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什么

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试验修订本·必修)上册第109页第三段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一次发展的机会,出现了短暂的春天。”

这里的“春天”究竟指什么?是指民族工业发展的状况?还是发展的原因条件?抑或既是发展的原因条件又是发展的状况?

大自然里,有春暖花开的现象。其间的关系是:春暖——花开;因为春暖,从而花开。春天会有花开,但春天不等于花开。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新投入资本不断增多,新办厂矿如雨后春笋。与此同时,中小资产阶级成长、大实业家出现、产业工人队伍壮大,这种民族工业蓬勃发展的状况,好比春天里的百花齐放。但是,百花齐放本身并不是春天。春天是为百花齐放所提供的温暖湿润的环境条件。

同样的道理,民族工业的“春天”不是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民族工业的春天是造成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蓬勃发展和繁荣的外部有利条件:

第一,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政策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保护、鼓励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在清末“新政”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除封建因素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束缚。北洋政府也采取了许多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政策。如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规定工艺品的发明者有权申请专利,使工商业能够自由竞争,促进企业的发展。《矿业条例》,削减地主之权,对商人呈请采矿、开矿者予以优先权;《公司条例》和《公司保息条例》,保证新成立的企业公司在开办初期也有利可图。这些条例虽然不够完善,有些规定甚至也未能付诸实行,但它们终究解除了清政府原来对工矿企业的若干限制。此外北洋政府还成立劝业委员会,设立劝业场、工业试验所等各种示范场所,引导人民创办实业。这一切为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的政策法令,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握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权外,还有许多人参加各地的军政机构,担任了要职。袁世凯执政时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陈其美、张謇等担任工商总长等职务。最典型的是“南张北周”。张謇是光绪甲午年的状元,在清朝曾官居翰林院修撰,在南京临时政府任实业总长,在袁世凯北洋政府亦做过农林、工商、农商部总长。而周学熙两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如此二人,无疑是清末民初地地道道的高级官吏,却以极大的热忱创办实业,成为著名的大实业家。客观上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得到较大的提高。正因为创办实业,做个工商业者不仅有利可图也是荣耀的事,因而,使更多的封建官绅从传统的“贱商”、“轻商”的传统意识束缚中解脱出来,积极投资实业。这无疑是一种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第二,“实业救国”的社会思潮激发了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实业的热情。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侵略中国,尤其日本侵占山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有识之士深感民族危机的深重,从而积极探索救亡之路。因而,“实业救国”与民主共和一道成为当时两大社会思潮,也形成了“实业救国”的社会风气。创办实业与救国相联系,获取利润发家致富是爱国行为,这显然有利于激发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得到一定提高的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业的激情。

第三,国内外的商品需求剧增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急剧扩大的商品市场。与自然经济明显不同,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政治前提的保证,还需要资金、技术、原料,更需要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销售市场的大小,决定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规模和发展的速度。我们经常讲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经常讲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束缚,说到底就是外国资本主义依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雄厚的资本,通过廉价工业商品的倾销和资本输出控制了中国市场,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道路障碍重重,生存空间极其狭小。而辛亥革命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能较快发展,恰恰是得到了急剧扩大的商品市场:

①近代以来,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不断加强,铁路、公路、电讯等事业的不断兴起,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商品经济也进一步发展,这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不断扩大的市场。

②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一直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严重阻碍和压力。这种阻碍和压力,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有所缓和。这就是所谓的“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其作用是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简言之就是市场:其一,由于战争,外国商品输入量下降,改善了中国民族工业品的国内市场环境,减少了外国工业品的竞争。其二,由于战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部分商品的需求增加,为中国货物输出提供了有利条件。出口的增加和国内市场的需求,刺激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尤其是与人们日常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

③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15年为反对“二十一条”掀起的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势必造成外国商品在华市场的萎缩,其直接作用是扩大了国货的销售市场,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刺激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此外,不断扩大的劳动力市场和不断加强的资本原始积累、资本积累等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

综合上述可知,“春天”不是别的,是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保障、商品市场等条件。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也不是“春天”,而是形成“春天”的原因。民族资产阶级对利润的不懈追求则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短暂迅速发展的内部原因。

(《历史学习》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