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东北十二年

6431班　李慧祥

1970年8月4日，随着呼啸北去的火车，一天一夜后我和6533班的侯桃林、曹俊英三人在松花江畔的北国名城吉林省吉林市下车了。一路打听我们的工厂在哪儿，竟没有一人知道。经人提醒，我们找到了吉林市电子局，才知道这两个厂子在吉林市南二百里的双河镇的山区里，才刚刚开始基建。

第二天，我们坐火车按原路往南，两个小时到了双河镇车站，这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地区的火车站，就像电影中李玉河工作的小车站一样。下车后我们真的看到了7701、7702工程拉砖的汽车，取了行李，我和侯桃林、曹俊英分手，各自坐上拉砖的车向自己的厂子出发了。

我坐在装满红砖的汽车顶上，沿着蜿蜒的土路，汽车在一路颠簸中扬起冲天的尘土。8月的太阳在头顶晒着，尘土合着汗水，我无法顾及自己的灰头土脸的狼狈样子，紧紧抓住汽车挡板，生怕被东倒西歪的汽车甩到车下去。此时我就像一片树叶、一粒种子，不知风要把自己吹到何处，到哪里生根发芽。

两个小时后，终于到了我的工厂。哪里有工厂的影子呀，在我面前的是一条南北走向的山沟，沟的两旁是一个一个的山包，推土机正在一个个山包上推出平台。在这些平台上，有高低不等的红砖垒起的砖墙，这就是将来工厂的车间、办公室、食堂、宿舍。汽车从这个山沟再往前又开出二里路，路旁山包上也有刚砌起来的红砖墙，是将来的职工家属区。汽车终于停下来了。后来得知，前面厂房的那个沟叫小统沟，现在这条沟叫大统沟。山顶上有一间茅草屋，这里就是7702工程指挥部了。此时，我又渴又热又饿又累，我的中午饭就是两块苞米面发糕和一碗炖豆角。这一天，8月6日我正式报到。

经了解，知道这是吉林省新建的三线厂（俗称“小三线”，区别于中央在西南地区建的大三线）。因工厂还处于基建阶段，已经调进的大部分干部、工人都还在长春筹建处。山上只有一个大夫和两个从省委机关调到厂子的干部，加上一个做饭的大师傅，带领着二百多名新招的工人（下乡知识青年和干部、工人子女）先期进山参加基建劳动。我是第一个进山的大学生，半个月，直至一个月后，五十多个大学生陆续进山。

两个月中，我们上山割树条子，直溜溜的小树苗被我们砍掉无数，只为给家属宿舍搭房顶，想起来，真是罪过呀。我们下河挖沙子，往山上搬砖、抬瓦。生活是艰苦的，吃的是苞米面发糕，喝的是发黄的河水，住的是茅草房，据说是当年修水库时的工棚，睡稻草铺成的大通铺。每天汗流浃背，无处洗澡，晚上昏黄的灯光，早早熄灯睡觉。由于睡大通铺，后来，每个人身上、被褥上又生了大串连中才有的虱子。

大学生中，我们几个女生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其中好几个都是班级、系里的唯一党员，真有点好人好马送三线的感觉。我没有了刚来时的寂寞和孤独感，精神振奋，决心为我的工厂做出自己的最大贡献。

我曾代表五十几个大学生在开会中表态，我们要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一定要把三线建设好，为了三线建设，为了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抢时间，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青春献给三线建设。我还上交了入党申请书，向党组织表示了自己建设三线的决心，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争取做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71年元旦在长春

我和在部队的男朋友的联系更加不容易了，他随部队从成都调到了西藏，而我从北京到了吉林，我们的信在路上来回就要走一个多月。此时，他还不知道，我已经离他更远了。东北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无论是厂房还是宿舍，还都没盖起来，冬天不可能在这里过，所有的大学生和工人十一放假后到长春793厂实习半年。

