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泪青石砖

　　大地艺术的绝唱

　　一

　　神龙般见首不见尾的金山岭长城，静卧在北京以北一百四十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

　　与司马台长城的高耸和险峻不同，金山岭长城与八达岭长城一样，有着一种“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气势。它依山而建，浩瀚绵延，一望无际。金山岭长城改建和扩建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是蓟镇总兵戚继光将军及其属下的经典之作。在这里，他们不但把长城的建筑艺术发挥到极致，而且把中国南北建筑风格相结合，筑成了一条旷世的民族血肉长城。

　　金山岭一带的长城，最初修建于南北朝的北齐时期，为当时的皇帝高洋主持修建。北齐长城历经一千四百多年，至今仍残存少数的石墙和墙基。它是这一带继燕、秦、汉朝以后的第四道长城，它比最早的城墙向南推进近三百公里。长城的南移，记录了在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从北向南逐步推进的脚步，也记录了我国南北方民族千百年来相互融合的演变过程。

　　传说这里最早的秦长城是用来防御东胡人的。后汉时期长城防御的对象则是被匈奴击败的东胡残部乌桓和鲜卑两族。到了南北朝，防御的对象又变为鲜卑的残部厍莫奚人。此时的长城已退至承德以南一线，逐渐成了汉人和奚人之间的分界线。

　　金山岭长城东西绵延几十里，跨越了数个山谷，因此长城上的地段就有砖垛口、沙岭口、后川口等的称谓；城墙上密密麻麻的敌楼，每个敌楼都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名字——东方台、西方台、五眼楼、库房楼、黑楼、小金山楼、大金山楼、将军楼、大狐顶楼、小狐顶楼等等，其中的库房楼更是明代长城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敌楼。它不仅自身建筑高大雄伟，在它的四周，工事结构新奇复杂，形成一个具有强大防御功能的作战整体。在库房楼的北面，还修了一道几百米的挡马墙，用以拦截攻城的骑兵，加之城楼、城墙上密布着垛口、射击孔和堆积的垒石，库房楼可谓固若金汤。

　　在主战敌楼的内侧墙外，还有一间面积约三、四十平方米的单独的木质铺房，据专家考证，这是整个万里长城上唯一的一间平房。至于房子的用途并无史料记载，因此引起众说纷纭。有人说它是库房，有人则说是指挥所，也有的人说是官邸，令考古者伤透脑筋。不过，大多数人仍揣测它是库房，于是，整个敌楼构造就被讹称为库房楼，延续至今。

　　而金山岭长城上很有名气的小金山楼和大金山楼，原本只是两个普通的敌楼，只因修城将士来自江南，他们根据家乡镇江的大金山和小金山地名给这两个无名岭上的敌楼起了动人的名字，以至后来影响到人们在给这段长城定名时的构思，将其取名为金山岭长城。

　　在一段约二百米长的砖墙上，镶嵌着密密麻麻数以千计的文字砖，它是在修建城墙时同时砌上去的。古老的青石砖上，清晰明确地刻记着烧制墙砖的年代和兵营番号。如“万历五年山东左营造”、“万历六年振武营造”、“万历六年镇虏骑兵营造”、“古北路造”、“墙子路造”、“石塘路造”、“延绥营造”等等字样，像一部无法篡改的编年史，似乎在告诉后人，要世代永记这段充满苦难、充满血泪的不凡历史。

　　这就是金山岭长城。

　　二

　　第一次上金山岭，是从司马台长城的西端下山后从连接金山岭长城的水库索桥走过去的。这两段长城原本相连在一起，因此有的考古学者把这两段长城统称为金山岭长城或司马台长城。但由于两段长城在行政管辖上分属北京的密云县及河北的滦平县，因此，大多数人依然有区别的称呼它们。

　　当我跌跌撞撞地爬到第六个敌楼时，天色逐渐变得灰暗。突然发现随身带的水和干粮已告罄，正在彷徨之际，远处山沟里隐约的灯火和炊烟，成了我的困境救星。我一脚深一脚浅地走进这个名叫后村的小村子，敲开一户老乡的院门时，院里的主人蔡氏夫妇被我这蓬头垢面流寇般的游侠吓了一跳。幸亏他们的家门已不是第一次被扛背包者捶响。于是，我成了又一个被接济者。

　　长城脚下世居的农民，是很能理解在山里游荡的那些“背包一族”和“暴走一族”的行为和苦衷的。对后者来说，长城是他们的圣物；而在老乡们的眼里，长城普通得如同他们家院子的外墙，他们世代与它为邻，早已熟视无睹。旅游者们对长城的新奇与朝拜，他们的先祖早已有过了。他们对这些迟来的朝圣者表露出一种极大的包容与关爱，在他们求助时能慷慨地施以援手。

　　当我坐在热乎乎的炕头，筹划完第二天的行程后，内心深处充满对老乡的包容与热情深深的感激。晚八点不到，我与蔡大叔在东屋的炕上同窗共眠，在黑暗中闲聊了一个多小时。我了解了长城与长城脚下人与自然的漫长历史，了解了山沟里农民生活的现状，体会了他们对现存生活方式的理解和态度，以及那种原始质朴、悠然自得和与生俱来的无奈。对相隔并不遥远、熙熙攘攘灯红酒绿的京城现代生活，他们无法融合，甚至没有任何的心理冲动。我不知道该表示我的理解、同情抑或与他们一样的困惑，我只能在暗中为他们祈祷。而事实上，也许他们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同情与共鸣，因为他们是大山的儿子，是长城的子民，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他们都已经和这里的一切融合在一起，无法分离。

　　二道梁村，是金山岭长城下我投宿的另一个村子。村民不足百人，紧挨着长城脚下，坐在家门口抬头就能看到长城。村民们则形象地说，西斜的太阳也能把长城的影子放到窗前。来到村子后的第一个念头与在后村蔡家时得到的想法一样——长城也许普通得如同他们农家院子的外墙，村民们对它该是早已熟视无睹。然而，我的这一草率及迂腐的念头，很快便被后来的经历置换和淘汰了。影响我思想观念产生变化的是一位土生土长农民的儿子，对长城有着深情厚爱的人，他是二道梁村的周万萍。当然，对他认识的逐步加深，是在以后一直没有间断过的十余次金山岭长城行程之中。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长城脚下的农民靠着长城自然也能想出很多名堂。贫瘠和稀薄的土地没能为他们带来富足的生活，于是他们卷入了旅游的商品大潮，以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及其命运。他们的方法既简单又实惠，面对那些偶尔成群结队来走长城的外国旅游者，他们实行一种贴身跟随的办法，左搀右扶，既当向导，又当导游，还当挑夫，当然，最后的交换条件总是希望对方能从自己手上买走一件印有长城图案的T恤、帽子或是某位摄影名家的长城影集。自然，这种结果是双向选择，运气好时，对方出手阔绰；运气不好时，这一天的辛劳就打了水漂。对这种导游方式我着实不敢恭维，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方式及活法。要知道，他们这样做也不容易。

　　周万萍也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梦想，但他没有仿效乡亲们的做法。他凭着对长城的一片热爱，凭着自己手中的相机，为长城，也为自己，描绘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第一次看到周万萍的名字，是在长城上休息期间偶遇卖杂货的老乡，他们向我兜售一本画册。长城画册和影集的版本我见过多种多样，但看到封面上那不同寻常的标题时，我意识到这不是一般名家的作品，因为上面清晰地写着“我的家乡——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直觉告诉我，作者是长城的儿子，大山的儿子。

