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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终点的旅程

时间:2022-01-2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有没有一种叠加的记忆,可以延续30年而成为生命的主题?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酷爱小说和散文创作的人,一个不太读诗、也不懂诗的懵懂少年,他平生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却是一首名为《致须弥山大佛》的“诗”,它写于1982年暑假我和中学同学骑自行车游历须弥山之后,被印在《六盘山文艺》1982年第3期上,从此,这刊物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件珍藏。

没有终点的旅程

——为固原文联30年而作

钟正平

有没有一种叠加的记忆,可以延续30年而成为生命的主题?有没有一种存在的方式,可以坚持30年而痴心不改?它让你的生命打上一种烙印,它让你时时感到自己的存在并从而觉得生命是有意义的,尤其是,它让你在大千世界中找到了与你性情相投的一个群体,你属于这个群体,这个群体也属于你,只有在这个群体中,你才能找到真正属于你的位置,你才有归属感,而且,在芸芸众生中,这一切都是无可替代的?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我想当然是有的。

在提笔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30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对一个生命的个体来说,它不仅仅是一个时间的概念,不仅仅是一个记忆的概念,它更是一个存在的概念,它证明你曾经这样生活过、存在过,在这个过程中,你追求过也失落过,你苦恼过也快乐过,你痛苦过也享受过。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你才能时时触摸生命旅程的蛛丝马迹,感到自己曾经以那样的方式,和那样一群人,消费过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

对我来说,过去的30年,生命中黄金般的30年,就一直与我并不直接就职的一个机构和两个文字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个机构就是固原市文联,这两个文字就是:文学。

文学,文学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在有些人来说是职业。譬如我,一口气从事了近30年的文学课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它在有些人来说是消遣,譬如普通读者;它在有些人来说是功名和荣耀,譬如作家诗人评论家们;它在有些人来说是追求和梦想,譬如那些一辈子都做文学梦的人。

说到底,文学是人群中的一部分人享受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而已,这种享受可以是痛苦,也可以是快乐;可以是折磨,也可以是狂欢,它充塞在我们心灵的每一个罅隙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如果从2010年往前推,30年前的1980年,我正在读大一,是一个狂热的文学爱好者,整天拼命读名著,那真是达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买不到和买不起的书就抄,抄小说、抄散文、抄诗歌,甚至抄完了三十多万字的孙犁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还坚持每周写一篇“小说”和“散文”,这样持续了几年,到1982年大三时,就开始偷偷地尝试着投稿,但是许多“小说”和“散文”投出去都泥牛入海了。可以说,整个大学时代,我只做了一件事:读文学。

没有想到的是,一个酷爱小说和散文创作的人,一个不太读诗、也不懂诗的懵懂少年,他平生的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字,却是一首名为《致须弥山大佛》的“诗”,它写于1982年暑假我和中学同学骑自行车游历须弥山之后,被印在《六盘山文艺》(《六盘山》的前身)1982年第3期上,从此,这刊物就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件珍藏。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找到尘封许久的这期刊物,发现在印有《致须弥山大佛》的这一页上,我不知什么时候写上了这样一句话:“此诗是钟正平第一篇变成铅字的东西,有纪念意义,无文学价值。”

此后的几十年来,虽然我一直在高校工作,但却与固原市文联和《六盘山》编辑部建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不管文联主席换成谁,不管编辑部人员如何流动更迭,都会很快成为熟人和朋友,文联几乎成了我第二个工作单位,文学的圈子成为我最重要最持久的社交圈子。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小说《陆梅》发表在《六盘山》1984年第1期上,第一篇印成铅字的散文《春》发表在《六盘山》1985年第2期上,第一篇获奖的小说《地软子的故事》发表在《六盘山》1984年第4期上,我最早的一些研究西海固文学的文字也是陆续刊登在《六盘山》上的……在我订阅和珍存的文学刊物里,《六盘山》是唯一每年订阅(后来是赠阅)并保存得最为齐全的文学刊物,2007年,我在离开工作了近24年的中文系时,将珍存的历年《六盘山》杂志捐赠给西海固文学研究室收藏。

在我踏入文学之门的最初日子里,米震中、屈文、任光武、李正声、王漫曦等,都曾做过我的文字责编,让我每每深怀敬意;还有那位“折拐子”和写散文都一样精深的李成福先生,书法和做人都一样实在的唐宏雄先生,成为与我心灵默契的私交好友;还有我的忘年交——曾任文联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而今年逾古稀仍笔耕不辍的高琨先生,他在晚年“闭门造车”,创造了一种新的文体“花儿散文”,他那银川的寓所,成了西海固文人们的民间沙龙;李克强、海军、刘文英等先后分管文联工作的市领导,范泰昌、李正声、王铎、马吉福、火仲舫、尹文博等历任文联主席,都成为永驻心间的兄长、文友和朋友,我工作之初的同事和领导丁文庆、慕岳、袁伯诚三位先生,是我文学职业的引路者和师长。而今,范泰昌、任光武、袁伯诚三位先生已经先后作古,成为我心中永远的念想。

