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红军的妻子

一九五七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平阳县五风乡半山村（现属苍南县）的一幢小巧、整洁的平屋里挤满了人，大大小小吵吵嚷嚷的，他们争着来看一位稀见的“北京客”。这位“北京客”，并不是北京人，山里人习惯地把到过北京的人叫“北京客”。这位“北京客”，就是这平屋的主人，一个红军的妻子，她的名字叫王玉英。

王玉英身材短小、坚实，从脸上密布的皱纹和放射着机智目光的双眼，可以看出她走过艰难曲折的道路。因为她从小在山沟里长大，没日没夜地翻山越岭，虽然上了年纪，过去还裹过脚，可是如今走起路来却非常轻捷、稳健。她刚步行数十里路赶到家里，笑咪咪地对大家说：

“我真幸福，我……到…过北京……见…到毛主席……。”

共产党员王玉英以模范烈属的身份，参加了全国妇女代表大会，这不仅使她自己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而且也使全县妇女特别是五凤乡的妇女感到无比幸福和光荣!

她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断断续续，不大合拍。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她的舌头不听使唤——舌头上有一条深沟。提起这条深沟，倒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五凤乡处在浙江和福建交界的五岱山，山高岭峻，树大林深，形势险要，当地有句俗话说：“五岱十八窟，走得进，跑不出。”

一九三三年十月，党开始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王玉英的丈夫潘世雅参加游击队，担任肃反队长。一九三六年六月以后，各村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土地调查委员会、贫农团、妇女协会等组织。这时，潘世雅已经是红军里一支游击队的指导员，儿子如钳是一名勇敢机智的游击队员，后来担任游击队的管理排长。王玉英自己也是党的地下交通员。

这一年的十月，他们积极参加了分青苗、打土豪的斗争。

一天，敌人扑进了五岱山，因为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好儿倍，游击队只好暂时撤退。王玉英也躲到山上去了。敌人窜进半山村，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王玉英躲在山上，看见村子里起了火光，仔细一瞧，烧着的正是自已的房子。她咬着牙根愤怒地说：

“看你们这班强盗能横行到几时!”

经过这一次浩劫，敌人得意地说：“哈!共产党垮台了，红旗倒了。”

玉英心里想：共产党是劳动人民的靠山，永远不会垮台，红旗永远不会倒下。于是，她就在外面，东一日，西一宿，忍饥挨饿，打听游击队的消息。最后在矾山的表姊家里暂时住下来。

一九三七年初夏的一个深夜，细雨蒙蒙，四野黑得像锅底。山岗上突然响起了狗吠声，慢慢地从远到近，一会儿，窗缝里传进来轻轻的叫门声。王玉英憋着气仔细倾听着，怕有坏人走动。狗越叫越凶了，王玉英赤着脚，蹑手蹑足地走到窗口，听出是丈夫的声音，便开了边门让他进来。微弱的灯光，照见了丈夫的模样，只见世雅颧骨高耸，两眼凹进，脸颊上长满胡子，比过去消瘦多了。她几乎认不出来。世雅看到玉英发髻松散，面容憔悴，也苍老多了，但两眼还射出坚定刚毅的光芒。两人默默地站在一起，百感交集，一时说不出话来。

“部队被敌人冲散了，我和组织的联系也断掉了。”世雅慢慢地说着。

玉英听说丈夫跟组织失去了联系，心里一惊，呆住了。过了一会，才想起自己的儿子不知道怎样了，就问道：

“钳儿呢?”

“他……”世雅没有说下去。

“他怎么样了?”玉英追问着。

世雅用沙哑而低沉的声音说：“他和另外两个游击队员一起被敌人捉去了，钳儿很坚强，没有透露一点秘密，敌人用了各种刑罚，把他折磨了一天一夜，最后用刀把他……砍死了。”

玉英听了这个不幸的消息，顿时像跌进万丈深潭一样，晕倒在世雅怀中。

远处的狗吠声又响起来了，把玉英惊醒过来。她深深地思考一下，这位坚强的人不愿哭出声来，只任凭眼泪从面颊上流下来。

为了避免被敌人发觉，第二天天未亮，世雅就和玉英一道离开矾山往镇霞关走去。半路上碰到了一个熟人，这人原来也是游击队员，姓吴，大家叙述了一番离乱后的情景。

姓吴的不自然地问世雅道：

“你这回到哪里去?”

世雅随口答道：“我准备到镇霞关去。你呢?”