　　数月之后，当我终于与周万萍相遇时，站在我面前的他，貌不惊人，语不出众，身体还有点残疾，但他身上特有的气质显示，他就是那位朴实的影集创作者，一位长城的时代宠儿，深得“背包一族”钦佩的农民摄影家。后来，我在长城上走多了，见多了，才进一步知道在背包族、暴走族的圈子里，周万萍的名字无人不晓。

　　他的长城作品屡屡在国内外的影展上获奖，让世人通过他的取景框深刻地认识了长城，与他一同分享世界文化遗产的诱人魅力，这就是他对长城文化所作出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不是靠天分，也不是靠侥幸，是他拖着残疾的身体，在长城上栉风沐雨取得的，而他原本不过是一个两手空空的农民。

　　后来，我每次到金山岭，从长城下来都会落脚在他的家，他父母的家。在他父母那家徒四壁的小房子里，我并不感到贫乏与枯燥，因为在这里总能见到那些像侠客一样的摄影家、书画家以及史学家们，他们能给予我丰实的文化养分和无穷的乐趣，我们之间有着说不完的有关长城、有关人生的共同语言。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从山上下来，与一位来自唐山的书画家裴老先生同时投宿在周大叔的屋里。老先生年逾七十，身背画板从唐山来到金山岭写生、摄影。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我们与万萍坐在一起很自然地谈起了艺术创作的话题。他随手拿起一本周万萍的影集对我们说，艺术创作并没有先后之分，也没有高低之分，不能说因为摄影大师们出了几本影集，就意味着长城摄影艺术创作达到了顶峰，其他人就无望再往上攀登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察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艺术视角，这是不会被大师的光芒覆盖的。我明白老先生说的是应发挥每一个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调动自己的生活积累和灵感，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反映和表现你心目中的长城，从这个基点出发，长城的创作没有极限。身边的周万萍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用世俗的眼光来看，谁会想到这个残疾青年也能拍出在国际上获奖的长城作品呢？谁会想到他也能步大师的后尘，出版富有自己家乡特色而又被众人所接受的影集呢？连周家大叔提起膝下的这个老二也是喜形于色，觉得不仅为周家、也为村子的乡亲们露了脸。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想对人们诉说，长城从古至今不但与政治、军事、土地、民族有关联，其实它与文化、艺术、工艺、美学，甚至与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他们质朴的遐想和对前途的奢望都有关联。它根植于大地，与天地人文共存，必然会影响着我们这个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许许多多的精神和物质的生存与演变，只要我们肯去探索、去挖掘，那绝对是很精彩的。

　　三

　　在长城边的农家院里，我最感到惬意的就是躺在温暖的火炕上对白天行走经历的回忆和思索。无论在山上有多么艰难，只要回到老乡的家中，如同进入自家房门，筋骨劳累和百般感慨全都能涌上心头。

　　重峦叠嶂，虎踞龙盘的金山岭长城，带给我的是一种完满和震撼的建筑艺术享受。它如同一个长城博物园，把万里长城的全部精华展示在我的面前，让我得到了一种如同真诚入埃及帝王谷的图特卡蒙陵墓里面饱览那富可敌国的宝藏一般的惊喜；它又像一具历史的时钟，在持续撞击着我心灵的同时，鞭策着我踏准时代步伐的节奏。

　　这俨然是一种空前绝后的大地艺术。

　　从建筑美学的角度来看，金山岭长城把奇伟的自然美与建筑美融为一体，展示出一种人文与自然相融合的“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和境界。中华民族一直保留着“天人合一，天人映对”这一源自远古的建筑文化理念，它是中华建筑的基本文化母调，它赋予长城强烈的动感节奏。这种节奏感同样源于自然，长城趟大河巨川，越崇山峻岭，跨危崖绝谷，涉荒漠戈壁，辽阔而磅礴，葱郁而隽永，显示出悠远的生命力和强烈的艺术震撼力。

　　金山岭长城既是属于大地的艺术，也是大地艺术的绝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常想，长城作为民族精神，它将会与世长存；作为一种物质存在，它终会消亡。这种远古的建筑形式和建筑艺术，都会随着那些时代的消亡而不复存在。历史是无情的，它绝对不会简单地重复与轮回。在热兵器时代，这些城墙业已形同虚设，失去了任何的实用价值，只可供后人考古和观赏。但人们的精神是一种进化的延伸，中华民族正因为有修筑长城那样孜孜不倦的民族精神，她的古老文明才不会像古波斯、古巴比伦的两河文明和玛雅文化那样迅速沉沦和消失，才得以世世代代延续它的辉煌。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长城上，唐朝诗人王维的这段古诗常常能跃出脑海。荒芜的山野，恢宏的建筑气势，尽显古代建筑文化里那些“尚大”、“尚久”的美学原则和中华大地独具民族文化魅力的宇宙建筑观。其实，中国与西方的建筑文化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尚大之美”讲求建筑的整体性、实用性和持久性，追求整体规模，宏大气势和王者风范，与西方那些孤立的单个建筑物体形态不同，中式的建筑在设计理念上并不是以单一的、独立的建筑物体为特征，而是以空间广阔、平面展开、相互对应、群体布局效应为原则，在相互映衬、相互制约以及中规中矩、讲求平衡中形成。即使是眼前的长城，尽管在建筑形式上没有严格意义的对称和内部空间结构，但它的基本建筑结构与原先相对简陋的秦汉长城相比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逐步符合了我们民族建筑追求整体化、规模化、实用性的原则。如此巨硕的工程，很难说与中华古代崇尚博大的宇宙天地观无关。它延绵万里，在外部空间连续的本身，展现了民族建筑意念的精髓。

　　而因为古人所领悟和认知的天地宇宙属性为“久”，因此他们又总是企盼自己所创造的建筑物永立不倒。这当然是一类美好的愿望和初衷。作为一种建筑理念，“尚久之美”寄托了古人对物质永恒的追求。千百年后的今天，在今人看来，长城的实用性功能消退和审美功能增长这种双向的历史演进，是最能够体现古人这种建筑理念的内在的。当我们流连于身边这些巍峨敌楼和眼前被岁月剥蚀的残墙断垣的时候，我们会深刻地理解长城深沉的历史厚重与沧桑美感。千百年的风霜严寒并没有使它消失，它依然顽强地、突兀地矗立在绝壁断崖之上，宛如钢筋铁骨，在广袤如垠和千古岁月的时空交错中，展现出一种里程碑式的历史永恒。那是时间悠远的陶冶留下的浓郁与深邃的历史文化美感，它包含了丰富的审美文化内容。如此，“尚久之美”就不难理解了。”

　　司马台，峭壁危崖上的美学精品

　　一

　　如果有人问到，绵延万里的中国古代长城海拔最高、山势最险的地段在哪里，这非司马台长城莫属。

　　司马台长城，坐落在京郊密云县的东北部。距北京一百三十公里。

　　明朝洪武年间，为了防御北方鞑靼、瓦剌等外族的骚扰和入侵，朝廷在燕山余脉的老虎山东西一线开始修筑城墙。自万历年起，又经当时的蓟镇总兵戚继光主持改建、扩建，历经数载方始完成。它北与河北滦平县相望，东与河北兴隆县为邻，长城成了京冀两地之间的地域分界线。

