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本位纵横谈

官本位这个词儿，不见于经传，却无处不在。但几乎没有人愿意认真地研究一下其产生、发展、消亡的历史与现状。我想大概是因为在官不言官已是惯例，犹如在商言商、在学言学一样。

其实这篇文章应当由行政学院或者党校的教授们来写。但他们习惯于接受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而上级暂时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让我捡了一个漏儿，在这里漫无边际地胡乱议论一顿。纵，言古今也；横，言世界也。

一、从《乡村爱情故事》谈起

春节过后，央视推出赵本山的力作《乡村爱情故事》，据说颇受欢迎。里面有两个官迷——刘能和谢广坤，闹出了许多笑话。有人怒斥编剧违反农村实际，没有写到党支部的领导，建议央视禁播封杀。的确，这样的作品在1957年肯定会被打成右派毒草。老赵也难逃厄运。

但时代毕竟已经进步了。50多年前的老皇历不好使了。

刘能、谢广坤等官迷热衷于钻营跑官，对生产技术、经营管理一窍不通，却知道怎样往上爬。刘能弄了个代理村主任当，沐猴而冠，就开始作威作福，玩弄权术了。受官本位思想毒害的人还有几个，在《乡村爱情故事》里都是反面人物，作者无情的鞭挞、辛辣的嘲讽，都集中在这几块宝身上。我认为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电视剧，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官本位思想已经深入骨髓，无孔不入。就连幼儿园的孩子都会比较家长的官阶高低，少先队员都会比较肩上的杠杠多少。

最近，吉林省的短道速滑选手周洋拿金牌获奖后说了一句话：“也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某领导认为“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也就是说，获奖感言都有标准用语，必须先感谢党、各级领导——中央和地方以及各界、各单位的大大小小领导。这类套话太烦人了，于是有人壮着胆子说几句真心话，背离了官本位的原则，引发一场争论。

十几年前，某校出了一期图片展，介绍外事方面的成绩。里面全是各级领导的功绩，人物照片的大小都中规中矩，而唯独不见教师和学生们的事迹。又有某人看罢校史后大怒曰：为什么抹杀我的功绩？也有人盯着电视图像，一旦发现自己被排在后面了，就打电话责问。此皆官本位思想作祟也。

刘能之流随处可见，并不是象牙山的特产。

二、袁贵仁的去行政化

新官上任三把火。袁贵仁亮出了一把手术刀，打算切除高校机体上的一颗肿瘤——行政级别。舆论哗然：如丧考妣者有之，出谋划策者有之，冷眼旁观者亦有之。我则为袁先生捏一把汗。

先问袁部长几句话：你准备好了吗？你研究了去行政化会触及谁的利益吗？你能给出去行政化的充足理由吗？你知道这项改革在中国下一步改革全局中所处的地位吗？你愿意为此项改革丢掉乌纱帽吗？

谋定而后动。打仗要先进行炮火准备。不摧毁碉堡、地雷、铁丝网，就发起步兵冲锋，只有靠董存瑞们舍身炸地堡了。

去行政化，看似容易，实则难度极大。用与虎谋皮来比喻，一点儿也不过分。

我国的高校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四不像。古代有麒麟等一些想象中的动物，谁也没有见过，给它加上神圣的光环就没人敢碰了。泛行政化，官僚体系盘根错节，早已形成一整套利益链条。许多人的行政级别是在灯红酒绿中获得的。花钱买来的级别，一下子叫你给取消了，能不引起激烈反弹吗？

说起来也没什么可夸耀的。我们的高校在上世纪50年代沦落为阶级斗争的战场，60年代提升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工宣队、军宣队进入高校把臭老九踩在脚下，人的尊严扫地以尽，学术自由荡然无存。改革开放以后，高校依然没有恢复活力，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科技文化需求。所以，去行政化是释放高校活力的迫切要求。用本老顽童的话说，是拆除官本位这座庙院墙上的一块砖。牵一发而动全身，拆一砖而撼全庙，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知道袁部长练没练过摔跤。脚底下没根可不行。你们老袁家有一位名人，叫袁崇焕，守备辽西，功劳盖世。但死于崇祯的猜忌，凌迟处死后，肉被老百姓争食一空。现在你不必担心凌迟之祸了，也不至于被打成反革命了。但改革是一项高危工程，那些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一定会找你的麻烦，随便制造一点借口就能把你拉下马。

