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棵大树

现在来重提地域意识和地域文学，已不会再像一九八六年前后一样，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和议论了。不过当我们站在九十年代的起跑线上回头反视曲靖文坛一九八六年以来走过的历程，我们这些曲靖文坛的知情者、参加者和创造者，此时此刻，其心境都不会是没有一点儿悲壮感的。

是的，现在可以说在一九八六年前后，我们这些为曲靖文坛振臂呐喊的人在当时没有缩回自己那一只叩响地域文学之门的手是正确的。

一九八六年初，困惑和疲惫的曲靖文坛处于各种文化潮和文学热的冲击之下。被十年动乱耽搁在十年动乱结束后又重新提笔并在云南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中老年作家，或者一九七九年后从曲靖脱颖而起的青年作家，这个时候其创作都相继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停滞。伤痕文学写不下去了，反思文学也难有更具个人特色、更具理性深度的超越，写改革吗！地处边陲，虽说共同的时代氛围是一致的，但毕竟距政治和经济中心较远，等到改革的律动传达到我们身旁时，改革文学早已蔚为大观。跟不上趟儿不说，关键是跟得很累，跟得六神无主。与这种创作心态相伴随，自然是作品很难发出，上省级以上刊物的作品很少。这样一种创作状态，引起了在曲靖的一部分作家、诗人、文坛新人的警觉。人们不禁反躬自问：是生活在滇东高原这块红土上的作家诗人们过于愚笨吗？是这块土地太荒僻贫瘠，生长不出一片茂盛的文学之林吗？或者，我们的文学观念是否过于陈旧和保守？在思索中，多数人都意识到了关注自己脚下的这一片红土的重要，寻找到既属于我们自己，又有别于都市、有别于滇西的文学之根的重要。有人还提出了“珠江源文化”这一响亮的口号。“寻根”的口号当时确曾给曲靖文坛以一定的启发，但这种启发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单一的。曲靖的作家诗人们并没有在“寻根”的蛊惑下单一地去拾捡滇东北的蛮荒沉滞，而是发现了它的新的时代特征：改革开放的大潮正席卷着这块大地，人们从物质上到精神上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这是一块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沃土。这里我们不得不再次提及“地域意识”和“地域文学”这两个概念，并且作为作者，我不得不引用我在写于一九八六年十月的《地域意识与地域文学》一文中所说的这样一段话，来表明我所要表达的观点：

地域意识并不导致地方主义，它导致的是一种对生存本土的一次全新思考，是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巨大持久的热情。生存热能的释放造就了人类发展的飞跃，地域意识正是人类渴望进一步驾驭自己发展自己超越自己的巨大前提。因此地域文学作为一种相应的艺术导体，它的含义也是广大而非狭窄的。风情可以写，服饰心理习惯等可以写，但这绝不是风土文学的后继或者翻版。地域意识将引导我们寻找到处于一定生存环境里的生活真谛，地域文学相应地亦将使我们的文学潜入遥远漫长而又非常切近的封闭之核，使之如蚌裂开，并进而形成一种割裂分化与蚕蚀融会之势。

正是这样。创作的个体特征决定了谁也不会完全因受某个人、某种观点的影响支配才创作出较为成功的作品，但是同时也不能因此就否认某种创作思想、创作观念对一个作家既往思想的转变、新的创作观念的形成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九八六年、一九八七年以后的曲靖文坛找到了被我们称之为凝聚力的东西。曲靖文坛的作者们在彼时彼刻共同醒悟到自己的文学之舟在外飘游的时间太长了，应该返回自己的故乡，去亲吻生养自己、哺育自己的那一片热土。事实果然如此，那时的曲靖文坛，有生活底子的重新站到自己的生活底子上，去思考自己的作品究竟应该传达什么；而无生活底子的则忙着到四面八方去寻找挖掘。仍然是那种单一的故事、直观的贬恶扬善吗？在故事、情节及人物命运之外，是否还可以融进某种新的艺术张力？拓展出某种新的二维空间之外的三维乃至四维艺术空间？回答这一切，就要求艺术手段相应的有所更新。寻求超越，寻求突破，每一个独立的文学主体明里暗里各自咬紧牙关，不断制造让自己不得安宁的文学的亢奋和新奇，展开竞争和角逐。