　　司马台长城之神奇，在于长城建筑构思精巧，结构新奇。长城随山脊飞驰，高低错落，气势磅礴。城墙的东段，“望京”“仙女”两座高大、精美的敌楼屹立在刀劈斧削般的千米危崖之上，为长城建筑史所罕见，中国长城学的专家罗哲文老先生将这段城墙的建筑称之为“中国长城之最”。

　　2001年的晚秋，当我辗转几千里从南方来到这座向往已久的古老长城下，巍峨的司马台长城就像一堵巨大的石幕，宽阔宏伟，矗立在我的眼前！我屏气凝神，仰望这块我心驰神往的圣地，它竟然与人群如此的接近，使我感到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它是如此裸露的展示在我的面前，让我消除了对它所有的神秘感。山谷、山梁、陡坡、悬崖，一层层的向上延伸。在千米顶峰，城墙与敌楼巍然挺立，俨然就是一座精美的雕塑！

　　村口的老槐树下，一群晒太阳的老乡悠然自得。听说我要独自登山，都露出惊讶的表情，毕竟这是一座海拔986米的峭壁危崖。山梁之上，那处几百米的倾斜80度的悬壁足以使人生畏。我没有太多的犹豫，经历了近乎玩命的两个时辰，我终于从南坡攀上了山崖。

　　斜阳抹在残缺、苍凉的古城墙上，城墙背面的远山吹来阵阵清风，扑打在我的身上。我闭上眼睛，舒展着四肢，静静地体验完成征服意愿后的无限惬意，攀山的惊魂与疲惫渐渐消除。

　　我来到日夜思量的望京楼下，迎着斜阳和清风，仔细地端详这座我心中的圣物。望京楼是司马台长城的第16座敌楼，也是万里长城地处海拔最高的敌搂。墙上镶嵌的文字砖显示，它修建于明代万历五年。它矗立在长城的东段，与北京东面的最高峰雾灵山遥遥相望。据传夜晚天色清晰的时候可以望见北京城的灯光，故得名望京楼。城楼建在不足十平方米的顶端，有四人高，南北两面是百丈悬崖，四周仅有尺余立足之地。楼的底部用条石砌成，每块石头足有七、八百斤重。墙体用青砖垒砌，历经几百年风霜雪雨、雷电、地震、城楼依然屹立不倒。有关的文物管理机构封闭了从西段开放区通往顶峰的去路，采取了不修复、不损坏的政策，为的是保留这段近一公里长的残野城墙的古韵风貌。摄影人或探险者要上顶峰，只能从东边的悬崖攀附，自然就罕有人迹了。

　　面对如此独特、险峻的敌楼，我百思不得其解。当年的戚家军如何在高耸的险峰和危如累卵般的悬崖上修筑了这座旷世日久的敌楼？它是燕山长城的标志物？还是御敌司令部？或纯粹是传递敌情的烽火台？史书上至今都无记载，留给后人一个解不透的谜。

　　二

　　日落时分，云层在夕阳的反射下逐渐聚拢，汇成了云海，托着炽热的火球，带着暮气缓缓西沉。苍山残阳，如海如血，深红的晚霞似流淌的岩浆，染红了远处燕山的天际，也染红了西边蜿蜒的城墙。它像一条血带，在落日余晖的映照下，在燕山群落中燃烧、升腾、飞舞、欢唱。望着这天地合一的血色黄昏，目送疲惫的火球渐渐消失在地平线下，我的心中涌起一阵阵的依恋，那壮丽的动感和难以舍弃的情怀交织在一起，能让人感动得心口发疼。

　　入夜，外面刮起了凛冽的寒风，漆黑的夜空像一块巨大的黑绒罩在头顶。空中挂满了闪烁的星星，宽阔的银河横贯东西，久违的清澈夜空星象令我惊叹不已，那些悬在头上的星星似乎信手可摘。当年卫戍的士兵，守着这样的夜空美景，他们的心中是思乡？或是念母？还是警惕地守卫着每一寸城墙？也许都兼而有之。而此时的我与过去的他们并无两样，都是思念重重。我想起了范仲淹的一首《渔家傲》词，似与这眼下的境遇有所吻合：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一夜，我居然失眠了……

　　夜，慢慢过去。东方微微发白，云层像薄雾一样搅和在天边。我从睡袋中钻出来，抖擞精神，走上一个制高点，去迎接司马台黎明的第一缕晨光。

　　天空开始出现红晕，色彩变得多样起来。天空的彩霞逐渐绚丽，七种色彩随着那个橙红的光圈在交替变幻着。突然，巨大的火球跳出了山巅，朝霞辉映着天际，金黄、橙黄、橙红的彩霞依次散开，延伸到头顶，远处雾灵山主峰在光环和红霞的映衬下形成一个暗红的剪影，美丽动人。

　　我以朝圣般的虔诚，迎来司马台这个壮美的清晨！

　　这个清晨，我在城墙上下折腾，不亦乐乎。忘记了寒冷，忘记了孤独。因为长城的晨曦完全属于了我。和煦的阳光，洁净的空气，给我带来无限的舒心。鸟瞰群山，峻岭逶迤，乌蒙磅礴；山下万物苏醒，炊烟袅袅，一片生机。

　　坐在望京楼西边的峭壁向西眺望，远处与司马台相接的金山岭长城在晨光的照耀下像一条金黄色的蛟龙，盘缠在十几里绵延的山脊之上，曲直伸展，无穷无尽，宽阔壮观。一瞬间，从这浩瀚的历史遗址上我似乎悟出了古代中国建筑美学的真谛，内心由衷赞叹这实用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

　　蛟龙出海般的长城，既是极富艺术的建筑群落，又可视为古代建筑意志的图腾。古人的建筑观和宇宙观其实是紧密相连的，他们笃信，宇宙即建筑，建筑即宇宙的观念，因而在建筑文化上，古人造房建屋重在征服宇宙与自然。只要国力财力、设计能力、建筑艺术、建材与环境许可，它们总会将建筑物造得尽可能宏大，以象征天地宇宙之大。从秦代的阿房宫、历代的万里长城、明代的故宫，以及现代的人民大会堂、天安门广场等，无一不体现了历代中国工匠一脉相承的建筑理念，以及在满足实用的基础上又高于实用的美学向往。同时，作为一种大地文化的结晶，此建筑观并不缺乏哲学的智慧与美学的沉思，这就是中国建筑艺术一贯秉承的“尚大之美”和“尚久之美”的建筑理念。

　　如今，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浩瀚无垠的明代残存长城，作为万里长城的经典之作，就是这种建筑理念最本质、最生动的体现。

　　一番感叹完毕，该走的路还得自己走。从望京楼到仙女楼，直线距离不过百米，但眼前连接两座敌楼的这段单边城墙，却被称之为“死亡之旅”。它高低错落，蜿蜒曲折，修建在两边如刀劈般的百丈悬崖之上。城墙底下，只有一条宽不足尺余、坑坑洼洼的石头小道，人要负重通过，必须侧身、双手紧抠着城墙的石缝，一步一步地往前挪。

