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做『九品官』

我还不满19岁时，就在老家的村子里当上了“九品官”。

1975年夏天，我高中毕业了。那年月取消了高考，田野里来，泥土里去，回乡当农民是我的宿命，没有知青文学里那么多的不平和委屈。一年下来，老茧磨得厚厚的，脸皮晒得黑黑的，学会了像老农民一样卷“大炮”，抽旱烟，说带有荤腥味的笑话―生活已经把我打磨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1976年7月的一天，支书来到我家，问我愿不愿意入党。怎么不愿意？那时的年轻人谁不想进步，说不定入了党，当了干部，就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接下来一段时间，写入党申请书、填表，一个月后我成了大队团支部书记、公社团委常委。又过了两个月，我清楚地记得是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那一天，成了中共正式党员（那时候取消了入党预备期）并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相当于现在的村长或村委会主任。

说给现在的年轻人听，他们肯定觉得可笑。那几天，我在日记本上写下了不少“扎根农村闹革命，广阔天地炼红心”一类的豪言壮语，很有一点“当今之世，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但是，很快我发现这个官不好当。

我敢说村官是中国最难当的官，因为要直接与农民打交道。在机关事业单位，有组织纪律、规章制度管着，还有职务、职称等帽子管着；在工厂，工人有工资、奖金管着。在这些地方当官，我看都不难。农民处于社会最底层，既不拿工资，也不享受国家提供的福利，没有什么可以失去了，你还能不让他当农民吗？除非开除他的球籍。不要相信对农民理想化、牧歌式的描述。农民固然淳朴老实，但也不乏精明狡黠；农民善良厚道，但有时也很势利和欺软怕硬；农民没有文化、外表木讷，但也拥有来自泥土的生存智慧。与那些已经成了精的老农民相比，20岁左右还是个大孩子，要给他们当领导，对我来说，是拔苗助长，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不仅过早地结束了我的青少年时代，也使我患了“官场厌倦症”。

每年秋收秋种结束，不知道是真不愿意干，还是要拿一把，几个生产队的队长都要撂挑子不干。大队的主要领导干部就要挨个做工作，动员他们继续干。话就是那几句话，说完了大家就相对无言，只能不停地抽旱烟，人都隐藏在烟雾里，变得面目模糊，一耗就是夜里两三点钟，眼皮沉重得像拴了磨盘，等的就是一句话：“那我再干一年试试，明年你们可得换人。”拖着双腿迷迷瞪瞪地走在村子里，月光清冷，白霜满地，万籁俱寂，不闻鸡鸣犬吠，村庄完全睡熟了。这时，我对那些困了就可以上床睡觉的普通社员，真是发自内心的羡慕。

70年代“农业学大寨”热火朝天，每年秋收冬藏忙过，县里、公社里就要组织修水利。革委会主任分工抓生产，有到外地修水利的任务，自然是我带队。在家里，大家都是本家，一切都好商量，外出修水利就不同了。100多号精壮的汉子，带出去就是100多头老虎。有一点不周到、不细致，“老虎”就要伤人。挖河修堤，累死人的活，一顿饭吃不好，有的愣头青把饭碗一摔，跳着脚骂祖宗。骂就骂吧，反正大家都姓马，一个祖宗。挖河修堤实行包干，分配任务时，地面上差一铁锹，几十米挖下去，劳动量差别就大了去了。稍有差错，山东人好勇斗狠，耍起绿林脾气来，抄起铁锹敢往你头上招呼。一次水利修下来，人瘦了一圈，一下子好像老了几岁。

“挖绝户坟，踢寡妇门”在农村是最缺德、最得罪人的事情。计划生育是农村干部每年要完成的硬任务。这件事，国家宣传起来意义比天大，在农民看来却是缺德事。高中刚毕业，连对象都没有处过，却要去做育龄妇女的工作，要她们上环、流产、做绝育手术，老娘们脸皮厚得像城墙，嘻嘻哈哈没有一点正经：“计划生育俺们拥护，只要你支书带头”，“计划生育有啥好，要是早20年搞计划生育，还能有你吗？”面对这些胡搅蛮缠，每次都搞得我面红耳赤。我跟支书说，这些事，还是让妇女主任去干吧。

工作累和难且不说，当村官时间长了，我发现在政治上极“左”盛行、经济上实行计划命令的年代，农村基层干部辛辛苦苦做了许多无用功，甚至干得越多、管得越多，造的孽越大。比如，那时候上边要求生产队集体干活时，田间地头必须插上红旗和毛主席语录牌。农民知道这样做既花钱又费工夫，不会多打一粒粮食，死活不愿跟着上面搞形式主义。但是，公社三天两头进行检查，主要就是看这些表面文章做没做。大队干部整天为这事磨破嘴皮说服动员，真是不胜其烦。

有一年，菏泽地区新来了一个地委书记。他在徐海地区“支左”时（“文化大革命”中，一段时间内地方工作由解放军“支左”代表主持），在当地推行旱地改水田，大面积推广种水稻，结果那个地区的粮食产量一下子上去了，群众生活也得到不小的改善。他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在菏泽地区推广徐海地区的经验。菏泽是个缺水的地方，历史上农民没有种水稻的习惯和经验，农村干部想不通，农民群众更是抵触。但是，上面的命令必须执行，大小会动员加上强迫命令，当年种了不少水稻。到了秋天，老百姓没有吃到大米，倒是从地里弄回不少稻草，生产队牲畜过冬的饲草问题算是解决了。老百姓见不到当大官的，看到我们这些大队干部，嘴里就不干不净，什么话难听就说什么。

有人说，在中国能当村长，就能当县长，甚至还能当更大的领导。也许吧。由于有了当村官的这段经历，我知道自己不是当官的材料，1982年初大学毕业、1986年研究生毕业时，虽然都有机会到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我却选择了到高校当教师和去杂志社当编辑。由于在北京工作，消息比较灵通。近两年，不断传来这个同学当了科长，那个同学当了局长的消息。按“威虎山”上的话说，同学们都“弄了个师长、旅长干干”，我还是一介书生、布衣卿相。听到这些消息，我的反应是云淡风轻，不为所动，没有羡慕嫉妒，也没有自轻自贱。皆因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当了两年“九品官”，我这辈子的官瘾已经过足了。

鞋子是不是舒服，只有脚知道。哪一种职业更适合自己，只有本人知道。有道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路朝天，大家各走一边就是了。

（199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