那时首先在曲靖文坛破土而出的当推诗歌。张永刚、唐宝友、张广生，马石林、秦光强、高文翔等等纷纷拿出自己充满高原味、红土味的诗作，于是一种旷古蛮荒、英雄意识，生命意识便在曲靖诗坛弥漫开来。不只是一般意义的寻根诗、文化诗，而是曲靖文坛新的文学观念实践的先导。张永刚当时曾以一种庞大深沉的气度写出这样一些不无忧伤感的诗句：

“乌蒙乌蒙之巅哟/你以浩荡的山势围困我/你以疯狂的绿潮吞噬我/我的呐喊总被你粗鲁地弹回/当我的目光在峭壁上碰弯之后/我不得不面对你斑驳的红土/奴隶般深深匍匐下去/用饥饿的手指作犁/刺进你冷酷之心/在溅血溅泪的忧愤中/垦植我山路一样弯曲的命运”（《乌蒙·乌蒙之巅》）

既无可奈何，又顽强坚韧，清醒。应该说这不仅是高原人别无选择的命运，也是我们这些生活在高原，在红土地上营造文学之巢的人别无选择的文学归宿。当时曲靖诗人们创作的高原诗除在曲靖的文学刊物和报纸上露面外，还有一部分诗作先后挤上了《绿风》、《大西南文学》、《飞天》、《个旧文艺》等省内外较有影响的刊物。诗歌的先声夺人在曲靖文坛上所产生的影响，在今天看来，是有一定意义的。也许有人会说曲靖诗界的这一躁动和当时的西部诗、云南省内时兴的红土诗有些联系。然而实际上它在当时就是独立的。曲靖文坛当时对地域意识、地域文学的探讨始终基于这样的前提——摒弃云南文学必须以美丽丰富神奇为基石建构自己的大厦的说法，坚定踏实义无反顾地以一种新的现代姿态切近滇东高原沉寂悠远的过去，展示滇东高原真实独特的风貌。这也许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滇东命里注定缺乏一般人早已熟知的类似于滇西的那种神奇和浪漫。

曲靖诗坛的地域热随着高文翔、张永刚创作走向的改变和曲靖另一批青年诗人杨志刚、朱兴友、宋德丽、尹坚、李军、李见书等人的出现而暂告一个段落。这一场短暂的甚至可以说是昙花一现似的洗礼，使活跃于曲靖诗坛的诗人们程度不同地趋于成熟。他们走入现代去了，尽管他们的根仍在滇东，但他们的笔触流淌出的已不仅仅只是这一片相对狭小的地域所能框定的生命感觉。那是一种更为宽泛更为深邃的体验，是通常意义上的普遍而又细微闪亮的现代人情绪。

与诗坛匆匆忙忙昙花一现的播种和收割不同，曲靖小说界对地域意识的吸收和实践较为稳重和深刻，因而它所催生的果实也就更为丰硕，更为引人注目。这里有必要声明的一点，是关于地域意识与地域文学的探讨在当时的曲靖文坛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就是说即便有的作家当时没有以言论的方式介入这场争论，但也免不了受到这场争论的吸引或者影响。一九八六年秋，曲靖地区文联举办了一次参加人数较多的“金秋笔会”。后来由曲靖地区群众艺术馆主办的《群星》用了两期（一九八六年二、三期）的篇幅选发这次笔会的作品。两期《群星》出刊后在曲靖文坛成为议论和批评的热点。当时尚处在筹备阶段的曲靖地区文学评论协会为此专门组织了一次题为“走出峡谷，去播种太阳”的专题讨论，后来《曲靖文讯》一九八七年二、三期先后刊登了讨论会的全部发言。现在看来，当时对两期《群星》发表的作品所作的评论是及时客观、坦诚而富于创造性的。在尚不能以作品发表的“档次”作为参考的情况下评价具体的文学作品，凭借的完全是一种良好的文学素质和批评意识。讨论会不久，吉成、吕克昌、朱兆麒、孙道雄、孙学礼等人曾刊登在《群星》上的中短篇小说，便先后在一九八七年的《人民文学》、《大西南文学》、《滇池》等刊物上公开刊出。在曲靖文学的发展中，批评的预见性第一次得到成功的印证。

