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罗隐的诗

在晚唐的诗人中，罗隐是声名卓著的一个。他以一生坎坷的经历，写下了四百六十多首诗歌。这些诗是唐末黑暗社会的反映，是诗人强烈的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精神的体现。他以辛辣的语言，犀利的笔锋，猛烈地抨击了腐朽的官场社会，无情地嘲笑了那些昏庸祸国的封建统治者，抒发了自己满腔愤慨的情绪，表达了对挣扎在社会最低层的人民的关怀。他的诗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刘禹锡“含思婉转”的风格，形成自己独特的雄丽峭拔、警策动人的风格。他的诗长期流传在人们中问，有着很高的声誉。

《全唐诗》收罗隐诗四百六十余首，按内容分，其中寄赠送别诗占一百七十余首，纪行抒怀占一百多首，咏史咏物占一百三十佘首。寄赠类诗中，或求荐、或应酬，或述友情，或送往迎来，大多思想内容并不高，只有部分篇章寄托了诗人深沉的感慨。纪行抒怀诗记录了作者坎坷南北的经历和求仕失意的悲愤，有一定的价值。值得重视的是咏史咏物一类诗，这些诗或借咏史实，或把握事物之某一特征，含蓄深刻地表达了作者对社会的批判，讽刺意味十分强烈，具有较高的思想意义。

《唐才子传》说罗隐“诗文凡以讽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确实，在罗隐诗中，讽刺时政、揭露社会象一根主线，贯穿在他的诗作中。上自帝王将相公卿贵戚，下至贪官污吏走狗鹰犬，皆在所讽之列，真所谓“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咏史，是罗隐进行讽刺的重要形式。“蠢简遗编试一寻，寂寞前事似如今”（《咏史》）可见，他是把咏古作为刺今的手段来使用的。在这些诗中，他通过对历代兴亡史迹的吟咏，毫不掩饰地把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华清官》是所谓断送了他的甲科前程的一首诗，可见这诗引起了多大的反响。诗中直指唐玄宗“开元时节好笙歌”，用幽默的语调，指斥唐玄宗媚于杨贵妃的美色，以致酿成了安史之乱。在《书淮阴侯传》一诗中，他写道：“寒灯挑尽见遗尘，试沥椒浆合有神。莫恨高皇不终始，灭秦谋项是何人？”末二句意在言外：既然你当年协助我灭秦谋项，成此大功，谁能保准你今后不协助他人灭汉谋刘呢？一句设问，不答而意自明，极为深刻地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疑忌、屠杀功巨的险恶用心。《青山庙》咏的是春秋末年的伍子胥。伍子胥协助吴王破楚，后被杀，抛尸江河。诗人哀叹他的不幸遭遇，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指斥。《四皓庙》辛辣地嘲笑了统治者之间的倾轧和争夺：“汉惠秦皇事已闻，庙前高木眼前云。楚王漫费闲心力，六里青山尽属君。”汉惠帝是用阴谋诡计而登上皇帝宝座的，如今商山四皓也早已死去，兴亡成败的历史，正如过眼的烟云，霎那间就消逝了。当年的楚怀王，竟愚蠢地听信了张仪的谎言，贪其所许秦地六百里而绝齐邦交，结果身死异城。如今这方园六里青山都是你的墓地，你贪婪而愚蠢的心该得到满足了。这真是极无清的嘲弄。

《帝幸蜀》并非咏史，而是针对唐僖宗的。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唐僖宗仓皇逃蜀，走的是当年玄宗的老路。诗中借玄宗的发问，尖锐地嘲笑了僖宗的昏聩无能。

揭露豺狼当道，批判黑暗的官场社会是罗隐诗歌的又一内容。这个社会，横行的是那些豪强权贵，他们高官厚禄，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当国家处于危难时，他们是“碧幢未作朝廷计，白梃犹驱妇女行。可使御戎无上策，只应忧国是虚声。”（《塞外》）他们无法保卫国家的尊严，却可耻地将和亲奉为上策，把国家安危托负在妇女身上。而另一方面，拼命地搜括民脂民膏，聚敛财物，却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朱门虎狼性，一半逐君回”（《钱》）金钱花，多么好听的名字，“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这真是入木三分的揭露。诗人落第南游，心中也在默默地念叨：“不知无忌奸邪骨，又作何山野葛苗”（《宿纪南》）对那些披着人皮的恶物，诗人有时破口大骂：“又应改换皮毛后，何处人间作好人”。（《野狐泉》）他们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走狗鹰犬，却奴才装主子，神气十足：“眼恶藏锋在，心粗逐物殚。近来脂腻足，驱遣不妙难。”（《鹰》）对这样的社会，诗人是不抱任何幻想的，改朝换代又有什么用？“只恐异日开霁后，玉轮依旧养蟾蜍。”（《中秋夜不见月》）这些癞蛤蟆尸居高位，世代簪缨，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