　　在这段充满惊骇的路上，危崖、恐惧、风化碎石、墙外疾风，任何一种意外都能给登山者带来致命之灾。然而，死亡之旅又是一种无量的诱惑，它使人为之放逐灵魂，忘却身后那片世俗红尘的绝佳选择。

　　我收拾好行装，鼓起勇气，义无反顾地翻下望京楼西边那堵残墙，抠着岩石，小心翼翼地向仙女楼前行。当一切都被抛在身后，一路所遇的险阻与危难都已成为往事，经历的过程就早已变的无须赘言。回首望京楼，苍凉、惨烈、孤傲、凛然。

　　我惊魂未定地坐在一个残破的敌楼里，回望那条已被征服的死亡之路，心里默默在想，长城如此浩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艺术的极致、技术的极致。一个民族敢把城墙修建在千米危崖之上，还有什么人间奇迹不能创造出来？我还想，能在长城上迈出这艰辛的一步，漫漫人生路还有什么艰难险阻不可逾越？

　　司马台长城的西段，残破的敌楼密集如林，其建筑结构的独特，为其他处长城少有。这里的敌楼分单层、双层楼，形状有田字形、日字形和回字形。顶部结构有平顶式、穹隆式、八角藻井式、四角钻天式等多种。门窗有砖券、石券、雕花花岗石，坚固美观，且富民族特色。每座敌楼相距不过百米甚至五、六十米。只可惜这里的敌楼大部分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毁坏，有的甚至已经坍塌了。

　　走到长城西段的尽头，可以看到位于司马台关门之外的，于1977年修建的司马台水库把原本连在一起的长城拦腰截为东西两段，长城埋头沉入水中，如同二龙戏水。以水库为界，分为东西长城，东长城有大小16座敌楼，而西长城则越过水库谷底再腾身攀上西山，与金山岭长城在山峰相接，这种走势在长城地理上是极为罕见的。

　　三

　　第二次上司马台长城，已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

　　一场大雪把燕山山脉遮盖得白茫茫一片，这再次激发了我登城的欲望。取道京城至老虎山下的后庄子村，已是掌灯时分。在村北口史家大爷处落脚。盘腿坐在温暖的炕头上，接过大爷、大妈递过来的红枣饭、南瓜汤、烧豆腐、手擀面、大白馒头，一刻间，这相隔几千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却如此之近。边吃边听老乡们在描述司马台远古的故事，一个个美丽动人的传说对我而言，是莫大的享受。大爷几杯酒下肚，涨红着脸唱起了抗战时打小鬼仔的歌谣，轻松尽兴，乐融融一片。

　　常听北京人说城里和郊县的贫富差距非常之大，甚至在城乡结合部就已十分明显。我一路走过来，感觉京郊的农村确不富裕，这种贫瘠是全方位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等等。长城脚下的村庄在过去则更为贫穷。长城旅游逐步兴起后，这里农民的生活才有所改观。不少人出外打工，或抄起了旅游的生意，留在家里的大多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司马台一带的农民在山谷里种起了苹果林，品种还算上乘。每年的深秋季节苹果收成时，家家户户的院子和库房里都堆满了一箱箱包装好的苹果，等待着收购，价钱并不算低廉，果业由此成为这里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我投宿的史大爷家，除了老两口外，儿女们都在外打工，只有在农忙时才回家帮忙。七十开外的两位老人守着一个大院和几亩果园打发日子，见到我这样的外乡人来家里，自然是不亦乐乎的。史家大爷年轻时当过八路军，在打日本鬼子时受过伤，后复员回乡务农至今，现年岁已高，正在颐养天年。按年岁算，我们是两代人；按生活背景，则是天南海北，但长城把我们连接起来，使我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共同的乐趣。因此，自始至终史家并没有把我当外人。

　　在炕桌上，我饶有兴致地提起了有关望京楼的疑问，大爷大妈便向我描述起望京楼的传说。相传当年修城时，为了运送每块几百斤重的城楼基础条石到上千米的山顶，死伤了不少人，还是没法运上去。这事感动了玉皇大帝，于是他派遣了外甥二郎神下凡相助。当天晚上，二郎神来到老虎山下，面向那几百块堆积在山沟里的条石，抄起神刀一晃变成了鞭子抽向条石，条石随即变成了一只只大山羊蜂拥上山，二郎神满心欢喜。数一数条石的数量不多不少刚好够用。此时，恰巧一个士兵出来小解，猛一看满地的山羊伴着一个神仙，惊叫一声跑回帐内。二郎神乱了手脚，仓皇中不小心又把刚刚赶上山的条石踢下了山脚。随即返回天宫。于是，望京楼的基座始终少了几十块条石。看现在的望京楼，十二层基础条石中有五层是用石块垒砌的，那些不幸被二郎神踢掉的条石，依旧躺在山沟里。传说归传说，那些几百斤重的条石如何能弄上千米高峰，倒也始终是个谜，除了二郎神外，民众的智慧和力量也令我们无法猜测。

　　次日凌晨五点，漆黑一片。我踩着田埂边薄薄的冰霜，再次向那座巨大的山峰迈进。在同样经历了一番炼狱般的艰辛后，赶在太阳出来之前，我已站在了望京楼下。

　　三上司马台，是在次年的大地回春之际。又是一轮长途奔袭之后，我沿着水库边从后山一直走到东坡村，尝试着从北坡登顶。北坡属河北省境地，这边的地貌与南坡完全裸露的岩石地貌不同。它常年向阴，坡底和山腰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和灌木，茂密葱郁。我顺着密林下的小路辗转直上，不到一个小时，便爬上了顶峰仙女楼一侧。当我来到仙女楼下，周围翠绿的草丛拥簇着她，更显出她的清秀与隽永。

　　这是一座与望京楼外表和体积迥然相异的双层敌楼。从外表看，她比望京楼足足瘦了一圈。望京楼迎着朝阳，屹立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直插云霄。仙女楼在它身后的下方，羞涩地静立一边。它们相互遥望着，连接它们的是一条蜿蜒百米苍鹰难过的垒石栈道，这意味着它们永远无法相靠。这一组巧夺天工的造型，让后人赞叹不已。

　　仙女楼皆因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得名。相传有一只漂亮的羚羊，因仰慕羊倌的勤劳和憨厚，自愿变成仙女，来到此楼住下，与羊倌相恋、厮守。后人由此把该楼称为仙女楼。上到山顶的探险者与摄影人，都更偏爱仙女楼的外表，把兴致和创作的感性天平偏向仙女楼一方。望京楼高视阔步、高风亮节，却有高处不胜寒的困惑；仙女楼虽独当一面，但拥有独辟蹊径的美感。她背靠群山，包容大地，却又俯视群雄，昂然挺立；她与望京楼同时迎来庄严的日出，又与望京楼一同目送落日的谢幕。沧桑五百年，严寒酷暑，风雪冲刷，历尽变幻，阅尽人间万象，她是长城烽火和漫长里程的历史证物！