以一九八六年的“金秋笔会”及其作品为标志，曲靖的小说创作进入一个真正的文学自觉阶段。虽然这种自觉表面看来只是地域的自觉、选择表现对象的自觉，但它实际上体现了文学自我意识的真正苏醒。很多人用不着再去跟什么潮流了，因为人们发现自己脚下的这一块红土原来竟是如此古老悠久，在自己身边发生的人和事原来竟具有如此丰富的文学意味。这一认识随着曲靖小说界另一批更为年轻的作家作品的出现而得到深化。许泰权、陈锦琳、李建平等人几乎无一例外地挟带着一股高原味、红土味走入曲靖文坛。这一批在当时显然还有些稚嫩的文学新人以他们极富地域色彩的作品加入到吉成、吕克昌、孙道雄等人所致力开拓的滇东高原文学的行列，并逐渐促成一种崭新的有别于云南其他区域色彩的文学态势的产生。

一九八六年以来的曲靖文坛，对滇东这一特定地域的关注具有普遍的意义。吉成发表在《大西南文学》一九八七年一期上的《山乡轶事》、八期上的《树神》，以及发表于一九八七年八期《人民文学》上的中篇小说《三个太阳照着的峡谷》；吕克吕发表于一九八七年三期《大西南文学》的《泥泞的，泥泞的阱门口》、《滇池》一九八八年五期的《牛魂》；还有张中彦发表在《滇池》一九八六年十一期上的《鹦鹉湖》（三题）；孙道雄、许泰权这个时期先后在《滇池》、《大西南文学》上发表的《下花山的羊老板》、《乖狗》等小说，都共同体现出对滇东、滇东北这块土地的思考。除了互相联系、互相弥补、大同小异的环境特征，他们的作品中所流露出来的生命意识也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人情世态的展露就更不用说了，都以滇东悠久古老的历史为根，都站在滇东独特丰富的现代生活氛围之上。共同的环境因素和相近的创作意识决定了曲靖作家相近的题材取向，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其实如果独立地看，曲靖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各自追求的鲜明特色。吉成把握得最好的是他讲故事时的距离感。尽管他讲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但给你的感觉却是说近不近，说远不远，似梦似真，给你重击而又并不点透。再加上语言方式的独特所传达出来的浓厚的文本气息，使你不得不承认他的小说所达到的层次。吕克昌的小说无论叙述什么故事都显得硬朗深厚，而且我敢说吕克昌的小说所讲述的每一个具有地域色彩的故事背后，几乎都背负着一个以高原的险恶环境为背景的沉重的人生。孙道雄则完全是另外一种特色，他擅长平静地展现仅属于他一人的独特的山里人的世界。对孙道雄来说，他只要有选择地、不露声色地把他所知道的告诉你就行了。在小说创作上，孙道雄显示自己是一个极诚实的作家，这一点正是孙道雄让人无法取代的特点。

除了对作品题材的更为自觉的把握外，曲靖作家们对新的艺术手法的吸收也采取一种积极态度。拿吉成来说，他的文学创作几乎是随着他对新艺术手法的吸收向前推进。此外，吕克吕、朱兆麒、张中彦、黄建安、许泰权、陈锦琳的小说创作也在这方面显示出明显的兼容并收的特征。毫无疑问，作家必须随着时代的潮流向前发展，同时在艺术手段方面也要尽量站到时代的前列。曲靖小说近四五年来的发展变化，它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及尚存的不足与缺憾，实际上都和这一点分不开。如果说“地域的自觉”使曲靖的作家们各自找到了一块适合自己生长的文学沃土，那么“艺术的自觉”——不断在艺术上更新吸收——则为曲靖作家在文学上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同时不断发展不断提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是否仍然有必要一如既往地将我们的文学之根深深植入滇东红土高原，让我们的文学更具特色并在云南文学的整体中占一席之地，这对今后的曲靖文坛仍是一个需要探讨和思考的问题。毫无疑问，地域之根不是惟一的文学之根，曲靖的任何一个作家和诗人都没有必要吊死在地域文学这棵树上。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才能使我们业已苏醒的文学自觉意识经久不衰，促使我们的文学进入滇东高原更为深厚更为博大的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经过一九八六年后四五年来的艰苦开拓，我们告别了令人疲惫的文学流浪，那种文学的衰竭感，终于某种程度地远遁了。问题依然存在，困难仍然在等待着曲靖文坛这一群不甘寂寞不甘落后的作家和诗人。但既然这是我们义无反顾的必然选择，我们这些置身其中的人还能再说些什么呢？

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只能继续去寻找那棵参天的大树。

1990.5.22

（原载《边疆文学》19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