提到固原文联和西海固文学,有一件事至今还历历在目,那就是10年前的2001年8月末,时任固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李克强先生,带领一大帮西海固的文友们,在须弥山隆重举行“西海固文学创作双十星”颁奖仪式,为西海固作家队伍建设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提到西海固文学,还有两位女士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在心的,一位是时任宁夏文联副主席、《朔方》主编的冯剑华女士。她像呵护初生的婴儿一样地呵护照看过西海固文学的发生发展,她亲手编发了大量西海固作家的作品,我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评论,也是经她之手编发在《朔方》杂志上的;另一位是时任宁夏作协常务副主席的余光慧女士。她为西海固作家创造了大量学习、交流、开拓视野、成长成才的机会,许多西海固作家上鲁院,都是她亲自安排的,我至今唯一的一次外地疗养,也是她创造的机会。

也是造化弄人,虽然狂热地喜爱文学创作,却最终并没有真正地走上创作之路,没有在创作上弄出什么名堂来,这主要与个人的才情、努力和勤奋有关。多年来,我收集和珍存着许多创作素材,在有电脑之前,许多习作只开了个头或者写成个半拉子就撂开了手,至今沉睡在书橱里。有了电脑之后,写作是很方便了,时常有写的冲动,但总被人生诸事所打断,应付了别的,就懒得把键盘再敲完。包括后来搞评论,许多文字都写成了夹生饭,半生不熟地沉睡在电脑硬盘里,唯一的书稿《文学的触须》,也编成个半拉子放在出版社里一晃就是几年了。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下我的慵懒和无奈:

在我的电脑里有一篇名叫《水色的泾源》的散文残稿,存储的时间是2006年8月,但写作的时间肯定比这要早许多年,内容只有开头的两段:

和一些这世上最情投意合的人,出门作一次短途旅行,到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尽情领略自然山水的秀色风韵,自由地聊,开怀地笑,暂时抛却尘世的纷争,拆除心灵的笆篱,个性与个性亲密无间、个性与自然融为一体,那是一种多么惬意的人生行程!泾源老龙潭笔会,为一群散布在山区黄土地上的缪斯的钟情者,就提供了这样一种欢乐开怀、纵情山水的人生机会。

几十个人,六月中旬的一天,从山区的四面八方匆匆赶至泾源。我这一路,六七个人,乘公共汽车一大早从固原出发,行至数十里后,固原特色的黄土山就被抛在了身后,扑面而来的是泾源的画山秀水。

……

文章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再写下去。我不记得那次笔会的准确年代了,只记得在泾源遇到了雨,那种画山秀水的环境里细细密密的雨,当时在泾源工作的文友王治平先生给我们弄了许多雨伞和衣物,让我们在欣赏雨景之美的时候还感受着友情之浓。肯定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回来后想写一篇《水色的泾源》,但却没有完成。

仿佛命中注定般,这些年来,我的许多文字,就是这样的半途而废。

山含秋色远,人在忆中近。

一晃30多年过去了,30多年来,不论求学、工作、远足、近旅,大体都是在文学的圈子中度过的,生命之舟航行在文学的河道里,虽然收获甚微,但终归没有偏航。想想在我们生命最绚烂的年华,是文学圈子里这些情投意合的同行者伴随着我们前行的足迹,点缀着我们前进的航程;我们生命的星空,那些最常见最亲近的星辰,是文友们,是他们温暖和照亮着我们生命的空间;我们手机中存储的最多的名字,是文友们,是他们让我们在孤独寂寥时,可以顺手拨通一个号码,编发一则短信;只有和他们在一起,你才能彻底放开自己,忘了年龄和身份……我突然觉得,我当年在《水色的泾源》仅有的两段文字里,其实已经传递出了当时心里最重要的一个感觉:和情投意合的朋友们在一起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友情是多么珍贵的生命之珠,这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收获!

文联30年,我们生命的大部分时光,经历了多少人和事啊。匆促间提笔成文,一些记忆可能并不完全可靠,回忆也并不十分准确,它不能百分百还原历史事件的细部,但是,这些匆促间的回忆充满了温馨和感动,它提醒我们曾经那样活过,那样拥有过一些生命的美好时光。

生命是有彼岸的,而文学,却是没有终点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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