张艺谋的《红高粱》里有一首歌，略该数字，以赠袁部长：

贵仁你大胆往前走哇，

往前走，勤回头，

别怕路上有坎又有沟。

三、梁武帝的一大发明

官本位由来已久。现行官制可以追溯到1500年前的南北朝梁代。据《隋书·百官志》记载：天监初（502年）（梁）武帝命尚书删定郎济阳蔡法度定令为九品，秩定，帝于品下注：一品秩为万石，第二、第三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

公元508年，徐勉当吏部尚书，把九品改为十八班，倒过来算，十八班相当于一品，十七班相当于从一品，以此类推。

梁朝以后的陈朝沿用了这一职官体系。北朝的后魏以及以后的后齐也仿效之。到了隋朝，官分九品——实际是十八品，因为每品又分正和从——的体制就确立下来了。

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朝廷里贵族系统、文官系统、武将系统名目繁多，吃皇粮的人总得分出个高低先后，于是就有了划分品级的需要。例如隋朝规定，三师、王、三公为正一品，上柱国等为从一品。除了中央政府的大小官吏外，地方政府的官吏也规定了相应的品级，例如上县令（五千户以上的县）为从六品，下县令（不满五千户的县）为正八品，上县丞、上郡尉为从八品，下县丞、中县丞为从九品。

由于古代官名比较难懂，只好用县一级官吏来举例说明。后来的县一级官吏变成了七品，故有七品芝麻官之说。

显而易见，把贵族、文官、武将三大系统糅合在一起，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品级与俸禄挂钩，减少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摩擦，也降低了非法掠夺民众的几率，稳定了社会秩序，对政治文明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梁武帝名叫萧衍，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皇帝。但他不如他儿子出名。一般人都知道《昭明文选》，编者就是萧统。昭明太子萧统死得很早，没能继承皇位。不过，我倒觉得不当皇帝更好，留下一部伟大的著作，够了。

萧衍是个雷人皇帝。他关怀民众生活，大力推行改革。527年他发布诏书说：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气象环回，每弘优简。百官俸禄，本有定数。前代以来，皆多评准。顷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以后，可长给见钱，依时即出，勿令逋缓。——大约那时也存在拖欠俸禄的现象。

萧衍又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把百官安排好了，就一心钻研佛典。于527年、531年、533年、537年、546年、547年先后八次到同泰寺和阿育王寺去讲经，有两次还舍身（就是到佛寺里苦行），547年那一次舍身，“公卿等以钱一亿万奉赎”，把满朝文武给折腾了个够呛。

梁武帝可能得算是史上最简朴的皇帝。他每天只吃一顿饭，吃素，不吃鱼肉，伙食标准很低，“惟豆羹粝食而已”。忙活不过来了，就漱漱口算是吃饭了。身穿布衣，帽子戴三年，被褥用两年。

这个雷人皇帝还规定，太医院不许用动物药。奴婢年过五十可以解放为庶人。

给萧衍出主意定官制的蔡法度，是法制史上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他编写了《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怎么样？看没看出来，今天的官制跟蔡法度的那一套有一点儿相似？

四、人有十等与九品中正

在梁武帝的发明之前，已经有人对等级制度做过阐述。据说黄帝时代就确立了官制，用五色云给官吏命名，以后尧舜禹都有所发展。《周礼》的官儿已经多如牛毛了，主要是为王公贵族服务。

春秋时代楚国有一个名叫无宇的官儿，发表了著名的“人有十等”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事神。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这十等，除了王之外，也是九等。但显然不是官制，因为“士”以下的各级——皂、舆、隶、僚、仆、台——基本上都属于奴隶阶级。臣，在这里是管辖、支配的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无宇说的“下所以事上，上所以事神”。意思是：下级是伺候上级的，上级是伺候神灵的。君权神授，等级是老天爷安排的。

与九品官制最接近的是曹丕的九品中正。东汉末年，萧衍祖先萧何制定的文官制度——郡县制与分封制相结合——已经不能保证政权正常运转，曹操提倡“唯才是举”，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实行九品中正制。首先，推选各郡（相当于地区一级）有声望的人，担任“中正”，类似评委，或者组织部长之类。然后，将各地士人（大体相当于知识分子、人才，一般是贵族出身）按才能分为九品，作为候选官吏。不久，司马懿当政，各州（大体相当于省一级）设大中正，由各地豪门担任，选取的标准看重家世，九品中正制变了味儿。

