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阶碧草自春色

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

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

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

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

——杜甫《野人赠朱樱》

杜甫，史称诗圣。唐人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作为一代文宗，韩文公能这等推崇同一朝代的其他文人，足见评价者的博大胸襟，确也让被评价者之辉煌业绩、历史价值境界全出。流传至今的数百首杜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对杜甫的诗作，一位当代伟人也曾有过评介：是政治诗。此语颇中肯。杜甫是一位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的诗人，他一生积极入世，志在“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虽历经坎坷，难以实现政治抱负，却矢志不移。寄情诗义，便得忠君爱国、感时忧民的满纸情怀。其间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的警策提醒；有在安史之乱爆发前夕，“秦州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同诸公登慈恩寺塔》）透露出的高度敏锐的形势预测；更有“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对死难愁怨的翔实描摹……以“民间疾苦，笔底波澜”（郭沫若语）来评介杜甫当不为过。在如此浓重的政治氛围中，那些对江山树木、花草鱼虫的吟唱，让我们在千年之后，以现代生态视角来审视，足以称为“草木篇”的章句，只能为政治倾向、思想价值所笼罩、包容，成为杜甫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本文开篇所引之七律《野人赠朱樱》，便是杜诗中以果木名称入题的一首。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经历了李唐王朝度过开元盛世，由于安史之乱而转入衰落的历史时期。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仓皇逃往四川，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便为肃宗。杜甫从沦落的长安城出逃，历尽艰辛来到灵武。“麻鞋见天子”，被授予左拾遗一职。后弃官离朝，经秦州，入四川，在成都草堂栖身，开始“漂泊西南天地间”的生活。这时，他远离皇帝，远离权力中心，却从未忘却自身的政治抱负，永存着对皇帝、对朝廷的怀念与向往。这种情感幸借一筐红樱桃得以宣泄。在《野人赠朱樱》这首诗中，有诗人对樱桃“万颗匀圆讶许同”的描述，还有对南、北方樱桃同样鲜红可爱的赞叹。然而，更重要的是这筐由布衣平民所赠的朱樱，勾起诗人对往日帝王恩泽、朝廷赐予的回忆与眷恋。诗中“野人”之“野”，不是“文野”之“野”，而是“朝野”之“野”。“朝中”、“野人”的迥异，与所得樱桃的相类，形成强烈对比，将诗人心中上述思绪全盘托出。小小樱桃成为全诗脊梁，承载起一位伟大诗人在国家蒙难之际，欲进身报国有所为而不可得的殷殷期望与拳拳之心。

再说另一首七律《蜀相》。这首诗的首联与颈联是：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诗中涉及多种动植物，“柏森森”、“碧草春色”、“黄鹂好音”，本该一派生机；然而诗人又动用了三个字“寻”、“自”、“空”。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气息，不免添了几分清凄、寂寥。蜀相系诸葛亮，丞相祠堂即今之成都武侯祠。与如今的游人如织、喧闹繁华不同，杜甫笔下的武侯祠是沁入肌肤的冷清，向人们提示着诸葛丞相死后的孤寂。这是诗人所不愿见到的。诸葛亮成为这一时期杜甫追寻、崇敬、期盼、呼唤的人物，他另有诗写道：

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两千尺。（《古柏行》）

杜甫是极严谨的现实主义诗人，此处却以格外夸张的数字“四十围”、“两千尺”来形容诸葛丞相庙前的古柏，正映衬出诗人对诸葛亮无比推崇的心态。这种似乎借重对“草木”的描绘已不足以表述的心迹，促使杜甫终于站出来，面对历史直接赞颂：“诸葛大名垂宇宙”、“万古云霄一羽毛”（《咏怀古迹》）。将诸葛亮置身于无限时空的背景中大加颂扬。杜甫如此推崇诸葛亮，原因在于诗人处于安史之乱中，山河破碎、家园沦丧、黎元倒悬，他急切盼望能有如诸葛亮那样的杰出人物出现，重振朝纲，中兴大唐。杜甫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使各种草木禽鸟成为追寻、颂扬诸葛丞相的凭借，“万古云霄一羽毛”这句诗，成为历史上对诸葛亮的最高评价。