“我……我准备暂时在家里种种田再说……”姓吴的吞吞吐吐地回答。

临别时，世雅对姓吴的谈了一番勉励的话，叫他千万不要忘记党，忘记革命，叫他暂时隐蔽起来，等待组织的指示。姓吴的敷衍了几旬后，两人就分手了。

原来，姓吴的已经叛变投敌了，是个可耻的叛徒。他知道世雅和玉英到镇霞关去，一定会到一个姓王的家里去，急忙将世雅的行踪向敌人告密。

世雅和玉英一到镇霞关姓王的家，就被反动派包围了。世雅想突围，刚冲出后门，大腿上就被预先埋伏着的敌人砍了一刀，顿时鲜血直流，跌倒在地上。敌人就把他们夫妻俩捆绑起来。

敌人把他俩关在一间低矮的柴草房里，门反锁着，门外站了岗哨。

黑暗中，玉英悄悄地摸到世雅身旁，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丈夫的伤口，心疼得掉下了眼泪。她撕破了自己的衣服，一面为丈夫包扎正在流血的伤口，一面温柔地问道：

“如钳爸，伤口痛吗?”

她叫了一声如钳爸，突然又想起儿子如钳，一阵心酸，禁不住坐在草堆上轻轻地哭泣起来。

“玉英，你别难过，我的伤口并不痛，我只有满肚子的恨!”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不要怕，要坚强些，不要被敌人吓倒，我们不能向敌人屈服，使党受到损失。玉英，你要记住，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给游击队丢脸!”世雅坚定地说。

玉英点点头说：“如钳爸，你放心好了，反动派要想在我们一家人身上弄到共产党、游击队的机密，除非公鸡下了蛋，绝不可能的。我不会忘记党，也不会让你和如钳丢脸!我已做好打算。”

夫妻俩正说着话，门外的哨兵突然大声吼道：

“里面听着，不准讲话。当心你们的脑袋!”

夫妻俩心里都盘算着：不说话就不说活，只要对党的事业不变心，坚如磐石，也不用多讲什么了。

第二天一早，夫妻俩被押解到桥墩乡保安团驻地。路上，世雅因为大腿被敌人砍伤了，走路有些困难，玉英想来搀扶他。敌人却冷笑着说：

“共产党员是铁打的嘛，为什么还会怕痛?!不许搀!”

世雅挺起胸脯说：“怕什么，我能走!”

一路上，敌人拖着世雅走着，玉英沉默地跟在后面，双眼怒视着敌人。

押送到桥墩乡保安团团部后，姓杨的团长洋洋得意地站在台阶上，对潘世雅说：

“久仰了，红军的指导员，今天请你到这里来吃酒啦!”忽然，又板起脸说，“老实些，你说，你的队伍在哪里?”

“不知道!”

“你是属于哪一部分的游击队?”

“共产党的游击队!”

“放屁!”

团长听得冒火了，露出了狰狞的面孔，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世雅睁大眼睛，向敌人吐了一口唾沫，高声骂道：

“姓杨的豺狼，我看你威风不了几时，我们游击队马上会来收拾你的!”

团长气得暴跳如雷，高声地叫道：

“用重刑!用重刑!……看他有多大本领。”

敌人什么刑罚都用出来了，世雅昏过去又被冷水泼醒过来，连续折磨了三四个钟头，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敌人计穷力竭，就灭绝人性地下了毒手，当场用大刀把世雅砍死，又用汽油浇在尸体上，烧了。潘世雅同志在烈火中光荣地牺牲了。不，他还活着，在烈火中永生!

玉英站在一旁，心如刀割，怒火在周身燃烧，恨不得一口咬下敌人的肉来。她紧闭着双眼，不愿看眼前这群豺狼，抑制着自己的感情，不愿在敌人面前流出一滴眼泪来。她永远记住；夺去丈夫的生命，夺去儿子的青春，烧毁自己房子的是谁——就是那万恶不赦的反动派!

敌人对王玉英还是不放松。这些家伙认为山村妇女总是容易对付的。杀害了潘世雅后，团长猛敲了一下桌子，命令部下把玉英推倒在地上，喝问道：

“你老实讲，你们的队伍在哪里?说了马上放你回去；不说，哼，和你的丈夫一样!”

玉英听到敌人提起了丈夫，真是怒火冲天，猛地站起来向团长冲去，大声叱骂道：

“你们这些土匪，杀吧!烧吧!我什么也不怕，要想我告诉你们一点东西，除非桥墩门溪水倒头流!”

团长吓得倒退了几步，露出满脸杀气，狠狠地说：

“这也是个硬货色!给我加重刑!”

