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好”大家

“三好”大家——清代诗人袁枚

一

清代才子、诗人袁枚，在他生活的时代，称得上是一个另类文人，也是一个既广为赞赏更备遭谩骂的焦点人物。稗史说他是“无耻”的“三好”文人——“好色”、“好食”、“好书”。其实他给自己的画像却不止“三好”，在《所好轩记》一文中自谓：“袁子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好硅璋彝尊、名人字画，又好书。”而正传却评他为清乾隆时诗坛“三大家”——另两人是赵翼、蒋士铨，又与赵翼、张问陶合称为“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孰是孰非，我无权亦无意去评点，但如何为他戴一顶合适的“帽子”呢？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语综合在一起，姑且定格为“三好”大家。至于这个“三好”可以正面理解为“三好”学生的“三好”，而“大家”也不妨反面解释为集“三好”之大成者。

“三好”中的“好书”，乃是读书人应具有的品德，天经地义之事，何况袁枚又独钟于书，当然是无可指责，更是无可挑剔。袁枚嗜书、惜书，但不愿做汗牛充栋、坐拥书城的“财主”。他在《黄生借书说》一文中说，过去自己家穷，有个姓张的藏书甚富，他去借而不允，此事让他耿耿于怀。因此，他自己不仅乐于借书于他人，而且告诫借书者，书要不是借来的就不可能好好地去读，因为一旦书被自己所占有，往往就会束之高阁。

袁枚对书的态度，显得如此慷慨潇洒，有一种超乎常人的脱尘拔俗。他认为自己心爱之书，与其身后任由不懂书的子孙无谓丢弃，莫不如在有生之年物尽其用，为书找到更好的归宿。他在生前曾向亲朋好友送了一大批书，乾隆年间朝廷向民间征书，他更是积极地捐赠了许多珍贵善本，使他多年的藏书散之十之六七。在将书送走之前，他总会难分难舍地逐一翻开细读、笔记，在书“形”离开之前要把其“神”留下。

另“一好”即“好食”，对此狭义的定义就是“好吃”，广义地说还应包括“好喝”。袁枚好吃的最充分根据，是他写的《随园食单》一书，这是一部系统地论述烹饪技术和南北菜点的著作，全书分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杂素菜单、点心单、饭粥单、茶酒单等十四个部分。

在其中的“茶酒单”一篇中，袁枚对于南北名茶均有所评述，还记载着不少茶制食品，颇有特色。文中说到一种“面茶”，即是将面粉用粗茶汁熬煮后，再加入芝麻酱、牛乳等佐料，面中散发淡淡茶香，美味可口。还有一种“茶腿”，是经过茶叶熏过的火腿，肉色火红，肉质鲜美而茶香四溢。可见袁枚是吃遍百家菜，对茶道、食谱深有研究的食客。

说到“茶”，就不禁令人联想到袁枚的“好喝”。袁枚在65岁后喜欢上了游山玩水，游遍南方的名山大川，也尝遍各地名茶，并且一一记载下来。他记叙常州阳羡茶道：“茶深碧色，形如雀舌，又如巨米，味较龙井略浓。”他提到洞庭君山茶道：“色味与龙井相同，叶微宽而绿过之，采掇最少。”他本来并不喜欢“茶味浓苦，有如喝药”的武夷茶，但在游览武夷山、受到僧道煮茶招待之后，印象大变，甚至觉得与武夷茶相比，“龙井虽清，而味薄矣；阳羡虽佳，而韵逊矣”。

袁枚不仅用口喝茶，还动笔写茶，留下不少茶诗，把品茗的享受演绎为茶文化。他的一首《湖上杂事诗》描写了身着红布裙的采茶姑娘在“万片绿云”茶海中采茶的情景：

烟霞石屋两平章，渡水穿花趁夕阳；

万片绿云春一点，布裙红出采茶娘。

在另一首《渔梁道上作》中，诗人在欣赏翠山重叠、溪水相接的同时，又久久伫立，目送夕阳西下、茶农散去：

远山耸翠近山低，流水前溪接后溪；

每到此间闲立久，采茶人散夕阳西。

尽管“好食”查有实据，也为人所指手画脚，窃窃私议，但却无法定下一个所以然的“罪名”。然而“好色”则是罪莫大焉！袁枚美妾成群，据随园姬人姓氏谱载，自29岁娶年仅14岁的陶姬、33岁娶25岁的苏州侍婢方聪娘为妾始，至67岁纳17岁的扬州姑娘吴七姑止，纳妾可数者就有十数人。他又喜爱女孩子，接纳了许多才女为弟子，因此有“随园女弟子”之称。