王国维《人间词话》指出：“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又说：“古人为词，以写有我之境者为多。”杜甫是创造“有我之境”的高手。“致君尧舜”的政治抱负，家国蒙难、山河破碎的愁苦，漂泊流离的艰辛，在诗人胸间激荡，形成烈火般炽热、洪水般奔涌的情感。这些情感附着于花鸟鱼虫，寄托于树木山水，万物也就都有了情感，即“情往感物者，物因情变，以内心之悲乐，为外境之欢戚也”（刘勰《文心雕龙》）。这时诗句从胸中涌出，遂成情景交融，相生相灭，浑然一体。我这篇小文谈到的“草木篇”，便可看出杜甫的这种功力。

作为儒家思想印迹极深的一代诗人，杜甫爱国忠君，忧国忧民，具有推己及人、仁厚爱人、兼济天下的伟大胸襟。他对大自然，对世间万物，自不缺少钟爱之情。草木花鸟并非永远只是诗人抒发感情，排遣胸间块垒的佐辅。“江山如有待，花鸟更无私。”（《后游》），它们身上也更多地承载着诗人欣赏的目光和挚爱的情愫。换言之，杜甫一生也写下不少直接歌颂自然、吟花弄柳、生机扑面的好诗，成为杜诗中“草木篇”之精品。

以下均系流传千古的名篇佳句：

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

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曲江对酒》）

写花鸟、写春色，一派华美雍容却又纤细曼妙，宛若画图，却又情在画外；

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兴》）

风含翠筿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狂夫》）

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曲江二首》）

这都是众家诗评人在论及诗歌创作中“体察”一节必选的句子。杜甫对景物观察之细致入微、描述之准确精到，的确令人叹为观止。而扑面而来的盎然生机，更是没遮没拦，令人陶然。“细雨”二句的纤丝毕现，“风含”两句的互文见义，“穿花”两句的以俚语入诗，更属杜甫运用娴熟，且标新立异的艺术手法，更在千余年间为人乐道；

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放舟》）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写行船与登高所见，灵动与壮阔映衬成诗，字里行间涌动的是诗人的独特感受。诗人笔触所至，无处不呈生机。

按照刘勰、王国维等文论家的说法，这段文字中抄录的各句杜诗所写“之境”当属“无我之境”，即所谓“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人间词话》）此时诗人笔下之草木花鸟多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恬淡、从容、超脱、真切，而诗人之情感则隐于物后，几不易被觉察，超然物外地观察、体味、欣赏、描摹，可说是“一心澄然，因物而动，故但写物之妙境，而吾心闲静之趣，亦在其中。”（《文心雕龙》）由此看来，此“境”虽称“无我”，实际上是“有我”的。只是此时诗人往往心境平和从容，可以平静、客观地观赏大自然，有足够的宽松来悉心描绘大自然，让他对花鸟草木的关爱不露声色地，从笔尖流淌，在纸上滋润，给读者以感染和美的享受。我以为这一说法，大体符合杜甫的创作实际。文中方才引用的草木篇什，多为杜甫居于成都草堂时所作。这时诗人的生活较为安定，又得时任剑南节度使的好友严武的关照，心境也就相对平和，才有心绪来移情山水，吟花寻柳，为“善作苦语”的诗人，给“沉郁顿挫”的杜诗留下几分生态的平和与大自然的美感，给文学史增加一缕温馨、一段美好。

在我的记忆中，“草木篇”一词最早出现在1957年，源于诗人流沙河。虽然他本人因此倒了霉，却让这三字作为专有名词固定下来。后来，郭沫若写成100首诗，吟咏100种花，诗集便名《百花齐放》，亦属“草木篇”行列。然而，一位诗人不会毕生只咏“草木”，因此亦不必将某一名词编成花环给他戴在头上。生态，作为一类文化、一种文明，似难以离开政治、经济、社会单独存在。当动乱、战争、饥馑、灾难发生时，人文生态受到破坏，自然生态的和谐也就荡然无存。杜甫的创作实践便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当他结束草堂时期的平静生活，重新开始漂泊时，他的诗作中对自然美景的轻松吟唱便戛然而止。当他漂流至湖南，栖身于洞庭湖上的一叶孤舟上时，即使登岳阳楼，对湖光波影，也只能“凭轩涕泗流”了——这也许是杜甫的“草木篇”和“草木篇”在杜诗整体构架中的位置，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原载《中国绿色时报》2013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