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懂了那头牛吗

　　甘肃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省份，也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建国以来，随着文学事业的发展，首先出现了以任国一、刘志清、尹进强、张国宏为代表的农民诗人，出现了以丹真贡布、伊丹才让、汪玉良、赵之洵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诗人，应当说是一种合理的现象。

　　近些年，甘肃大地上诗人的队伍迅速扩大，崭露头角的多是在城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中青年，他们中的有些人即使来自农村，或者以写农村题材见长，但不能算是农民。他们文化水平较高，诗也写得较现代，身心都比较投入。可以说这部分人形成了甘肃诗坛的强力集团。这也是城市发展的必然结果吧。

　　历史上，“苦甲天下”的农村就在甘肃，农村的发展因种种条件的制约相对滞后，或者说依然相对落后，有许多县还在致力解决温饱问题。在多年来没有再出现新的农民诗人之后，近年则冒出了令人惊喜的一个，他就是南山牛。

　　南山牛本名王振宇，甘肃礼县宽川乡蒲家山人，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没有上过大学，没有吃过“皇粮”，生活相当贫苦，却爱书如命，读书成癖，悟性也高，写诗全靠天分加勤奋。由于缺少盘缠，他只有在书中“行万里路”，人到中年了，才在当地政府和中国诗歌学会的大力支持与资助下，第一次到了兰州和北京，实地见到了省城和首都的模样。

　　他于1988年开始发表诗作，真正发现他的“伯乐”是诗人李云鹏。就是在这一年，时任《飞天》杂志主编的李云鹏在五月号的诗歌栏目的头条发了他的组诗《家在甘肃》，并且在《卷首漫语》中写了七百字的推介文字。李云鹏写道：（这组诗）“没有绚丽的色彩，没有刻意营构的深奥。你可以说，所写都是些寻常题材；你还可以说，诗中某些稍嫌直白的表述影响了诗思的深入；你却不好不承认，这些诗所具有的特殊质朴的气质，以一种别样的清新，使你闻到了雨后的气味。这里吐诉的，是出离了传统的农家四合院的当代农民拓展了的心思。”南山牛告诉我说，是由于李云鹏老师对他的“隆重推出”，他所在的陇南地区才有人知道了他。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农民诗人，受到的历史局限是明显的。他们比较欠缺文字功力，思想水平仅止于朴素的阶级觉悟，写作方式和风格几乎是清一色的传统民歌，跳不出赋、比、兴的表现方法。现在，以南山牛为代表的农民诗人，则是更加有文化、有知识、有思想、有技巧的新一代，除了质朴的气息和语汇的选择以外，已经看不出与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明显界限。这种现象是很可喜的，具有远远超出诗歌的重大意义，因为它代表着先进文化在农村的扩展，预示着城乡差别的逐渐缩小。

　　就我所看过的南山牛的部分诗作来说，都给我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他使用的是极其平实而精练的语言，表达的是深刻的内容。他从农村的角度切入，提出农民最有资格提出的问题，使人在玩味之中不能不思考，在思考之后不能不受到震撼。作为中国的农民，他的诗的总体主题并不前卫，甚至毫不新鲜。但是身为边远地区的农民，他的存在和他的家乡的存在，又决定了他必须去涉猎去开掘这些至今尚未完成的主题。这类主题是沉重的，甚至是沉痛的，但毕竟是他无法回避的现实，也是他诗人感情的不可推卸的重负。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他的诗的主干是——以贫苦农村为坐标，批判残余的封建意识，呼唤心灵深处的觉醒。这是我从他的诗中读出的。

　　落后的生产力，尚未脱贫的生活，在他的《我的毛驴》一诗中表达得如此悲凉：“如今不兴推磨了/可你还是跟着日子团团转/你总是先我一步走在前头/我总是落后一步在你后头/脊背上驮着我年年的劳累/如同你一身灰溜溜的毛/旧的一茬没脱尽呢/新的一茬已生出来了。”作者清楚地知道，贫困山区进入小康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问题，作为诗人，既无能为力，也难负其责。因此，他不愿用更多的诗篇去描述贫困，把诗歌降低为这种生活展览的解说词，把自己降低为一个诉苦者。他的贫苦状况只有在私下才坦率吐露。不久以前，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正在秋收秋播的大忙季节，加上不断的连阴雨，我和妻子两个人每天都像个泥猪一样，浑身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天气一天天短了，早上六点多出门。晚上八点还不得进门。人，有时还不如牲口啊。”贫苦生活更多的是作为他的生活背景而存在，是将他拖入深层次思考的坠力。最让他不得安宁的倒是农民身上的那些无形的精神枷锁。于是，他把更有力的笔力用在了对于封建意识的挖掘与批判上，使自己的诗歌进入农民的精神领域。这才是他的诗歌的特点和灵魂，而且只有像他这样的农民诗人才能做到。