　　环顾仙女楼，我内心的疑惑再次油然而生。我难以想象在这立锥之地的一线山峰上，如何能建起如此险峻的城墙和敌楼？也无法想象这是血肉之躯可以造就的。从望京楼到“天桥”，到仙女楼，到“天梯”，在这一线陡峭悬崖上建起这近千米的城墙和敌楼，与其说是防御工事，不如说是在创造一种巧夺天工的野山建筑艺术。现今，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评价，此审美功能已远超出实用功能。况且，再愚蠢的敌人也不会舍近求远、舍易求难地从这里来冒犯守城将士。当年的“戚家军”们精心创作的司马台长城艺术，确实给后人留下了叹为观止的美学遗产。还有“挡马墙”、“障墙”、“战墙”这些在万里长城上举世无双的建筑模式，和这峭壁危崖一道，将司马台长城被打造成了固若金汤的铁壁铜墙！

　　它是我的至爱！四年多来，我已经九上司马台！那险恶的断壁危崖早已不在话下了。

　　鬼斧神工的人间奇境

　　一

　　北京地域内的长城从密云县进入怀柔县后，走势变幻无常。它行经慕田峪，在西栅子分道扬镳。一路向西北，进入河北；一路向西南，经黄花城、西水峪进入延庆的青龙桥、八达岭。这一段长城统称为慕田峪长城，总长约六十五公里。

　　西栅子，原名旧水坑。这个对于长城来说，比较重要的山沟小村，在距它不过三十公里的怀柔县城，遍访满街的出租司机，竟无人知晓。然而，揣在我兜里和记在我心里所有的“路透社消息”和网上资料都表明，它是观赏和攀登箭扣长城的最佳出发地。

　　在我一脸困惑之际，一辆过路的小面包车戛然停在我的身旁，车里的司机自告奋勇地表示能将我拉到目的地。我满心感激，痛快地坐到车里。车行近三十公里，胖司机把我放在了与西栅子村隔了一座山的桃峪口“顺峰红鳟鱼养殖游乐场”——一个抬头能远眺箭扣长城的饮食娱乐度假村。望着渐渐西斜的太阳，我被他适得其反的一副好心和一脸憨样弄得啼笑皆非。

　　当我七拐八弯、人困马乏的辗转六十多公里重新绕到高山那边的西栅子村时，已是傍晚时分。在村子一队老杨家，我受到了与金山岭下后村蔡家相同的接济礼遇，心满意足。放下饭碗后我还在庆幸，游历，其实并不潇洒，一不留神没准就会游成了流寇。

　　西栅子村是个行政村，按自然村划分为六个小队，每个村几乎都是一个大家族。箭扣长城属于这里的村民。小山村静卧在三面环绕的山谷之中，日夜遥对雄踞群山的万古长城，包容在长城宽阔的胸襟里。

　　饭后，在微弱的灯光下，我从背囊里拿出皱巴巴的手绘图一本正经地向老乡认证和商讨上山的路线，他们却满不在乎地拨开我在互联网上查阅了几个晚上才拼凑而成的辛劳成果，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山上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我不禁哑然。长城脚下的老乡，俨然是一幅长城的活地图！

　　箭扣长城的制高点是正北楼。正北楼矗立在一座能够观测到方圆几十里整段箭扣长城的山头。它的东面是大气磅礴的“牛犄角边”，那是缘于它的走势形状像一对弯弯的牛角。长城从东面的慕田峪往西行，沿着缓缓而上的山脊修筑。在一道南北横向的山梁突然右转，直插海拔940米的山峰，在山顶作一个一百八十度拐弯，顺着另一面陡峭的山脊急转直下，回到与之同样海拔的对面山头。再右转登上正北楼的山峰。这一连串犹如天马行空般的磅礴走势，一气呵成，酣畅淋漓，令人拍案叫绝！

　　从正北楼西望，长城飞跃悬崖，探入峡谷，几经波折，再昂首挺立，顺着一道百米天梯扶摇直上，仿佛跃入天国。远处的群山巅连起伏，延伸到遥远的天际。跌宕起伏的长城忽而站立在岩石上，忽而淹没在树丛里，蜿蜒曲折，盘龙云海，极为壮观。

　　史书记载慕田峪及箭扣一带的长城为明代开国将领徐达率兵修建，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重新整治和修复。明洪武元年八月，徐达领兵攻破元大都后，为防范元顺帝的反扑，在京城一面派人巩固城防，另外督军在古北口至黄花城一线修筑关卡和隘口，严防元军骚扰破坏。不知当年的建造者出于何种目的，似乎专门挑选在最为险峻、突兀的山脊处修建城墙。长城四周群山葱郁，巨岩裸露，其中有的敌楼干脆就依石而建，岩上有楼，城中有石，山岩和城楼融合在一起。两边城墙外的山野，茫茫之中，劲松、烈风、原始、荒蛮、寂静、广袤。我们已很难分辨此时的这段墙是险峻还是壮美了。

　　长城在此被称为“箭扣”，因此地名原为涧口，后传音为涧扣，箭扣。又由于这一段城墙从东边的正北楼一直下探到悬崖的底部，再从底部飞跃上山，经过一道单边城墙“擦边过”，然后犹如出水蛟龙般的经一道百米石级登上了山峰。整段长城像一张满月之弓，箭在弦上，直指天穹，称箭扣，正如其势。在“箭在弦上”的底端。一边是正北楼下的百丈悬崖，一边是通往“鹰飞倒仰”的天梯石级，长城修到了V字形的山谷，落差达数百米之多。在天梯底部抬头仰望，无法穷尽城墙的尽头。

　　箭扣长城的险，丝毫不亚于司马台长城，而且变化多端，神秘莫测。它使我懂得，长城的险只有多变而没有“之最”。

　　再往前，走到的另一个山峰，是一个三岔口，也是“驴友”们常说的“北京结”。

　　北京结是箭扣长城中的重要转折点，在火药山的山脊上，三个不同方向的长城在此汇合。向北去几公里开外是万里长城规模最大的敌楼“九眼楼”，向西可抵达黄花城长城，而东面则是箭扣长城最著名的险要地段——“鹰飞倒仰”，传说中鹰飞至此也无法通过而被撞得仰面朝天，真可谓“巍巍乎高崖”。

　　向北两公里外，是著名的“九眼楼”。九眼楼是明长城建筑规模和形制最大的一座敌楼，为上下两层空心方形结构，条石基座上的楼体为青砖砌筑。据传当年巾帼英雄樊梨花曾领军驻守在此。楼四面墙壁都设有箭窗，每面并排9个，共36个，其箭窗数量在万里长城实属罕见。明长城沿线敌楼上的箭窗数量往往以“眼”来计算，单眼、双眼、三眼、五眼，而九眼的规模则仅此一座。由此可见九眼楼的军事防御地位在箭扣长城一线是何等的重要。遗憾的是，城楼现今已部分坍塌，没能留下一个完整的楼体。

　　从“正北楼”到“箭扣”谷底，从“天梯”到“鹰飞倒仰”，从“北京结”到“九眼楼”，从“三岔口”到“耷拉边”，这整段箭扣长城可谓环环入扣，箭箭穿心，天造地设，动魄惊心。它有一种自然的美，远久的美，悲壮的美。而这种美，是后人在先辈创造的奇迹上感悟出来的。

　　我流连在此，乐不思返。

　　二

　　一面黄旗，高高地挑在竹竿上随风飘扬。黄旗的中央，印着一个鲜红的“赵”字，旗杆的下面，是一个典型的北方院落，这就是长城脚下著名的农民旅游接待站“赵氏山居”，地处西栅子村五队。居舍的主人叫赵福清，一个名声在外却异常朴实的北方农民。