1971年的春节，宿舍只剩我一个人，远离家乡和亲人。同事都是东北人，回家过年了，整个宿舍只有我一个人，这是我一生中唯一身边既没有亲人，又没有朋友的孤独的春节。

4月中旬，结束了实习生活回到了山上。这时山上面貌已经大变，小统沟山下是单身宿舍、食堂，往上走，一个个车间、厂办公室，矗立在两旁的山包上，东边和大统沟的山坡上，是两大片职工家属宿舍。大部分干部、工人全家都搬进了山沟，此时终于有了工厂的样子，厂房里设备都已经安装好，一切都是新的，就连一把钳子、一支螺丝刀都是包着塑料带，没有开封过的。

5月份，回北京和在西藏部队回家休假的爱人结婚，在北京和东北度过愉快的假期。休假结束，他该回部队了。那时，我已怀孕，想到我们相隔千万里，山沟各方面条件如此之差，以后的生活会异常艰辛，身边无一亲人，一切都将我一个人面对，他走的那一天，我大哭了一场。

我重新搬进了集体宿舍。调整了自己的心情，我即将成为母亲，一切我都要坚强面对。为了我的宝宝，我要乐观起来，我要愉快起来，我一定要让她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地来到这人世间。

70年代初期，还处于“文化大革命”中。在北京、在学校，体会不到全国的老百姓有多苦，但是在这个东北的小山沟里，生活条件却是和北京无法相比的。我住集体宿舍、吃集体食堂，更由于怀孕，每月只有供应一斤面、四斤大米，其余全是粗粮，每天就是苞米面、玉米碴子、高粱米。蔬菜就是萝卜、土豆、大白菜，至于肉，半年也就供应一次。山沟里只有一个有劣质饼干、苦辣汽水的小商店。有钱也买不到所需的东西。厂里没有班车，也没办法出去。为了孩子，我不管好不好吃，爱不爱吃，都是拼命吃，争取多得到一些营养。住集体宿舍，对怀孕的女人实在是太不方便了，每晚起夜，实在是很艰难的事情。尤其是到后期，天气也越来越冷，宿舍里没有厕所，都要到外面去。冬天下雪，地面又黑又滑，宿舍外就是树林和荒草，风呼呼地吹着，吹得树林发出呜呜的叫声，冰天雪地，狂风呼啸，一夜还要起好几次夜，必须全部穿好衣服，身子又重，到又黑又冷的外面真是苦不堪言。有几次都是一下子就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山沟里医疗条件差，几乎没有什么检查和治疗，我血压高压160低压100，心律每分钟116次，都是回北京才知道和治疗的。那时，我在子弟校教五年级的数学（为了照顾有困难的女老师，我主动用两节地理课换了六节数学课）和初中物理课。每天早晨7点30分上课，教室里生炉子，满屋子都是烟，我高血压、心率快，站时间长了，就会晕倒，但是我没给孩子们耽误过一节课。为了物理中“水库”一章，多次联系几里地外的水库工作人员，实地上了一堂“理论联系实际”的课，直到12月底学校放假了，我才回到北京。

我的宝宝在北京出生，所幸她十分健康，也许是东北的苞米碴子、高粱米的功劳吧。两个月后，我带孩子回东北，下火车后，没有厂子的车，幸亏同路有一对夫妻也带孩子回厂。我们搭了一段过路的军车，还有十几里路，怎么办？我们到村子里借了一辆手推车，这样把孩子、东西都放在车上，她们的五个月的孩子一路哭闹不止，只得抱着哄着。就这样我们艰难前行了一个多小时，又走了十几里路才回到了厂里。

