当涂杨杰为作墓铭，杨欣然应允，铭曰：“琢玉为璧，璧成而阙；琢玉为圭，圭成而折。厥宝为重，不获其用。呜呼之道，不得寿考。”对刘辉圭璧之才不获其用，深表哀叹。南宋宁宗庆元五年（1199），铅山县令鄱阳吴绍古复修刘之道祠，赵蕃为作祠记，有云：

论国朝人才之盛者，必及于嘉祐。为国朝人物之宗者，莫尚于欧公。铅山刘公之道，擢第于嘉祐，而赏其程文者，乃吾欧公。然则其文与才，盖可知已。公虽终于著作郎江宁幕府，而至今语人物者，不公遗也。……嘉定孟秋书来，俾记其事。惟公以嫡孙承重，载于国史，见于杨无为作志铭，《起俗记》《念祖箴》，编于其集，行于其乡，且有警于世。其它文字亦皆流通，而义荣之社，义荣之斋，至于今昭炤如生。虽欲重加藻饰，特赘焉尔。惟是杨公之铭，叹其成璧折阙，宝不获用，是固可惜。然不折不阙，则后之叹息仰止，未必如今日之深且切也。

文中对刘辉“宝不获用”也深表感慨。宋代还有一个铅山县令章谦亨，尝登清风峡刘状元读书岩，作《水调歌头》词云：

解变西昆体，一赋冠群英。清风峡畔至今，堂以读书名。富贵轻于尘土，孝义重于山岳，惜不大其成。陵谷纵迁改，草木亦光荣。

对刘辉轻富贵、重孝义的精神给以赞扬。虽然也“惜不大其成”，但这也是地方永远的光荣。到了明朝，刘辉继续得到历代文人的赞扬。明大理寺少卿李奎有《刘之道赞》一首云：

学探天人之蕴，名登大对之冠，礼之隆也。终重闱之制，孝之笃也。深返哺之衷，辟义馆于故里，启后学于将来。呜呼！先生起俗有记，念祖有箴，又岂非人中之翘楚，间世之奇才者乎。

明景泰年间，信州太守姚堂也作《刘辉赞》一首：

明堂之资，湖涟之器。敷对大廷，状元及第。嫡孙承重，肇兹王制。

买田置产，族姻以济。念祖之箴，起俗之记。风化所关，昭示来世。

他们都共同表达了对刘辉才学、孝道的肯定和缅怀。

（2013年2月改完于上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