接着，棍子象雨点一样落在玉英的身上……她晕过去了。

玉英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关在一间黑暗的小屋子里，地面上满是灰尘，一尺见方的小窗上，钉着一条条木棍，屋子里密布着蛛网。这时，她满身是伤，疼痛难忍。她想起被敌人残害的丈夫和才二十一岁带着孩子气的儿子，感到万分悲痛。但当她想到他们的牺牲是为了党、为了革命时，又感到无比的光荣和骄傲。她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

入夜了，间间断断地下着雨，小雨点落在屋后南瓜的叶子上，又汇成大水珠落在石板上，滴滴嗒嗒的，仿佛就滴在玉英破碎了的心上。她在回想，她在思考，她在分析：敌人还想在我身上弄些什么?会不会因为如钳和他爸惨死在敌人手里就对我罢手呢?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或许敌人还会在我身上施加重刑，要我说出党和游击队的秘密，假如我是一个哑巴多好啊，在敌人面前就不用再说什么了。她想着想着，咧开干涩的嘴唇笑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它干什么!因为太干涩了，她用舌头舔了舔嘴唇，突然想起：如果把舌头咬断，不是很干脆吗?她伸出舌头夹在上下唇牙齿问，捏紧拳头使尽力气地咬，牙齿还是不听使唤，无法把舌咬断。天啊，我这妇道人家，刀和剪从不离手，如今假如有一把刀或一把剪多好啊!我可以同敌人拚，拚个你死我活……想着想着，由于过度的疲劳，玉英在这座阴森的房子里，渐渐听不见雨点的声音，迷糊地睡去了。

第二天，世雅的姐姐来看玉英，玉英把丈夫和儿子惨死的情形告诉了她。世雅的姐姐大哭了一场，玉英虽然也感到疼心，但却劝她不要哭，要坚强些。玉英安慰她说：

“他们为党而死，死得有骨气。他们是不喜欢我们哭的，你就不要哭了。我们要想办法将来为他们报仇!”

在离别时，玉英请她下回来时带一把剪刀来，说自己有用处。第二天，世雅的姐姐，果真偷偷地把剪刀带进来了。玉英熬到深夜里，一边抚弄着剪刀，一边在想，思绪象浪潮一样翻滚着，眼前马上浮现出丈夫和儿子被害的悲惨情景。“在敌人面前要永远坚强，不怕死，死也要死得值得!”丈夫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来了。儿子在敌人面前威武不屈的气概和形象，又在她面前浮现出来。她想起了自已翻山越岭给游击队送信的情景，想到了革命的将来。最后她下定决心，为了不泄露党的机密，为了忠于丈夫的遗志，为了不让死去的儿子丢脸，也为了让敌人死了心，她要用这把剪刀把自己的舌头剪破!她拿起剪刀，仰望着蓝天，自言自语地说：

“剪刀啊剪刀，我今天要借用你一下了!”

说完，她就举起手里的剪刀，咬一咬牙，把舌头伸到剪刀口上，两手用力一压，一股鲜血直喷出来，她痛得倒在地上了。

第二天早晨，日头照进窗棂了，玉英才迷迷糊糊地醒来。由于出血过多，极度衰弱，她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眼皮睁开。哟!身旁地上竟有这么一大片的血!她展开了双眉，表示了舒坦的心情，又伸手抓了一把杂乱的稻草——这是在拘留所里当棉被用的，把血迹掩盖了，不让“秘密”泄漏。

保安团的匪兵送来了早饭，玉英没有吃，到了中午，还是没有吃。刚剪断了口舌，怎能吃!

匪兵朝着玉英冷笑道：

“嘿嘿，这个女人不吃饭，硬，我看硬不了几天!”

当天晚上，玉英被敌人拖到桥墩乡的曾家祠堂里。这个祠堂座落在山凹里，是个很大的四合院，空空荡荡的，周围是一片杂草丛生、棺材成堆的荒郊。平时很少有人去过。此刻，敌人把她拖到这里来，是另有一番安排的。

在祠堂的中堂，团长站在“曾氏宗祠”贴金的匾额下，杀气腾腾地问玉英道：

“招不招?招了就放你回去，不招，就杀你的头!”

团长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活象一个阎罗王，两旁站着十来个喽罗，手里拿着木棍和绳索。

“……咿咿……唔唔……”

玉英想说“我不知道”。但连这句简单的话也讲不出来了。敌人听得莫名其妙，又问了几句，还是一个字也没听清楚。伪团长恼火了，用力拍着桌子吼叫道；

“土匪婆!不要耍花样，你嘴里含着什么东西?”

玉英轻蔑地瞥了团长一眼，傲然地站着，不答一句话。心里骂道：“看你们这群狗东西对我怎么办?我只有一条命在这里，别的休想从我口中弄出来!”一个匪兵走过来打了她一巴掌，立即，玉英嘴里流出了一大滩血。敌人又使劲地挖开她的嘴巴，不看犹可，一看惊得向后倒退了儿步，惊叫一声说：

“报告团长，这个女人把舌头弄断了!”

敌团长气得肺都险些要炸了，饿狼般地直叫。

“快用严刑!严刑!严刑!”