经过努力，我和孩子住进了最楼边、阴面的一间既潮湿又阴暗的原来是食堂装土豆的房间。我担任高中的语文老师，除备课、上课、批改作文、完成教学任务外，业余时间精心看护我的宝宝。我仍然吃食堂，每天喝大量的菠菜汤，保证孩子能有足够的奶吃，否则她如何能在这里生存，要知道，那时奶粉奇缺，连北京也买不到。赶上阴天下雨，尿布、衣裤、被褥都是湿的，只能包上大被坐在床上。10月份了，天气越来越冷，东北的冬天来得早，屋子新打的水泥地面，新刷的墙很潮。十一放假前一两天还阳光灿烂，我忙着干活，八个月的孩子坐在小车上玩。山沟里很多俗称花大姐的瓢虫，都飞到屋子里来取暖。屋顶上一片片一堆堆的，飞来飞去落得到处都是。孩子的小手真不知在小车的小桌前捡了多少个花大姐，塞到嘴里面吃了呢。后几天下起了雨，还夹杂着雪花，天气一下子变得更冷了，孩子穿起了棉袄棉裤。好几天没有太阳，尿布和棉裤、小棉垫尿湿了，都干不了，我们娘俩在屋子里只能围着棉被，这个冬天真不知道如何度过。

1972年9月我和孩子在山沟厂区

正愁这漫长寒冷的冬季如何面对时，我爱人休假，九个多月的女儿第一次见到这个“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爸爸时，哇哇大哭，完全不接受。几天后，才认可了这个爸爸。这个冬天，我们享受到了温暖，屋里砌了炉子，从北京带来了白面，孩子也可以吃一点东西了。

1973年3月份后，是我一生中经历的最艰难的日子。孩子一岁多了，她的吃饭成了大问题，山沟里没有她能吃的东西，还只是吃奶，她严重缺乏营养，生长缓慢，体重才十七斤，迟迟不会走路，总是说“坐坐”，每天磕磕绊绊，经常摔跤，一刻也离不了人。煤油炉子不好使，往上拧时八根线，总是有上来的、有上不来的，参差不齐。就得用手往上拉，用手拉煤油炉的“捻儿”，弄得满手满脸都是煤油。好不容易给她熬点粥，喂她时她却不屑一顾，追着跑着也喂不进几口。那时真的不知孩子靠什么维持她的生命。已经一岁几个月了，每天就是吃点奶，我在食堂吃饭，没有油水，哪里有多少奶水？她越来越瘦了，她的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现在的孩子是从四个月就要开始喂辅食，是慢慢习惯的，消化能力也是慢慢适应的，而我的孩子从小只吃我的奶，直到一岁几个月了，也不愿意吃饭。看到她一天天消瘦，我心急如焚。

她的体质越来越差，开始经常生病，有一天她病了，发烧39度多，夜里烧得滚烫的小脸红红的，呼吸也急促了，夜里无法找医生，我真的有点害怕了。幸好白天医生给开了一支安乃近针剂。我慌手慌脚把玻璃瓶打破，把药水灌进了她的鼻子里，我很后怕打破的玻璃碴别顺着药水灌进去吧。谢天谢地，第二天烧就退了，吃了几天药后病好了。否则山沟条件差，得了病就是土霉素、四环素，治不好就得带着孩子上吉林市去看。要知道那时没有班车，要步行到车站，路上还要过河，要走圆木搭的小桥，我不可能一个人带她到吉林市看病。

听别人说，孩子吃奶就不好好吃饭，她已经一岁几个月了那就断奶吧。说断就断，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开始断奶（实际上也无法准备，山沟里什么也买不到）。断奶的那天晚上，我抱着哇哇大哭的孩子满屋里转，慌忙中摸到了一个糖球，塞到她嘴里，但仍止不住她哭，最后哭累了才睡着。现在想起来，万一糖球卡住气管，后果不堪设想。可是断了奶后，她仍然不好好吃，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她的一日三餐问题。

实在没有办法，为了有条件给她做些她能吃的饭，把她送到附近农村一家看护（厂里找不到，很少有老人，即使有也到家属队干活）。农村条件更差，但起码有条件给她做点饭吃。

暑假后回北京，严酷的事实告诉我，我不能再带她进山了，艰苦的环境是她无法承受的。她严重营养不良，体质会越来越差，反复生病，山沟里缺医少药，真的会要她的命的。我把她托给了一家老太太。从此后，我不但看不到我的孩子，也不会有她的一点消息（老太太不会给我写信的），现在我们不但是两地生活，还会是从东北到西南的相距几万里的三地生活，这样的日子将如何面对。