揭露腐朽的科举制度，也在罗隐的诗中得到较多的反唤。从二十七岁到五十五岁，近三十年中，诗人漂泊南北，备尝艰苦，而竟终身不第。《吴越备史·本传》说他“凡十上不中第。”《杭州府志》也说他“十上不足第”，罗隐之友僧贯休《怀二子诗》亦有“青云十上苦”之句，可见此说可信。罗隐屡举不第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科举制度的隐弊，至中晚唐更趋其甚，贵戚重臣，甚至王公妃子，都常常受托而干扰主考官。权要的引荐，往往是决定录取与否的关键，甚至到“每岁策名，无不先定”的程度。其次是他本身的原因。社会的不平激发了他满腔的愤慨，世道的黑暗造就了他坚强的个性，使他面对黑暗的社会敢于揭露，敢于抨击。《唐才子传》说他“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风生。好谐谑，感遇辄发”，又说他“恃才忽睨，众颇憎忌”，《五代史补》亦说他“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致使他直到晚年，犹遭讥谤。《唐诗纪事》说：“昭王欲以甲科处之，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盛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栎？’帝问讥谤之词，对曰：‘隐有《华清池》诗曰：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应该肯定，罗隐的“恃才傲物”、“多所讥讽”，正是他敢于向封建统治阶级挑战，敢于揭露和批判他们种种罪恶的强烈的斗争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斗争精神，才使他写下了大量揭露科举制度的诗篇。《西京崇德里居》是诗人困居长安时所作，它既是诗人痛苦生涯的写照，又是对贪宫污吏把持朝政的控诉。“进乏梯媒退又难，强随豪贵滞长安。风从昨夜吹银汉，泪拟何门落玉盘。抛掷红尘应有恨，思量仙桂也无端。锦鳞赪尾平生事，却被闲人把钓竿。”诗中“乏梯媒”指无人荐引，风吹银汉喻发榜。抛掷红尘，心终有恨，思欲登天，惜无仙槎，难以问津。题名金榜毕竟是平生所愿，只可恨贪官污吏把持朝政，垄断了仕进之途。“满城桃李君看取，一一还从旧处开”这是对封建科举制度实质的高度概括。“只言圣代谋身易，争奈贫儒得路难”，既然天下儒者都有行路难之感，这样的“圣代”也就值得怀疑了。诗人还有《黄河》一诗，用黄河之浊比喻科举制度，猛烈地抨击了“天意难明”，科场混浊，语气异常激烈。

罗隐还有一部分诗表现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疾苦的关怀。僖宗乾符初年，王仙芝、黄巢起义爆发了，战乱的烽烟打破了诗人求仕的幻想，他不得不在安徽池州隐居下来。《别池阳所居》说：“黄尘初起此留连，火褥刀耕六七年。”这六七年因为生活所迫，诗人不得不亲自参加生产劳动。“劳君问流落，山下已躬耕。”劳动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下层入民的苦难，尝到了自食其力的艰难，正如他所说：“久居竹盖知勤苦”。同时也使他的心和广大劳动人民贴得更近了，写出了很多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诗篇。“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蜂》）辛勤采蜜的蜂正是千千万万劳动人民的化身，他们终年劳累，而所得果实，却被剥削阶级全部占有，这是多么不平等的现实。“物不得其平则鸣”，在这不平等的让会上，诗人是不会沉默的。面对着漫天飞雪，他想到的首先是贫穷百姓：“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雪》）丰年并不能给劳动者带来多大的实惠，只是更多地填饱了剥削者的贪囊，而下雪所造成的寒冷，却给劳动人民带来了现实的苦难。当战争吞噬掉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诗人的心是异常沉重的：“两地干戈连越绝，数年糜鹿卧姑苏。疲甿赋重全家尽，旧族兵侵大半无”（《送王使君赴苏台》）站在陇水头，诗人也会发出深沉的疑问：“借问陇头水，年年恨何事。全疑呜咽声，中有征人泪。”（《陇头水》）当农民们欢欣鼓舞，庆祝丰收的时候，诗人的心也是高兴的：“陵阳百姓将何福，社舞村歌又一年。”（《寄池州郑员外》）目睹贫富不均，官奢民苦，诗人的心更是愤怒的：“粪土金玉珍，犹嫌未奢侈。陋巷满蓬篙，谁知有颜子”（《秦中富人》）罗隐还有《题磻溪垂钓图》一诗，《全唐诗》载：“钱氏有国，西湖渔者日纳鱼数斤，谓之使宅鱼，隐题此图，遂蠲其征。”一首诗使得西湖渔者消免了每日数斤鱼的沉重负担，这真是帮了贫苦渔民的大忙。问题还不仅在此，钱鏐是罗隐的恩主，一直对他另眼相待，而罗隐却敢于这样直言讽谏，可见在他心目中，人民的疾苦是看得比个人利益更重的，这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确是难能可贵的。