　　下得山来，走进赵家的院子，东西两排房子的房檐上挂满了黄澄澄的干玉米和红辣椒，院子当中是一个高高的葡萄架，爬满了瓜秧。院子的南面是吃饭和休息用的石板桌子与长条木凳，遮阳的棚顶外头悬挂了几串大红灯笼，整体气氛十分温馨，称它为“驴友驿站”绝对名副其实。当你在长城上奔跑了一天或数天后，带着一身的疲惫和困乏，带着仍未散去的惊魂迈进这个幽静的小院那一瞬间，你的劳累不知不觉的已经挥发了大半，一种家的感觉能让你无忧无虑、无拘无束的逐渐释放出体内所有多余的沉积物和废弃的气息。这就是“赵氏山居”能带给你的惊喜。走进正房的屋里，是两排整齐的大通铺，足可以容纳十几个人同时入住。一面墙上贴满了“驴友”及好汉们的留言和签名。一眼扫过去，有些名字似曾相识，更多的是从未谋面，但却笃定是志同道合的长城大侠、铁杆“驴友”们。而在另一面墙上，则贴满了登山者和摄影发烧友们留下的长城照片，不知道他们是否想通过此面不同寻常的墙壁，宣泄自己的长城情结，在老赵的家，就如同在一个长城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当然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而不拘一格。我没有现成的照片可以炫耀，于是，我拿起笔郑重的在“好汉墙”上留下了我的名字，也算成了“俱乐部”的一员，但即使是我不签名，我也融合在他们当中，这是与生俱来的。

　　夜里，在昏弱的灯光下，我开始整理我长途跋涉以后行囊里的物品，思索着这些不平凡的日子里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从我踏上长城的第一天起，我一直被长城上的山水、草木、高崖、峭壁、危楼和城垣所吸引，所感动。是这些具有不朽生命力的民族之魂和自然之魂在感染着我，驱动着我，支撑着我走过了人生的极限，到达了生命的彼岸。在他人眼里，我的这些举措也许不会被接受，我也许会成为一个异类。然而，长城的确给了我一生受用的精神享受和财富，让我感到无比的充实和满足，它注定会改变我以后的人生观和人生经历。这就已足够了……

　　三

　　此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同样受长城感染而获得生命升华的人，他叫威廉·林德塞——一个曾经从嘉峪关步行2400公里到了山海关，并把长城视作比自己的生命还要珍贵的英国人。

　　威廉无疑是一个铁杆的长城好汉。他抱着对长城的一片热情与厚望走完了大部分的万里长城，最后落脚在慕田峪的箭扣山脚。他在西栅子村二队租了农民的一所小房子，每年的许多时间都会来到这里，与农民们“三同”。他对长城保护的热心与重视到了格外偏执的程度，每年自费雇请几位当地的农民每天上山寻找和收拾登山者们遗弃的垃圾，以保持长城的清洁与庄重。我在从西栅子村往箭扣长城“正北楼”攀登的半山途中，就遇到了他们树立的一块牌子，上面用中英文写着“除了照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保持长城古朴的魅力”。我不由得在牌子面前停住了脚步而肃然起敬。我在想，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任何一个来到此地的各式各样的登山者们，面对这块公德牌、良心牌，都没有理由无动于衷，因为，它本应该是由我们来树立的啊！后来我发现，像这样的牌子，在箭扣长城每一条上山的小路上都一丝不苟的树立着。

　　我在想，当我们踏着先人的基业，享受着先人留给我们的旷世伟作时，当我们得意洋洋的为自己终于征服了这些高山上的危崖峭壁、并在上面高谈阔论时，我们确实应该小心谨慎地反思脚下的这片圣地是否还能称为一片净土？我们究竟是长城遗产的守卫者还是它的终结者？这个看似表面的话题，在这块牌子面前却显得沉重和严峻起来。如果我们的国人都能像威廉先生那样，像热爱自己生命般的热爱长城，像清洁自己的家园那样爱护长城，就不会发生为修一条乡村小路而推倒城墙的野蛮行径，就不会发生把墙砖扒下来弄回村里盖自家房子的愚昧行为。

　　长城旅游与长城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利益与矛盾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一些没有开发及无人管理的区域更是如此。除了文物管理部门依照逐步完善的保护长城的法规条例加大管理力度之外，游人的公德心和自律性显得尤为重要。决不能图一时之快而将老祖宗留下的遗产毁于一旦，做出让千秋后代斥责的蠢事。

　　2003年的盛夏，我又一次来到了西栅子村，依旧落脚在老赵的家。在长城上奔走了几天之后，我跟随老赵到了他家的玉米地里，体验北方农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的耕种农活。田间休息当中，仰头眺望着山顶上的长城身影，尽管只是一袋烟的工夫，却很自然地谈起了长城的保护话题。这位淳朴的农民对我说，面对越来越多的“暴走一族”和热衷长城的摄影爱好者，用“堵”的方式是很难奏效的，因为谁也不能剥夺他们用自己的方法向往长城和赞美长城的权利。这位农民对长城爱好者们有着深厚的情谊，并与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知道让长城和他们分开是很难接受的。“关键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引导和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使人们在艰苦的攀登过程中同时增强社会公德心和长城保护的意识”，他说：“国家、县里和镇里都可以订立一些法规和规矩，告诉大家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让大家都懂得规矩和自律，事情就好办了。毕竟敢爬古长城的人也只在少数。”

　　另一位居住在二队的农民老赫，在充当我的登山向导的同时，也曾向我谈起了长城的保护问题。他认为应该有组织的疏导登山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向他们派发有关的宣传资料及法律法规，甚至可以向他们收取一定的费用，这些费用将来可以集中起来用于古长城的维护与修复。

　　我理解这些淳朴农民发自内心的声音。长城既是属于国家的，同时也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祖祖辈辈与长城为邻，长城已经融进了他们的生活之中，其相互依存度颇深，恐怕谁也无法将他们割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与长城的关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更何况有了长城的探险旅游以来，相当一批的农户倾其袋囊、腾出家舍充当起了“旅游驿站”的角色，并以此得到微薄的收入，填补生活费用的缺口。他们的内心存在矛盾，既不想让与自己生命一样宝贵的长城被无辜破坏，又不想因长城保护的措施而影响了他们艰难得来的生计，在这个两难的问题上，不知我们能为他们做点什么。

　　徒步走出长城的山谷，我的脑海里泛出了这些比攀登长城更加严肃的话题，就算是与所有的背包族们共勉共励吧！让长城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乐观的记忆。

　　寂寥陨落的一代将星

　　一

　　历史的岁月刚刚翻过一页，公元1588年，时值明朝万历十六年一月隆冬，山东蓬莱一座清凉的庙堂里，在冰冷的病榻上挣扎了数月之久的一位老者，几声凄厉的仰天长啸之后，在为数不多的几个挚友无声的目送中悒郁地死去了。