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不可否认，梁武帝蔡法度的九品官制脱胎于曹丕陈群的九品中正制。

到了隋朝，实行科举制度，取代了九品中正制，而把九品官制保留下来，一直到明清，基本没有改变。

一种制度历千年而不变，一定有其存在的理由。

那么，人一定要分等级吗？一定要有官吏吗？人人平等不好吗？

五、动物世界的启示

人人平等真好。谁也管不着谁，多么自由啊！

最自由的莫过于水里面的鱼儿。古往今来有多少人羡慕鱼儿啊！但羡慕归羡慕，如果真的让你变成鱼儿，你一定会抗议，因为你知道，鱼儿没有任何抵御能力，只能任凭食肉动物的杀戮。庄子和惠施曾经讨论过鱼儿是否快乐的问题。这一场充满哲理的辩论，见于《庄子·秋水篇》：“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你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呢？你不是我，你怎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呢？其实，鱼儿究竟是否快乐，恐怕就连鱼儿自己也不知道。

鱼没有等级制度，没有领导，没有皇帝，不分上下级，所以就不能团结御敌。这是我每天观看桥下游过的鱼儿后悟出的道理。

非洲有一种非常难看的动物，名叫鬣狗。据说是母系社会，女狗当家，等级分明，男狗听命于女狗。单个的鬣狗打不过豹子、狮子，但这帮家伙一拥而上，居然能抢下豹子嘴里的食物，甚至敢跟狮子叫板。其秘密就在于等级森严，组织性强。

人类从猿类进化而来，大概是继承了鬣狗以及猿类的优点，具有社会性。

据说猴子社会等级森严。猴群之间爆发战争时，猴王冲锋在前，还要指挥众猴作战。我猜想类人猿狩猎和作战时一定也有领袖猿物担任酋长之类的职务。他们功勋卓著，理所当然地占有了猿群里所有的女性，以保证血统纯正而高贵。这就是贵族产生的理由。由此可见，有人类就有等级，根本就不存在人人平等的原始社会。

六、韩愈道破玄机

唐代大文章家韩愈写了很多篇长文，荣获“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东坡语）的美誉。但他也写过一些不起眼的短文，没人注意。《杂说一》就是这位好发牢骚的老头儿一不留神道破玄机之作。照韩愈的说法，“龙嘘气成云”（这显然不合科学），“然龙弗得云，无以神其灵矣，失其所凭依，信不可欤？”意思是龙必须借助于云才能飞上天，而这些云又是自己吐出来的气。

我不知道这位给鳄鱼下过驱逐令的韩愈是否见过龙。据说有人认为鳄鱼就是龙。但我宁肯相信老韩头儿说的龙，是从《周易》里飞下来的：“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虎从风。”韩愈大概研究过动物世界。龙没有翅膀，怎么能飞呢？《庄子》讲的鲲鹏“其翼若垂天之云”，还要等“六月息”即夏天上升的气流到来才能起飞。于是“云从龙”就演变为“龙嘘气成云”，腾云驾雾，总得有点儿凭依嘛。

韩公的确是个天才。他把黄帝五彩云名官的传说跟《周易》的说法焊接在一块儿，一个比喻居然道出了世间权力形成的奥秘，可称为“龙云互用论”。

政治权力的产生，有多种说法。君权神授论古已有之，韩愈不大相信鬼神之类。欧洲有民约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社会契约。韩愈没赶上那个时代。中国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说，始于袁世凯等军阀，现今仍存在于亚洲、非洲经常发生军事政变的国家。其实，没有一种理论比韩愈的“龙云互用论”更能解释权力的产生了。

龙就是皇帝、君主、山大王、黑社会老大等握有绝对权力的人。云就是拥戴龙的大臣、骨干、死党、四梁八柱、桩脚，即领导核心成员。龙嘘气，就是给“云”们许诺高官厚禄，或者灌输某种理念的过程，也可以看做是结盟、联合。古有“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说。所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形成了蜀国的领导核心。有了云，龙就能腾飞了。