诗歌发展到晚唐，特别是李商隐以后，风格和形式渐渐追求华丽纤巧，正面反映现实的篇章也不多。既没有盛唐时代浑厚的气象，也没有中唐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因而后人对晚唐诗歌的评价都不高。但是也不能否认，在这时侯也有一批诗人，继承了杜甫白居易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较广阔的社会现实，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上都有可取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皮日休、杜荀鹤和罗隐等人的诗歌中。

罗隐的诗，总的看来，近体优于古体，古体较纤弱，而近体雄放。近体诗是他熟练掌握并能运用自如的形式，他的全部创作也几乎都致力于近体这一形式。在近体诗中，他更多地继承了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的艺术传统，或托物咏志，或借景抒情，往往韵味深远，警策动人。语言尚质朴、明快，不喜雕琢堆砌。他自言：“言者不期枝叶，所贵达情。苟抑扬之理或差，则流诞之辞亦异”（《全唐文》卷八九四《河中辞令孤相公启》）。可见他是把诗歌的表情达意摆在首要位置的。这是从陈子昂以来的唐代诗坛上的重要理论传统。

律诗在罗隐的诗中数量最多，其中七律就占一半以上，五律亦占五分之一。这些诗格律工整，章法井然，不少篇章清新绝俗，出神入化，“虽比唐初人奚让焉”（《圣叹选批唐诗》卷七下第二二页）。七律诗内容较广泛，他的寄赠诗，特别是求荐诗并不同于陆龟蒙，不为求取功名而卑躬折节，但也不象孟浩然之《临洞庭》那样委婉开阔，而是在含蓄的陈辞中透露出铮铮傲骨。如《寄郑补阙》《孙员外赴阙后重到三衢》等诗。他甚至在投渴中献上“一个弥衡容不得，思量黄祖谩英雄”的诗句，显示了诗人傲桀不驯的性格。他的送别诗往往在写景中织进白己的身世之感，悲壮而不缠绵，深沉而不板滞。如《东归别常修》《送王使君赴苏台》《送宣武徐巡官》等，傲昂之气，仍不时表露。《送舒州宿松县傅少府》更不作执手挥泪语，清新脱俗，被金圣叹誉为“推陈出新”之作。七律中还有一些登临怀古之作，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而部有较高的价值。如《登夏州城楼》：

寒城猎猎戍旗风，独倚危楼怅望中。万里山河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离心不忍听边马，往事应须问寒鸿。好脱儒冠从校尉，一枝长戟六钧弓。

首联登楼怅望，颔联写怅望中滋生的感慨，颈联转述怅望实感，结联写凭吊中激起的豪情壮志。全诗深沉豪迈，沈德潜认为“犹棱棱有骨。”《筹笔驿》是缅怀诸葛亮之作。此诗首联直赋诸葛亮之生平业绩，颔联慨叹其事业之成败，颈联承上联之“未竟”的一面，寄托作者的遗恨，结联以多情水之绕界流，象征性地表达人民对他的爱戴。此诗笔力峋嶙，警策明快，其中三四两句历来受人传诵。比之于李商隐的《筹笔驿》诗，也毫不逊色。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桐江诗话》云：“罗隐诗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确非虚言。上文所述寄赠送别，羁旅行役以及咏史诗，饱含着作者的复杂感情，自不待言。就是在他为数亦不少的咏物诗中，也都充满着强烈的爱憎之情。这种强烈的爱憎，在咏物诗中，又有其独特的表现方式。