终于盼来了好消息，我爱人从部队转业到我们厂了。结束了两地生活，孩子也回到了我的身边，以后的几年，我们过着依然比较艰苦，但其乐融融的生活。

这里山高皇帝远，没有了在北京的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大批判，没有来自上面的小道消息，像林彪事件、毛主席逝世、打倒“四人帮”等几乎是和公开的新闻同时知道。毛主席逝世开个追悼会，打倒“四人帮”在厂里转了一圈，喊喊口号而已。厂子是新建厂，人员是从不同的单位来，领导也是新领导，还形不成什么新的矛盾，不存在历史的宿怨。既不用打倒走资派，也没有群众之间的斗争。虽处“文革”时期，这里却风平浪静。和我同时进厂的几十个大学生中，也有好几个当时在学校是造反派的头头，在北京这样的学生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分到外地后，学校还跟着调查，写在档案里。在我们这里，即使就是长春吉林市大学毕业的，厂里也都知道他们的底细，但是在这里，没有人找他们的后账。人们早已厌倦了“文革”时期互相争斗的生活，“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

和早建成的大三线不同，各省的小三线建厂晚、规模小、人员少，造成的结果第一是厂里迟迟不能正式生产，上班没有活干，人人有大把的闲暇时间；第二是由于规模小，厂里没有能力解决职工的生活必须，生活条件比大三线更差，职工不得不自己解决。形成一种一切动手、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这里就是个世外桃源，家家忙忙碌碌，就是为了解决一家人的吃吃喝喝问题。

我家也一样，每年冬天，借出差机会，从北京带来白面、肉，包括一切生活用品。缝纫机、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洗澡盆、儿童车……双河镇站停车两分钟，列车员上面递，我们下面接，十几件搬下来，两分钟到了，车也开了。一年四季，人们就像小蚂蚁一样，匆匆忙忙，从早忙到晚，从春天忙到冬天。

春天，没有菜吃，山上的野菜长出来了，什么山白菜、山菠菜、山韭菜……人们纷纷上山挖野菜，加上自家种的小白菜、小菠菜，才能解决春天吃菜的问题。“四人帮”天天叫“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里没人管这一套，乐呵呵地说：“我在种资本主义的苗。”家家开荒种地，夏天、秋天才能吃上豆角、茄子、西红柿、辣椒，否则，不种地，如何生存？秋天，上山采蘑菇，采蕨菜。大兴安岭的山上，茂密的树林，密麻麻的灌木丛，几米开外，就看不见人，听不到声音，有一次，我迷了路，差点就回不了家，想起来都后怕。

冬天，厂里给职工拉白菜、大葱、土豆。用土篮挑回家，晾晒一周，下菜窖。家家腌大缸的酸菜。一冬天的菜就是这些白菜、土豆。男同志包括那些文质彬彬的大学生们穿上破棉袄，带上皮帽子，腰系草绳子，成群结伙上山打柴火，解决一年的取暖、做饭之需，一天下来，累个臭死。后来成了习惯，反倒乐此不疲。

为了能吃上鸡蛋，我家也和所有家庭一样养了一群又一群的鸡，每天剁大盆大盆的鸡食。周边的老百姓供不起全厂职工家属吃鸡蛋，全得靠自己。

厂里医疗条件差，凡是传染病孩子们各个躲不过，水痘、百日咳、腮腺炎，统统得个遍。都是土法治疗：腮腺炎用仙人掌捣碎糊在脸上；百日咳，大蒜捣成蒜汁，每天喝一点；拉肚子，阿司匹林泡白酒。

