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栽花种树，是在那场“十年动乱”期间。我知道诗人蔡其矫的栽花种树热，也是在“十年动乱”，诗人被挂上“三反分子”、“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诗人”种种帽子的浩劫之中。
那个时候，我被以“不交代事实真相”为“真相”，“横扫”回山乡老家，与老母相依为命。身遭悖谬，如坐针毡、如居涂炭，正是处于人生苦旅边缘。也许是理智控制住自己，精神这道堤岸尚未崩塌；也许冲尅之中偶遇化合，遇险不死，遇难不亡，狗命有赖存活！趁那个岁月“中草”药食风行，便独自一人到荒野深山同山风相搏，与大蛇周旋，与山猪、老虎交缠，图个“掘草药的”衔头，藉此摆脱“红海洋”大浪巨涛。
这天，我入泉州城里，无意中获悉诗人蔡其矫被处置的去处，回到寒庐，写了一封信，径寄永安坂尾果林场。没几天，果然得到诗人的复信，信中还提到“我托园坂的堂弟……想弄点斑芝花和刺桐，都未成功，不知你对园林管理当局有否认识的人……”我看了这信，不觉好笑，心想：诗人啊，诗人，你这大鼎里的蚂蚁，还有心相骑，想栽花种树啊！
尽管我心里这样想，毕竟不敢违拗其矫的兴致，便将上述两种花树并不难得的情况复上。想不到很快又得到来信，说：“……你倒也神通广大呀！斑芝花和刺桐你也竟能找到……这两种是我最喜欢的花树，如能盛开在我故乡，将永远记取你的盛情……”
那个“最最最”的时候，花树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革命……划归同条黑线。栽花赏花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才会去想栽花赏花。花也因此被人疏远，被人委弃。民间中偶尔有幸残存，也被视若野荆，无人亲近。所以花苗不但不用花钱买，而且有人还希望快把它挖掉，省得惹祸惹孽。我就是这样方便、顺利地采来二三十株刺桐和斑芝花树枝。费尽心思，借来一辆不断脱链的破自行车，踏踏停停，停停踏踏，亲自载到五十华里外的蔡其矫老家园坂村。才知道诗人已先来信给他的堂弟，叫他“种在村后一个水库北岸”。后来，居然“被缺柴的少年拔去当柴烧”，“没有一棵能存活”（见蔡其矫《紫帽山旧梦》一文）。
刺桐和斑芝花树没能存活，蔡其矫对花树痴情不改。1974年初，他从永安回老家园坂过年，没等休息，大年初一，便自己踏着自行车到寒庐来，一则要我陪他听久被禁锢的“南曲”（当时我违禁，偷偷在一个乡村教“南曲”度生）；二则要我陪他到一个种花的山村，希望在“横扫”、“大破”中能发现残存的什么花，哪怕一株也好。两人在山村里东寻西觅，惹得狗吠鸡慌，空忙了一天，结果一无所获。
又一年春节，我依旧到园坂拜访，看到诗人楼下石埕周围许多名花都结上了塑料小袋，像白花开满枝头，知道是其矫采用高压进行分株。木槿、含笑如此，那棵20世纪30年代初他父亲栽培至今的白茶花也不例外。我恐怕损坏母株，忙对其矫说：“你让谁来‘夺’（高压分株）这么多花苗？”
“一位花农有红梅、腊梅……我答应他以此作交换！”其娇把话一转，说：“这样也不错，可以让这些花，分给更多人去栽种。”
“损坏母株怎么办？”
“不会的，我们多加护理，经常给它养料。”
是呀！“大地额上的王冠，升自深渊沉默黎明！”
——原载《泉州晚报》1994年5月14日，又载《晋江散文四十家》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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