罗隐的咏物诗崇尚刘禹锡，继承他的“托讽禽鸟，寄情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吊张曲江序》）的传统，或触物起情，寓寄托于兴象之中，使物与情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含蓄婉转，韵味深远的风格。或寄情于笔墨蹊径之外，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者，看似咏物，而包含着深广的讽刺容量，却又不露痕迹，即严羽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沧浪诗话》）者也。也即刘禹锡所谓“境生于象外”，司空图所谓“韵外之致”，这是中唐以后诗人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在罗隐的咏物诗中，这种特点表现得很明显。他写蝶，“舞巧何妨急，飞高所恨轻”，寄托的对小人得志的憎恶；他写蜂，“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表达的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他写牡丹，“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设想奇特，可谓绝妙；他写黄河；“解通银汉应须曲，谗出昆仑便不清”，抒发的是对世路混浊，科场腐败的悲愤。这些诗都能从极平凡的现实材料中挖掘出诗的题材，善于透过事物的现象，而把握住其木质特征，付诸形象，表达寓意。

在罗隐的诗集巾，绝句也占较大分量。绝句形式短小活泼，三言二语就构成一个含蓄深刻的艺术意境，催人思索，引人联想。它摄取的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画面，但却能以其集中和凝炼，获得有如匕首投枪一样的功用。他所产生的力量往往是犀利尖刻或幽默辛辣的。李商隐、杜牧颇善此道，罗隐也乐于且善于使用。在这些诗中，他有时巧设反问，如《书淮阴侯传》“莫恨高皇不终始，灭秦谋项是何人？”七字反问，并不直接说穿事情的真相，造成语意摇曳回荡，让人在反复沉思中逐渐领悟内涵的真情，意味深长，含蓄而不显露。《西施》一诗也是这样，“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问得理直气壮，不容人有反驳的余地。他有时出语平淡温和，而显示的讽刺意味却很辛辣，如《故都》一诗，大概是讽刺高骈的：隋场帝曾于扬州起造迷楼，以至灭国亡身。高骄时为淮南节度使，曾受封燕国公，于战乱中起造迎仙楼，罗隐的《广陵妖乱志》对此曾作大胆揭露。诗中说高骈不如隋场帝破家犹得到扬州，分明是说高在走隋场帝灭亡的老路。反语的使用，使一诗的讽刺意味在尖刻中又带有几分幽默。借历史题材揭露统治者骄奢淫逸和社会的黑暗，罗隐的绝句与杜牧比较接近。但杜牧的绝句有一部分发议论，史论的特色较浓，如《铜雀台》等诗。罗隐此类诗较少，只有《西施》堪与比美，而绝大部分是围绕所咏史实，借以传达出含蓄深刻的讽刺。如《八骏图》咏得是周穆王驾八骏访问四方诸国事，三四句作者笔锋一转，“如今纵有骅骝在，不得长鞭不肯行。”揭示唐宋中央失去对地方藩镇控制能力的现实，着眼点仍在于现实社会。

江南江北两风流，一作迷津一拜侯。

至竟不如隋炀帝，破家犹得到扬州。

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写景抒情的诗，写得清新婉曲，盎然多姿，显示了诗人的多种风格。“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是历来深受人们传颂的名句，它不仅展示了明媚如画的景色，而且用拟人的笔法，委婉地表现了自己对蜀中山水的爱恋之情。

“尽日无人疑怅望，有时经雨乍凄凉”写的是桃花，《诗》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而这里的桃花却无人赏识。诗人咏的是花，却让我们看到了他自己怀才不遇，备尝苦辛的身影，桃花的形象与诗人的主观自我合而为一。《晚眺》说：“天如镜面都来静，地似人心总不平”，用人心比地，设想就很奇特。人心之不平是抽象概念，而地之不平却是触目可见的具休概念，诗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表抽象，而少有用抽象来表具休的，在此之后，黄庭坚始有极大的发展，他的“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脍炙人口。

总的看来，中国古典诗歌在盛唐已达到高峰，经中唐而到唐末，诗风逐渐发生变化。而讽刺诗却以其对于社会的巨大批判作用而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也是我们研究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