　　大家知道，封建意识的核心是皇权至上，象征中国皇权的形象是龙。南山牛的《龙》嘲讽道：“据说非常珍贵的龙体/是不吃五谷的/不吃五谷的龙体稍有欠安/十万里江山就得感冒。”他不屑地说：“恨老天爷也太随便了/将我这个会吃五谷/也会种五谷的老伙计/也给列成了/属龙的家族。”这首诗反对封建专制的情绪虽然浓烈，却又表达得含蓄而平和，深得“怨而不怒”之旨。在《好男人和山》中，他首先赞美了和山一样顶天立地的男性农民，其实是为了尖锐地指出：“好男人不同于山的/仅有一件小事情/总希望别人的妻女/大胆地往前走别回头/却不愿自家的女人/走半步过头的路。”在《乡戏》中，他在批判皇权的同时，也把农民的封建情结揭示得非常深刻。中国人的权力欲望的集中和升华，无不归结为想当皇帝，只不过有这种可能性的极少数人会实际去争去干，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的绝大多数人仅能想象和羡慕罢了。在南山牛的笔下，农民将此类向往融入了戏剧人物的扮演，心理刻画十分生动：“人生一世/当一回王也着实不错/灰头土脑竟能顶得起如山的王冠/轻轻一呼就应声如雷/一开口 就有人荣华富贵/一横眉 就有人人头落地/才可算是潇洒走一回了/不然 一辈子活在台子下/就草都不如哟。”农民当不了“大人物”，上不了“台”，就给自己“搭一座高高的台子”，“尽情地模仿一番”。如此写法，诙谐中透出几分嘲弄和酸楚，读了叫人心里左右不是滋味。

　　随着人们对于“文革”的不断反思，伴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进行，新一代的农民也可称做觉醒的一代，而作为新一代农民诗人的南山牛，在自我觉醒的同时也用他的诗呼唤觉醒。他在《春耕》一诗中以“牛”作为农民的代称，说“牛什么都能看在眼里”，“牛也知道/……人的意思是打黑牛/惊黄牛呢”。在《虎二牛三》中，他的笔触更加深入了一层，他写“善良的牛”“究竟挨了多少鞭子/从来想不起记账”，“死后一张绷得紧紧的牛皮/也总想让自己咚咚咚地呼唤/惊醒一些睡着的人/可一些人刚刚醒过来/就把从死虎身上剥来的皮/披起来 吓唬/老实的牛”。诗人还发现，“老鼠药有如健力宝/老鼠的家越来越兴旺了”，于是，诗人悲愤地宣称：“终于在一个失眠的夜半/面对目中无我的鼠们/我的觉悟忽然和失眠一样地清醒/我要干好猫干的事情。”

　　必须指出，南山牛并不是片面看问题的人，也不是悲观主义者，只是他的忧患意识较重，深层思考较多，笔墨有所侧重。对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新变化新气象，他是完全看到了的、热情歌颂的。他在一首题为《村庄》的诗中，一连赞叹了农村十种崭新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生活方面的，也有观念方面的，都是真实的、巨大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然，他的这类作品不多，究其原因，还是那句老话：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一个贫困农村的贫困诗人，谁也不能要求他致力于歌唱富裕的农村。

　　作为农民，南山牛是地地道道的；作为诗人，南山牛也是地地道道的。他具备了善恶分明的、极富同情心的、多愁善感的气质。他告诉我，他看书时会因为书中的某个情节而吃不下饭。秦琼卖马、逼上梁山都曾经使他痛哭失声，《高山下的花环》中写到农村的烈士及其家属的章节，他都是满含着泪水读完的。有一次看戏，当他看到《周仁回府》的“哭墓”一场时，他的哭声惊得周围的观众目瞪口呆。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只得跑回家去。他在给我的信中说，读王家达的记事散文《戴上草帽走兰州》，读到堂兄借钱及关于奶奶的章节时，“我的眼泪吓坏了妻子——好几天她都对我很温柔”。

　　正因为南山牛的生活相当拮据，而又如此多情，所以才使他写出了“陇上诗人九曲回肠的诗歌”（南山牛诗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