几个匪兵一拥而上，把玉英紧捆在柱子上，把她的两臂分开，用点燃着的蜡烛在她的脖子下烧……玉英咬着牙，使出全身的力气用下腭一压，火被压熄了。团长想不到这个女人会这样硬，冷笑了一声，命令匪兵把浸透煤油的棉花球扎在玉英脖子上，用火柴点着烧。玉英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球，眼前金星四冒，终于昏过去了。

敌人费尽心机，毫无所得。只好把她押送到平阳县政府监狱。

在敌人监狱里，她整整度过了八个月的苦难生活，受尽了千万种苦难。敌人想尽办法，还是一无所获，最后只好把她释放了。

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把玉英锻炼得更坚强了。回家后，她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和游击队接上关系。

一九四四年底，党又在五岱山恢复了革命活动，党和游击队的同志经常到她家来住宿、开会，她也更细心地掩护和照料同志们。当她看到这些年轻的游击队员时，她一点也不感到孤独，革命的友情温暖着她的心!

过了一段日子，她在同志们的劝导下，和村里的贫农潘诗汆结了婚。诗汆是个勤劳的贫农，觉悟也比较高。这时玉英已能用断断续续、不大准的声调说话，她向诗汆叙述了前夫与儿子在敌人手中惨死的经过和她在牢狱里遭遇的种种磨难。诗汆听了很感动。玉英向诗汆表示：无论如何，她要继续参加革命，为死难的丈夫和儿子报仇!诗汆满口答应，对玉英也更加尊敬了。有时，诗汆对玉英说：

“要是我也能做点革命工作多好，我一定也要像你们那样坚强地同敌人斗争。”

玉英笑了起来，鼓励他说：“妇道人家也能做革命工作，你为什么不能做呀?”

渐渐地，玉英就派他去送信，教他怎样掩护革命同志，探听敌情。于是，夫妻俩又一起干起秘密交通员工作来了。

有一天，游击队驻在他们家里，眼看要被敌人包围了。玉英路熟，急忙领着队伍翻过十几道小山岭，突围到福建省福鼎县的柳家山。从此，玉英和诗汆又不能回家了。两个人就在柳家山附近的关帝庙里安身。敌人不甘心，到处跟踪搜捕他们。夫妻俩只好到处流浪，一天在东，一天在西，不是在山洞里，就是在破草房里。有时靠卖香烟、摆水果摊来维持生活。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夫妻俩也从来没有忘记革命工作。

一九四八年初春，玉英和诗汆回到了家乡——半山村，马上和游击队联系上，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一天晚上，几十个敌人窜进了他们家里，一下子就把潘诗汆抓去了，妄想在他身上弄出点秘密来。开始时，敌人用玉英前夫和儿子的惨死来威胁他。敌人没有想到，这些无耻的暴行并没有把诗汆吓倒，相反地，却激怒了诗汆，他破口大骂起来。敌人用辣椒水把潘诗汆的肚子灌胀后，把门板放在他的肚子上，几个匪兵踏上去一压，辣椒水又从潘诗汆的嘴里吐出来。但是诗汆一声也没哼，愤怒地忍受着敌人的种种酷刑，他记住对玉英说过的话：“我一定也要像你们那样坚强地同敌人斗争!”敌人又碰到了一个铁汉，纵然用尽了许多刑罚，还是什么也没得到。

诗汆被敌人打成重伤，动弹不得，敌人从他身上再也得不到什么，况且游击队在桥墩乡周围活动频繁，敌人也感到提心吊胆。于是诗汆被保释出来。

玉英在亲属的帮助下把丈夫抬回家里，看看他已经被敌人折磨成残废了，怒火顿时在心中燃烧：敌人已经夺去了世雅和钳儿的生命，还把诗汆打得半死不活。残暴的反动派，你们的手段何等毒辣!然而，她看到诗汆受了种种酷刑后，没有泄露半点秘密，而且意志还那么坚强，她又感到十分高兴，诗汆是一个有骨气的男子汉，一个志同道合的好丈夫，他不愧为党的地下交通员!

从此以后，诗汆只能躺在床上。玉英一方面细心地照料他，一方面继续做着革命工作。因此，玉英休息的时间更少了，身体也更瘦弱了，同志们经常劝她好好休息一段日子，她总是说：

“许多革命同志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我这点辛苦算得什么!”

一九四九年平阳全县解放了，玉英心里多么欢乐啊!诗汆在床上也躺不住了。玉英就扶着他到外面去走动，让他呼吸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鲜空气，给他讲述外面的一切变化，和祖国日新月异的建设面貌。不幸得很，诗汆因伤势过重，终于在一九四儿年初秋的一个夜晚，安静地闭上了眼睛。临死前，他还笑着对玉英说：

“我已经看到了革命的胜利，心里真高兴!”

玉英又失去了一个亲人，这个亲人也是活活被国民党反动派折磨死的。

一九五八年春天，王玉英同志也因病重逝世了。可是她那勇敢、倔强、机警、坚韧的英雄形象，却永远留在人们的心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