从来都讨厌填词的袁枚，事出有因，有感而发，在33岁时填了一生中惟一的一首词。这年他从南京坐船到扬州去看一友人赠予的女子，见她长得风韵标致，只是肤色不太白，遂踌躇不决。但当继续前行到苏州时，他突然感到此女很美，决定纳以为妾，便派人再回扬州。谁知晚了一步，女子已被一庐阳小吏娶走，他为此后悔不迭，遂提笔写了一首无比惆怅和悔恨的《满江红》：

我负卿卿，撑船去、晓风残雪。曾记得，庵门初启，婵娟方出。玉手自翻红翠袖。粉香听摸风前颊。问姮娥、何事不娇羞？情难说。

既已别，还相忆。重访旧，杳无迹。说庐阳小吏，公然折得。珠落掌中偏不取，花看人采方知惜。笑平生、双眼太孤高，嗟何益！

不用说，这位公开而坦白的“无耻”文人，怎么能不招致非议和骂名呢！他的诗友且与他同为“乾隆三大家”的赵翼还算客气，以戏谑的方式写了《瓯北控词》，说他是“园伦宛委，占来好山好水；乡觅温柔，不论是男是女”，“虽曰风流班首，实乃名教罪人”。素以守旧著称的我那位乡梓先贤、乾嘉时期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则是毫不留情面，不仅破口大骂，甚至咬牙切齿地说：“这样的人渣应该被凌迟！”后来刘墉来江宁（今南京）任知府时，曾拟治袁枚“纵情逸志”、败坏世风之罪，使他险遭不测。

“好色”诚然是伤风败俗之事，难免被口诛笔伐，但是对袁枚这类思想超前、不拘于俗的大文人，大可不必求全责备，横加指责。倘若他生活在今天，他的“好食”、“好色”之弊端，岂非正是现在很多年轻人所羡慕和追求的，而且还能赢得“风流汉”、“美食家”、“品茗客”的美称！

二

明清期间，吴越地区连出三位怪才、狂士。先有傲睨自若的山阴徐文长，后又来了不可一世的吴郡金圣叹，最后出了目空一切的钱塘袁子才。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三个狂书生远胜一个孙悟空，你方唱罢我登场，三支狼毫笔像三条金箍棒相继挥舞，把个正统文坛搅得天昏地暗，也将世俗社会闹得雷鸣电闪。

三个文人中，小弟姓袁名枚（1716～1797年），字子才，号简斋，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主人、随园老人。他是浙江钱塘人，老家在今天杭州城东的葵巷。袁枚出身贫寒，自幼聪颖，其小时候父、叔游幕远方，上学读书全靠他母亲替人家做针线挣的辛苦钱。他的三妹妹很有才情，叫袁机，号素文，兄妹俩从小在一起，穷家子女感情更深。

素文在出生前就被父母与高氏子指腹为婚，高氏子成人后竟是市井无赖，高氏提出解除婚约，但素文囿于封建礼教，执意不肯。婚后她备受凌辱，终因不堪肆虐而返居娘家，忍辱含垢，年仅40岁便凄楚离世，袁枚为此写下一篇情真意切、生动感人而一直为后人传诵的《祭妹文》。他在文中对亡妹挥洒了深深的哀痛之情，不单单是因为对妹妹的深深挚爱，还饱含着对她的同情和怜悯，对邪恶不公社会的愤懑和谴责，对“一念之贞”道德观的无比痛恨，对自己未尽到兄长职责的无限悔恨。他在文中追忆了过去与亡妹在一起共欢笑、同痛苦的许多细微情节，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他最后哭诉道：“汝死我葬，我死谁埋？汝倘有灵，可能告我？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其情也真，其爱也深；其言也悲，其声也哀！这篇《祭妹文》成为我国文学史上哀祭散文的珍品，古文论者将它与唐代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并提。