仔细研究，现代民主政治的选举，也充斥着“龙嘘气”的现象。台湾陈水扁贪了那么多钱，大概只有一小部分是用来自己享受的，其余的就都是用于“嘘气”的，买选票的钱可不能省哦！

这个韩愈居然发现了权力形成的普世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绿林好汉，该莫能外，称之为“韩愈定律”，亦无不可。

七、政治修辞学的妙用

影视作品里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对话，国民党军人被俘后称解放军为“长官”，立刻就有人纠正：不要叫长官，要叫首长。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讨厌官儿这个词儿呢？

《说文解字》：官，吏事君也。意思是为君主效劳的人。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官儿是代表皇帝老儿欺压民众的狗腿子。到了民国年间，没有皇帝了，官儿依然是直接压迫人民的爪牙，而且大多贪污腐败。所以，老百姓见官必反，就不足为奇了。

从红军时代实行官兵平等，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以后革命队伍一直不用“官”来称呼各级军官，改称指挥员，兵改称战斗员，合称指战员。这一招好使，消除了人们的心理障碍，大家以为解放军是一个没有官儿的军队，虽然还有“官兵平等”的提法，但却找不到官儿了。

政治修辞学是一门类似障眼法的学问，也有点像韩乔生发明的那句名言“迅雷不及掩耳盗铃”。几乎所有的政党、政府、团体都会运用。日本不叫投降，叫终战；军队打败仗不叫撤退，叫转移阵地；台湾不叫总理（因为孙文叫总理了），叫院长；大陆称台湾的立法委员为民意代表。诸如此类，都是孔夫子“正名”学说的巧妙运用。就连孔乙己都会为自己辩解：偷书不叫偷，叫窃，颇得其祖先的真传。

中国人最擅长修辞学了。拉屎叫如厕、更衣，厕所叫化妆间、洗手间，人死了叫升天、驾鹤西游，凡是不好意思直说的，全都拐弯抹角地委婉一下，显得文明雅致。其实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实在的含义。

官儿叫人讨厌，咱就叫干部。这个词儿据说是外来语，有人解释曰：干部，骨干之部分也。那就不是官儿喽！政党的骨干叫干部，企业的骨干叫干部，群众团体的骨干叫干部，政府的官员也叫干部，军队的骨干还叫干部。于是，干部就在中国满天飞了。不叫官的官儿，本来意在正名，最终却弄得名不正则言不顺。

上世纪60年代，林彪取消军衔，是“仇官”意识登峰造极的表现，结果是有些乱套；“文革”中一些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不叫队长、常委之类，改叫勤务员，还不是换汤不换药，照样专横跋扈？

政治修辞学的效用大体上相当于韩氏“迅雷不及掩耳盗铃”，没有太大的作用，老百姓心知肚明。

八、泛行政化

上个世纪中叶，共产党执政。百废待举，疮痍满目。毛泽东宣称“包下来”，安置所有的旧政权人员，避免了政局动荡。将大量军队迅速转业从事各项建设，其中不乏优等生，成为各条战线的内行。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武装夺取政权从战争转变为和平建设的过程如此平稳。究其原因，泛行政化是秘诀之一。

不知道是谁如此聪明绝顶，想出这么一个高招。把党务、政府、军队、警察、文教、卫生、工业、商业、群众团体等系统全都纳入一个统一的行政级别体系，估计是参考了解放区和苏联的经验，但留有明显的梁武帝蔡法度印记。泛行政化的优点是稳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起到了巩固政权、组织建设的作用。

泛行政化的缺点也很明显。吃皇粮的人太多，主要靠农业税（俗称公粮）和公营单位的利润支撑的财政收入，少得可怜。竭泽而渔的农业税收在合作化和公社化后更是捉襟见肘。而且，只增不减的开支呈逐年膨胀的趋势。这种头重脚轻的上层建筑多次出现危机局面，濒临破产。

泛行政化另一个致命的缺点是呆板僵化，“唯上”是从，缺乏活力，官僚主义。官本位产生于泛行政化的体制。

在专政论居于主导地位的年代，泛行政化大行其道，基本上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一旦实行市场经济，它的弊端就凸现出来，适应不了新的形势。