　　此人正是被后人称之为“孤独的将领”的明朝末年一代将星戚继光。

　　戚继光出生于明朝军人世家。17岁时秉承父意袭职山东登州卫佥事，弃笔从戎开始为国效力。自1548年起，曾多次率领登州卫所士卒远赴河北蓟门戍边。年轻的少帅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立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宏图大志。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百经沙场，浴血奋战，在与外敌“南倭北虏”的抗战中，杀敌无数，战功彪炳。他是一位功高盖主的武士，他也是一位在朝中不乏争议的人物。他的赫赫军功并没有给他带来应得的荣耀与富贵，与此相反，他的晚年风雨飘摇，最后静默孤独地了却一生。

　　他的死，让刚愎自用、骄奢淫逸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内阁首辅张居正死于任上，然而，张的尸骨未寒，朱翊钧就在张居正生前政敌的鼓噪下展开了对张的大清算、大清洗。与此同时，他对张的忠实党羽戚继光更是恨之入骨，原因是他对张居正也是恨得咬牙切齿。这个辅佐了年轻皇帝十几年的大学士，皇帝的启蒙先生，王朝政权的实际拥有者，在死的前几天还得到了皇上加封的太师衔，这个职衔破了明朝开国二百年来在世大臣得此封号的天荒，享尽了至高无上的荣耀。这种荣耀在宦官为患的没落王朝中，必然会在其身后引来无数的谗言与诽谤。万历皇帝听信谗言，取消了张居正的爵位，抄了他的家产，所有与张有密切关系的文武官员无一例外地受到贬谪。整肃张居正之后，险恶的宦官们提醒万历，戚继光是蛰伏在宫门外的一头猛兽，只听从张的调遣，别人无法驾驭。尽管找不出他们两人谋反的证据，但他们两人都具备了谋反的能力，决不可放纵自由。万历言听计从，并未念戚继光对朝廷的功勋，先将他调离京城改任广东总兵，之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革职为平民。现在他死了，神宗再也不用担心他还会有什么非分之想了。

　　他的死，让朝中那些宦官们窃窃私喜。

　　大明王朝的无为在于文官势力的无限膨胀和军事力量的腐败无能。朱元璋用武力打垮了元朝，他的后继者们却无法以武力与残存的北元势力抗衡。甚至在愚蠢的海禁政策出台后，洋洋十几万沿海各地驻军对小股越洋倭寇的烧杀抢掠都无可奈何。戚家军的出现以及戚继光建军治军的一系列举措，为日渐衰败的朝廷军力带来了一线生机。无论是在东南沿海平定倭患的战斗，还是在镇守蓟辽防线上所作的防御工事创举，戚继光都以个人精忠报国的理念及军事上的聪明才智打破了明王朝军事布局和国防力量一潭死水的局面。然而，逆历史潮流而动就必然要为此付出代价。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宦官控制了朝政，朝廷的军队其组织、调拨、驻防、给养、甚至战略战术都是听命于庞大而官僚化的文官集团势力，戚继光是不可能以个人的力量改变他所服务的那个昏庸的朝廷的。他在蓟州任期内多次提出改革边防体系、扩大兵源范围、修造永久工事等奏章，屡屡遭到朝廷宦官的阻挠和指责，更何况朝中支持他的谭纶和张居正早已驾鹤西去，甚至遭到了死后的清算。现在他死了，没有人再可以出头去破坏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权力优势了。

　　他的死，让那些当年被他打得落荒而逃的倭寇的残渣余孽解了一口气。

　　明王朝当年拥有200万的常备军，堪称世界第一。然而组织上的低能与装备上的落后，竟无法抵御北方游牧骑兵的冲击和南方沿海倭寇的骚扰。几十人、上百人一队的倭寇就可以在登陆后如入无人之境，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庸碌的政府军与其对阵，如乌合之众与职业惯匪交手，常常望风而逃。戚继光组建起来的军事过硬、纪律严明的地方新军与昏庸的政府军不可同日而语，骄横的倭寇也是在碰上戚家军之后才真正见识了中华民族的血性。神勇的戚家军以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将不可一世的倭寇悉数赶下了海，打回日本老家。以至于那些后来龟缩在家中墙角的残兵败将想起戚家军依然心有余悸。现在他死了，这些无耻的浪人们或许又可以想入非非了。

　　他的离去，使朝廷少了一块心病，却使岌岌可危的明王朝少了一根顶梁之柱，也使明代社稷江山少了一个忠实的卫士。

　　二

　　其实，戚继光死在此时是他的造化。尽管他孤独悲惨的离去，但他毕竟没有招来更多的麻烦与灾难，这已实属万幸。

　　他是那个朝代的叛逆与另类，他没有与满朝文武同流合污，他用自己毕生的忠勇作为朝廷对自己曾经赏识的报酬，并没有玷污当初袭职父辈所继承的荣誉。

　　他确实应该走了。他与那个朝廷的意志背道而驰，没有什么他不能舍弃和值得牵挂的余地。万历皇帝何尝不是一个孤独的君主？张居正之后，他的身边再没有能给他谆谆教诲的师长，也没有敢于进谏的忠臣，更没有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悍将为这个王朝保驾护航。他感到日益空虚与孤独。他厌恶上朝，不想听宦官们的胡说八道，他处理政务主要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传递，基本不与文武大臣们进行“召对”，甚至没有心思处理大臣们的奏章。于是，他只能沉湎于酒色，终日在后宫打发日子，与宫女们厮混。24岁，他便感觉“头昏眼黑，力乏不兴”；28岁自语“腰痛腿软，行立不便”；刚过40岁，便招来内阁首辅及文武大臣，欲嘱托后事。

　　朱翊钧把明王朝带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他身后的三个继承者，也只是将苟延残喘的王朝延续了二、三十年，便被他们的夙敌满族人颠覆了。一生耿直的戚继光若是继续服侍于这样的朝廷和君主，只能给他悲剧性的人生再添败笔而已。

　　他确实应该走了。比起他的领路人和恩师张居正，他还算是幸运的，起码没有遭到死后的清算和鞭挞。

　　在明代历史上曾经大红大紫的张居正，无疑属于那种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他以勇于任事，不顾毁誉、不计身家的治国精神成为历代身居高位的朝廷宰相中的代表性人物。在他初登首辅之位的隆庆六年，国库空虚，入不敷出，吏治腐败，民不聊生。从明神宗始，张居正辅佐万历小皇帝的十年理政中，强力推行了由其一手策划的“万历新政”的政治经济改革。在政治上整饬吏治，实行考成法，延揽济世之才，刷新颓腐政风。军事上整饬军备，重用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加强边防，同时坚持施行与北元各部落修好的政策。经济上，推行“一条鞭法”，赋役合并，摊丁入地，田租征银，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措施使当时激烈突出的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国势渐见中兴，使万历初期成为明朝最为富庶的时代。

　　而此时的张居正也是位高权重，声名赫赫之时，个人威望已登峰造极。他的突然病故，使他的政敌得到意外的惊喜。历史应验了那句“木秀于林，风比摧之”的国粹名言，辞世后的张居正成了众矢之的。“仅仅半年，他被盖棺论定，罪状有欺君毒民、接受贿赂、卖官鬻爵、任用私人、放纵奴仆凌辱缙绅，等等。归结到最后，就是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权，居心叵测云云。”（黄仁宇语）只是万历在最后关头念及张对其多年的犬马之劳才避免了“剖棺戮尸”的酷刑惩罚。戚继光每当想起这样的结局都会不寒而栗。