21岁那年，袁枚去广西探望在巡抚官署当幕宾的叔父袁鸿，金巡抚听说后特地接见了他。正好传来咚咚的铜鼓声，金巡抚即兴出题，叫他作一篇《铜鼓赋》。没想到袁枚一挥而就，金巡抚看他下笔如神，甚表诧异，再看他的文章，竟是字字珠玑。乾隆元年，朝廷开“博学鸿词科”，各省行政长官纷纷推举当地人才，少则三四个，多则四五个，只有广西金巡抚仅报了袁枚一人。由于应考须以八股文考试，袁枚从小讨厌学习八股文从而落第未中。此后他也只好学习八股文，到24岁那年参加朝廷科考，试题是《赋得因风想玉珂》，诗中有“声疑来禁院，人似隔天河”的妙句，然而总裁们以为“语涉不庄，将置之孙山”，幸得当时总督尹继善挺身而出，袁枚才得以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

从乾隆七年（1742年）起，袁枚外调做官，曾任溧水、江浦、沭阳、江宁等地知县。当走马上任沭阳知县时，他没想到处于“乾隆盛世”年代的沭阳，却是一片“路有饿殍、哀鸿四野”的惨状，而且还亲眼目睹了那些“苛政猛于虎，悍吏虐于蝗”而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的贪官污吏。他以一颗正直之心，拿起笔痛诉一腔愤慨，誓言“纾国更纾民，终为百姓福”，并当即开仓赈灾，减免赋税，率民治水，筑塘修堰。他心系民生，跻身市场，关心农事百业，在恢复经济、管束衙役、讼狱处理诸方面采取多种措施，进行综合治理，使社会秩序较快得到稳定。

两年后，被百姓称为“大好官”的袁枚离任沭阳，民众为他夹道送行，攀车饯酒，洒泪话别。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73岁的袁枚受知名人士吕峄亭的邀请，又来沭阳做客，沭阳部分人士曾趋前30里迎接。故地重游，面对至今还记得并拥戴他的民众，袁枚怎能不动情？他写下了情意真挚的《重到沭阳图记》，在文中深有感触地说：“视民如家，官居而不能忘其地者，则其地之人，亦不能忘之也。”

做了几个地方的县官，袁枚的政声不谓不佳，深得百姓爱戴，也很得尹继善大人的赏识。但官场之大，他却环绕着一个“县”字转来转去，就是跳不出“县”字围成的圆。袁枚本来就生性疏淡，心系山林，对宦海浮沉实在没有耐性，遂萌生了归隐之意。在江宁任知县的第三年，32岁的袁枚遇到个机会：隋家后人想脱手出售隋园，只索价三百两银子。他得知消息后，当机立断，用自己积累的俸禄收入买下了这一块地。

隋园在小仓山北峰附近，原为曹雪芹之叔曹頫所建的织造园，后归金陵织造隋赫德所有，袁枚在《隋园诗话》中记曰：“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但这处康熙时代曾盛极一时的园林，转手到袁枚手中时，已是几间东倒西歪屋，一片野草杂花地。他对隋园重新整治修筑，在高处建江楼以眺长江，在低处筑溪亭可赏园景，园中种梅植柳育竹栽柏，构筑“二十四景”。

完成整治后，袁枚把隋园改名随园。次年，袁枚以母亲年老生病为由，辞去官职，带着一家老小住进随园，充分享受城市山林的乐趣。好友钱宝意作诗颂赞他：“过江不愧真名士，退院其如未老僧；领取十年卿相后，幅巾野服始相应。”他自己也作一副对联曰：

不作高官，非无福命只缘懒；

难成仙佛，爱读诗书又恋花。

他在《杂兴诗》中颇为得意地描写修复后随园景致：

造屋不嫌小，开池不嫌多；

屋小不遮山，池多不妨荷。

游鱼长一尺，白日跳清波；

知我爱荷花，未敢张网罗。

随园四面无墙，每逢佳日，游人如织，袁枚亦任其往来，不加管制，还在门联上写道：“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私宅不设防，别墅无围墙，高悬“欢迎”牌，免票任游览。追求时尚的袁枚又早在时代之前，可赞、可叹！随园也成为当时南京风雅之士聚会赏景、品茗吟诗的极佳场所。

住进了这座昔年大观园之后，袁枚似乎真的被贾宝玉感染和同化了，如同越剧《红楼梦》所唱：“抛却了莫失莫忘通灵玉，挣脱了不离不弃黄金锁，离开了苍蝇竞血肮脏地，撇开了黑蚁争穴富贵窝。”从此摆脱了名利场，无须汲汲营营，远离了是非地，不受文人之厄，随园成了袁枚怡然自得、放情声色之地。