泛行政化不可能包罗万象，把社会主流与边缘的人全部纳入其中。例如宗教人士，以前是靠化缘，信徒的捐赠保证了僧侣们的生活。后来，寺院的保护维修和僧侣的日用全都要靠国库开支，于是出现了处级和尚、科级尼姑等匪夷所思的名称。梁武帝笃信佛教，但他创立的九品官制里，并没有给僧侣定品级，尽管僧侣也有等级森严的宗教职称。

自古就有一种体制以外的人，古代叫做侠客，其实就是绿林江湖人士。这些人现在被称为黑道、黑社会。他们不接受法律的约束，自成体系，并向各方伸出触角，渗透到党政军警，乃至所有各行各业中。典型的有意大利黑手党。中国近年打击贩毒集团力度不断加强，重庆市打黑还暴露出警匪勾结的现象。泛行政化在打击黑恶势力方面的效率比较高。

中国存在民族分裂势力，除了高度统一的行政权力外，没有什么别的体制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统一。

既然现阶段不可能废止，那就只能最大限度地存其利而去其弊了。

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官本位的改革，是政治改革的一场攻坚战，没有几十年的曲折反复倒退才怪呢！

前几年已经悄悄地开始了政企分开的改革。某些垄断企业收入过高，企业高管自定薪酬，引起轩然大波。幸好没有出现连锁反应，在吵吵闹闹中坚持了下来。但地震的能量并没有完全释放出来，积累多了，随时会发生余震。

现在已经开始了文化产业的去行政化改革。据报，收效甚好。许多文艺团体已经具备良性循环的条件。但是事业单位的企业化非常复杂，不可一刀切。图书馆、博物馆等恐怕难以依靠收费维持经营。

医疗卫生单位的去行政化改革，颇为麻烦。因为这牵涉到几乎所有人群的切身利益。美国的医疗保险改革出现了拉锯战，就是前车之鉴。公益性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但实行起来却受到数不清的利益集团的掣肘。台湾的卫生部长挂冠而去，就反映了进退维谷的处境。

当然难度最大的还是教育的去行政化改革。改革者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并不是只有中国才这样难办。取消了行政级别，许多人会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嘴里叼着国库大奶头，惯了，就离不开了，断奶，立刻就会有人挨饿，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一些素质欠佳的学校会逐渐萎缩，乃至倒闭。弄不好就是怨声载道，骂声盈耳，犹如黄河凌汛，伤及堤岸，就看蓄积的能量多大了。

社会团体的去行政化，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会、妇联、青年团之类的团体，靠国库养活，能够走多远呢？政党由纳税人养活能持续多久？恐怕都不是很容易回答的问题。

急不得，等不得，停不得。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摸着石头过河，难免有的时候摸不着河底的石头，一头栽倒在水里。这注定了改革必然会有人付出代价。千万不要让大多数人饱受折腾之苦。

也许，民主制度能够汇聚起足够的智慧，纳税人拥有最终的决定权。

十、任重道远

实际上针对官本位的改革已经开始了，但几乎没有人大声疾呼，没有人激烈辩论。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中。这是最理想的改革环境和改革方式。企业这一块消化得差不多了，才开始事业单位的改革，估计需要5－10年的时间才能见分晓。

最硬的骨头是党政军这一块。政府官员嘛，世界各国都有，叫公务员也行。但政府官员由党的组织部任命，难以令人信服。卖官、买官、跑官现象难以避免。行贿受贿等腐败丑闻时见报端。至于军队内部卖官鬻爵的现象则暗流涌动，已成公开的秘密。

真正的攻坚战远未开始。

外部环境制约着改革的步伐。分裂势力、国际敌对势力窥伺时机，发动“颜色革命”，搞垮、削弱中国力量的图谋不能低估。因此，审时度势，按部就班，自上而下，有条不紊，长期坚持，才能取得改革的彻底胜利。我以为至少以下几点原则应当秉持。

第一渐进。迈小步，分阶段，先易后难。

第二配套。先立后破，未立不破，协调一致，但又须照顾个别。

第三无伤。不伤害大局，也不伤害小局，必要时采取赎买政策，安排有关人员。

第四减震。平稳进行，避免社会震动，尤其要避免引起共振现象。

第五择机。抓住战略机遇期，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财力增强，逐步推进。但国际形势和国内各地的具体情况瞬息万变，不可硬性规定时间表。

高校的去行政化就要开始了，我希望看到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生气勃勃的教育体系，在改革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