　　他是应该走了。他的朋友、上司和师长谭纶早已先他10年离开了人世。这位穷尽一生本事捍卫大明江山的武夫，只活了短短的57年便倒在了兵部尚书的位置上，使人唏嘘不已。

　　谭纶与戚继光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从嘉靖三十年起，谭、戚二人就在江浙沿海一带共同抗倭，谭纶对戚继光这位南方同乡小老弟的精明才干赞誉有加。隆庆元年谭纶在调任蓟辽总督，主管京城外围军务之后，针对北方边地守军匮乏、军纪松懈、外患猖獗的形势，果断向朝廷举荐将戚继光调任蓟镇总兵，具体管理及指挥京城外围的防务。同时，谭纶根据北方前线与蒙古骑兵对峙的特点，提出应在原有的长城沿线修建敌台，以增强军队的屯兵与作战能力。戚继光是这一计划忠实的执行者。尽管有朝中权贵的妒忌与非议，但在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极力庇护下，谭与戚二人依然在二、三年内完成了这一长城修建史上的壮举，极大地震慑了北方的入侵者。谭纶可谓功德圆满，他死后被皇上授太子太保，谥“襄敏”，死而无憾。

　　他也应该走了。他戎马生涯四十多年，浴血奋战，杀敌无数，一身荣耀，光彩照人。他在任时的升迁可谓一帆风顺，从山东到浙江，从浙江到福建，从福建到蓟州，他的报国梦想几乎是心想事成；从卫所指挥佥事，到都司佥事，参将，神机营副将，都督同知，蓟州总兵，太子太保，左都督，几乎官至塔顶。而他当年在义乌招募的三千义军及其部将，在江南抗倭和冀北戍边历次残酷的血战中均死伤殆尽。他的战友和同事——两广总兵余大猷早已魂断南疆，他的忠勇部将陈大成、王如龙、陈子銮、金科、朱珏、丁茂等人，或战死沙场，或命绝归西。恩师、上司、同僚、部将都已相继离世，戚继光觉得自己生不如死，也该命绝。于是，他放弃了生存的毅力，在寂寞潦倒之中加速了结自己。

　　三

　　黄仁宇在其明史著作《万历十五年》中这样描述戚继光：写历史的人既知道戚继光是一代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则自然应当联想到假如他不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就绝不可能同时做好这么多事情。

　　所谓戚继光的精通政治，就是说他学会了在官场上进行妥协。这是由他的武夫地位决定的，也是由他如履薄冰的仕途生涯所决定。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妥协的本事与胸襟，他就不可能做成一个卓越的将领、果敢的军人、第一流的经理和工程师。他之所以同意离开驾轻就熟的江浙沿海北调蓟州，那是因为他已经不满足南方水乡小规模战斗的胜利。他一直向往在北方广袤宽阔的平原，能够统率千军万马与蒙古骑兵决一雄雌。他的好友余大猷行前勉励他，大丈夫在世，要与一代豪杰竞风流，在南方尚可，要与千古豪杰竞风流，应到北方。要实现这个宏愿，戚继光深知必须处理好与上司和朝中文官的关系，否则将一事无成。

　　而实际上，戚继光在蓟州期间，由于军队训练和防备措施得当，并没有太多的大仗恶仗可打。因此，他更多的心血则是花费在了整顿军事纪律，改革军事组织，修缮防御工事等这些军队事务的重整方面上。每一项改革，都会触动相关集团和人事利益，仅凭匹夫之勇，不懂得与文官势力周旋、没有朝中和军中张居正及谭纶等人的鼎力相助都是无法办到的。这与现代社会在一个土围子、小圈子里为官一任所需要的官场智慧一脉相承，我们并无理由挑剔戚总兵的圆滑与世故。

　　重要的是，戚继光在他的任上实现了他当初赴任时的宏愿。冀北的长城防线工程顺利完成后，戚继光便对守备部队进行了整顿，创立了车营，增添了许多新式的武器，积蓄了军费，淘汰了一批不中用的军官，创立了车兵、步兵、骑兵的协调作战新战术。在戚继光的精心管制下，蓟州边防力量大大增强，守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也大为提高。1572年冬，籍兵部右侍郎汪道昆巡查蓟州防线之机，戚继光上疏朝廷，请求借此机会进行一次大阅兵以及联合军事演习，全面检验各兵种协调作战能力。此举得到了兵部尚书谭纶及内阁首辅张居正的首肯和支持。10月22日，在长城南侧的汤泉演习地，方圆数十里，旌旗飞舞，战鼓震天，十几万大军列成各种阵势，满山遍野排开，威武壮观。戚继光器宇轩昂，他指挥千军万马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阅兵和演习持续了20多天，这也是戚继光镇守蓟州以来苦心经营的一次重要的总结。

　　在河北蓟县以北三十多里的黄崖关山腰上，矗立着一座十数米高的戚继光岩石雕塑。石像精雕细刻，一身戎装的主人公挺拔威严，与各种史书上的画像大相径庭，很显然，它融入了雕塑者浓重的现代审美创意。独自来到黄崖关的当天晚上，我因风寒发起了高烧，在山脚下的农家土炕上昏睡了两天，才重新积储了上山的能量。第三天清晨，艰难地登上山崖，我在雕塑下徘徊了许久：时势造英雄，乱世也能出英雄。在风雨飘摇、内忧外困的明末，满朝文武有谁可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时世造就了戚继光。他的一生其实只真正做了两件事情，一是在江南抗倭，其二就是在冀北修长城。抗倭留给后世更多的是历史和精神财富，而他在冀北修筑的长城，其坚固性和实用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除了为当时虚弱的朝廷补充一点中气、挽回一点尊严之外，更多的则是留给后人一笔厚重的文化和物质财富。

　　几百年后的今天，长城的实用性功能消亡和建筑艺术审美功能增长的双向历史演进，是“戚经理”在当年大兴土木时不曾预料到的。长城成为我们的国粹，成为举世瞩目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无数的国际友人、海外游客、甚至是名人政要来到中国，都不约而同地登上长城，一睹长城雄姿，面对这些残垣断壁，揣摩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未来。而国人对长城的那种崇敬与钟爱，更成为接踵而至的理由与行动。我们今天每每奔走在长城上面以及对长城的那一份敬重和热爱，正是因为我们在观赏这一历史文物时也同样融进了众多历史和现实的艺术审美色彩和意念所然。但是，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此时能够想得起那位“孤独的将领”？假若没有他，何来今天的八达岭、慕田峪、金山岭与司马台？

　　黄崖关隘的东方，长城延伸至山海关的老龙头，向西，则绵延在整个燕山山脉。这是蓟镇卫戍司令戚继光的政绩工程，也是他镇守的蓟镇军区范畴。在两千里京城外围的防线上，一千三百多座屯兵敌楼拔地而起，巨石加固的城墙固若金汤，给了蒙古骑兵极大的军事威慑力。戚继光在蓟州任上16年，北线几乎无重大战事，是完全有理由归功于这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和“工程建筑师”的。

　　黄崖关头连同整段蓟镇防线上的千里城墙，几百年历尽风雨，悲怆苍凉。在留给我们极大的艺术美感和视觉享受的同时，也让我们永远记住了戚继光的英名。在中华民族后世的社会文化和历史光辉史遗迹之中，他占有一席之地，其实他并不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