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活得不耐烦

忽然活得不耐烦

1976年4月初，在北京大学校园三角地，有一张大字报，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看过的人，无不会心一笑，原来这张大字报上非常醒目地写有这样一首诗：

精心隐藏几十年，忽然活得不耐烦。

总要做出几件事，监狱吃饭不要钱。

大字报的作者言之凿凿地说这首诗是邓小平写的，是邓小平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铁证。大字报作者还说，邓小平在看电影《春苗》时，口称“极‘左’，极‘左’”，然后拂袖而去，说明他对“文化大革命”充满了抵触。电影《春苗》说的是1965年，江南某大队妇女队长田春苗，帮助阿芳嫂带女儿小妹到公社医院开急诊，钱医生不进行抢救，将其推往县医院，致使小妹死亡。毛主席发出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春苗被送到公社医院学习，她不顾杜院长和钱医生的打击刁难，刻苦学习，回队后热心为贫下中农治病，但不久，杜院长没收了她的药箱。“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把久病的老贫农阿昌伯接到医院来治疗。钱医生下毒药谋害阿昌伯，企图嫁祸于春苗（笔者注：钱医生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杜院长又以抢救为名，用救护车劫走阿昌伯，春苗识破了他们的诡计，和他们进行了斗争，最后，杜院长和钱医生受到批判，并且被赶下台去，春苗等赤脚医生掌握了农村医疗大权。

由于这是谢晋1976年执导的一部彩色影片，反映江南水乡景色的画面非常优美，加之青年演员李秀明的出色表演，在当时社会反响极大。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份材料则传出真相：原来邓小平当年看这部电影时，正好外事部门通知他会见外宾，他说：“就走，就走。”结果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篡改成“极‘左’，极‘左’”，变成了攻击他的子弹。

至于那首诗，至今我还没有发现任何材料（包括其亲属和工作人员的回忆录）说明那是邓小平写的。由于我是大字报的目击者，印象特别深。因为那年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宁夏银川市农业办公室组织的考察团到山西昔阳县大寨公社和河北遵化县考察返回后，于4月1日住在北京崇文门旅馆。正赶上首都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组织悼念周总理的活动。那几天，我们除了到天安门广场抄写悼念诗词，就是赶到清华、北大校园看大字报。当在北大校园见到这首诗时，眼前一亮，留下了深深的印象，虽然没有做笔录，但至今难忘。我始终也没弄清楚，这首诗的作者在当时是真批邓还是借邓小平之名发泄对当时的文艺路线的不满。因为只要仔细琢磨这首诗，你便心领神会，掩口而笑。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文艺作品如果不反映阶级斗争的内容那是不可想象的，无标题音乐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山水花鸟画被指责是封建阶级的闲情逸致，种花养草更认为是没落贵族的生活方式，这些统统受到批判，并被赶出舞台，只有八部样板戏是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的扛鼎之作。至于英雄典型的树立则更是松不得阶级斗争这根弦。就拿草原英雄小姐妹这对典型人物的宣传来说：1964年2月的一次放牧中，11岁的龙梅和9岁的玉荣为了保护公社的羊群，在风雪中搏斗了一天一夜，终于使羊群安然无恙。而这两位小英雄却差点送上了性命。事迹传出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她们的热潮。这本是小姐妹为保护集体财产、勇斗自然灾害的壮举。可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代，非要打上阶级斗争的烙印不可。在宣传小姐妹的事迹时，硬加上阶级斗争的佐料并经过渲染加工，推向全国。事实是从中午开始一直到第二天天亮，姐妹俩同暴风雪苦苦搏斗了近20个小时，寒冷、恐惧、饥饿、疲劳、责任感全部集中在两个小姑娘身上，玉荣终因年龄过小体力不支昏倒在雪地里。姐姐龙梅则跟在羊群后面苦苦支撑。幸亏遇到了牧民哈斯朝禄和他儿子那仁满都拉，他们先是救起了龙梅和羊群，后又根据龙梅提供的线索通知附近矿区组织人救回了奄奄一息的玉荣。在风雪中耽误每分钟都是致命的，如果姐妹俩没有遇上哈斯朝禄，生命也就没有保障了。何况哈斯朝禄自身也发着高烧，他不顾感冒病痛全力抢救着小姐妹。可是，这样一段动人的事迹在对外宣传时却被扭曲了。由于哈斯朝禄原来是文化人，后来被戴上了所谓“管制分子”的帽子，救人的壮举则变成了将功折罪，不但不见报不表扬，令人气愤和心寒的是，在后来宣传小姐妹的文艺作品如京剧和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舞剧《草原儿女》中，反而将哈斯朝禄从一般的管制分子升格为舞台上的“偷羊者”“杀人未遂”的“反动牧主白音（蒙语：地主、富农）”了。而英雄人物当然是小姐妹俩了。直到1979年，胡耀邦同志对此事做出批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团委才于1984年、1985年下文，确认哈斯朝禄为抢救小姐妹第一人，将所有强加于他身上的不实之词全部去掉，并建议给予奖励、表彰。2007年，田炳信先生在《美文》杂志第七期发表《草原英雄小姐妹背后的人》一文中说：哈斯朝禄蒙冤多年后，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蒙古写意》一书才将事实真相做了公开的披露。

荒唐年代，荒唐的事，如今回过头来再品味这首诗，不是觉得更有深意了吗？

2007年7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