山沟里，孩子们享受不到城市生活的惬意，如逛公园、吃美食，甚至很少见到汽车，以致回北京时，我会陪孩子坐在马路边看来来往往、川流不息的汽车。

艰苦的环境锻炼人，在山沟，我学会了种菜，养鸡，用柴火、用大锅做饭，上山挖野菜、捡蘑菇；学会了做衣服，孩子、大人的棉袄、棉裤，都是自己做。我从一个过去只知道读书，不会做任何家务的书呆子变成合格的妻子、称职的母亲。

1976年，我结束了五年的教师生涯，按专业调到“脉冲极谱仪”车间。我很庆幸这五年，我没有虚度。在学校，为山沟里的孩子们学文化、学知识做出了我的贡献。也庆幸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科学的春天即将到来这一关键时刻回到了我应该在的岗位上来。

粉碎“四人帮”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这里仍然是闭塞的山沟，但不再是山高皇帝远、世外桃源。终归人们不是天生只想着过自己的小日子的。人们对“四人帮”那一套厌倦了、麻木了、反感了。当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山沟，外面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思想。打倒了“四人帮”，国家要把已经崩溃到边缘的经济迅速恢复起来，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中。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是生产力”，郭沫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讲：“让我们拥抱这科学的春天吧！”讲得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热血沸腾。此时我重新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这百废待兴、党和国家都面临巨大困难的时候，我要和党在一起，同甘共苦，加倍努力学习，把十年荒废的学业、事业抢回来。山沟里来了卖书的，我和大家一样，疯狂抢购，凡是和我的专业相关的以及基础理论的书籍，不管中国的、外国的，全都买回家，家里订了《无线电》《电子世界》《电子科学技术》《家用电器》等大量杂志，如饥似渴恶补自己的专业知识。脉冲极谱仪是我厂和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合作开发的项目，是全国著名的应用化学分析专家王尔康研制发明的，是引进英国当时国际最先进的采用极谱分析的方法，对物质中化学成分进行高精度痕量分析的电子仪器。由七个抽屉式结构的单元组成，整台仪器包括了几乎所有的电子线路。电路中包括电子管、晶体管、电阻、电容、电感、继电器……几乎所有类型的几千个元器件。70年代的售价就达十二万元。学明白了这台仪器，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的所有课程就都可以考试过关了。

1980年我与脉冲极谱仪

为了学习方便，我在自己的本子上，抄下上百页的脉冲极谱仪说明书，对照几十页的各单元电路图，反复学习，反复看，不懂的，就请教车间从应化所调来的老工程师。经过刻苦努力，顺利完成单元调试、整机调试的任务。在整机调试中，我在上千个电子元器件中，经过认真分析，仔细查找，终于找出影响整机性能的一只电阻，使10％以上的严重影响分析精度的电子噪声下降到3％以下。这台仪器发往中国科技大学研究院。

我多次出差到外地安装维修仪器。曾到北京大学化学分析系全国著名的化学分析专家高晓霞的实验室调试设备，到昆明医学院、长春地质研究所、南京水电学院安装、调试、维修仪器，都顺利完成任务。我的技术水平、业务能力显著提高。在我们这批大学生有三分之一不能晋升助理工程师的情况下，我顺利晋升为助理工程师。

几年中，无论是政治上，还是业务上，我都严格要求自己。1979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我作为九个同志中的唯一女同志代表全厂到北京参观毛主席纪念堂。

1982年，我和全家一起告别了东北山沟的十二年生活，回到了家乡河北。

东北的十二年，是我人生中记忆最为深刻的十二年，是我人生中发生巨大变化的十二年，也是人生中最精彩的一页。在这里，我开始自立于社会，并对社会、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家庭有所贡献。生活的磨练使我不断成熟。虽然吃了不少苦，但也享受了在北京得不到的快乐和幸福。今天，想起东北山沟的生活，那些苦都忘记了，剩下的都是美好的回忆。

啊，难忘的东北十二年！

2014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