但是袁枚不是清苦的隐士，妻妾多，交际广，开销大，家中经济日渐窘困。在亲友的劝说下，他迫于无奈，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违心地再次出山，北上入都，赴官秦中（今陕西境内）。离乡千里，透过大西北的风尘回望家乡，独自一人，借助静夜月的银辉传送思情。多情郎多么思念他的美丽小妾聪娘，他在《寄聪娘》的一诗中，凄婉地向她诉说着内心的愁思，强烈地对她倾吐着炽热的爱情：

一枝花对足风流，何事人间万户侯！

生把黄金买别离，是侬薄幸是侬愁。

诗人真挚深情地对爱妾说：把人间的万户侯让给别人吧，与你这支美丽的花相对而坐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你切莫因我为黄金而离你远走，误以为我是薄幸人，其实我与你一样愁肠百结。袁枚本来就不可能常年离家，更加之与上司陕甘总督黄廷桂不能融洽地相处，再也无法融入肮脏混浊的官场世界了。终于在当年年底以父去世为由，急切地返归自己的安乐窝随园了。这一走也宣告了他的仕途真的走到了尽头。

袁枚在晚年游历浙江天台、雁荡、四明、雪窦等山，安徽黄山，江西庐山以及粤、桂、闽、湘等地名山大川，尝遍各地名茶，交往四方诗友，提倡妇女文学，潇洒快乐，逍遥无忧，过着帝王将相难以企及的神仙生活。

三

一大群家人，一大片家园，一大把花销，柴米油盐酱醋茶，所谓开门七件事天天摆在眼前，再清高的人也躲不开、逃不了。“下海”后的袁枚，也不得不面对生活，面对开销。

日常生活的琐事，其实都是离不开钱的话题。袁枚自言自己常跟钱打交道，也谈钱，为钱犯愁，清贫并非好事，但闭口不谈钱的人难道就品行高洁吗？只是千万别只看到金钱，像河间姹女那样日夜数钱不止；即使像汉臣邓通那样在铜山自行铸钱，点石为金，最终还不是财物被抄，穷饿而亡。推己及人，他在以“钱”为题的《咏钱》诗中，真诚祈望天降能人，为民致富，让大家都富起来：

人生薪水寻常事，动辄烦君我亦愁。

解用何尝非俊物，不谈未必定清流。

空劳姹女千回数，屡见铜山一夕休。

拟把婆心向天奏，九州添设富民侯。

聪明人对付困难自有千方百计，何况袁枚是聪明人中的人上人。名士的声誉，诗人的才情，使袁枚有源源不断的收入。例如，为人撰写行状、传记、碑铭，可以不费力地从达官贵人、盐商巨富那里赚来大把银子。但是无论如何他不可能成为富人，否则他也不会离家别妾路远迢迢地去秦中打工了。在他的人生中，既“有寄”即有所寄托、有所追求，又“无求”即不斤斤计较得失、不刻意追逐名利。只要生活过得去、过得快乐自在，他就别无所求，就像儿童追逐柳絮那样，即使抓不到手也无妨。袁枚在49岁写的一首《偶成》小诗中，坦露了这种知足是福、莫寻烦恼的心态：

有寄心常静，无求味最长。

儿童擒柳絮，不得也何妨。

美园，美妾，美食，更有自己的美文，袁枚拥有的财富，不仅是大贪官和珅莫及，就是作为万乘之君的乾隆，也难与其比肩。袁枚死后，他的诗友、“桐城三祖”之一的姚鼐在为他写的《墓志铭》中说：袁君的古文、骈文，都能抒发自己的思想感情，通晓古人的作文之法，至于诗歌写作，则更能充分发挥他的才气工力。一般人心里想说而难以表述的意思，袁君都能表述清楚，有许多读书人仿效他的诗体。对他的《随园诗文集》，从朝廷达官到市井小民无不喜爱，海外琉球国也有人来寻取这部书。袁君仕宦虽不显赫，然而时论认为，百余年来，能充分享受山林的乐趣，获得文章的盛名，恐怕没有及得上袁君的。

姚鼐为友人的盖棺定论，也正如袁枚自己对钱塘妓女苏小小做的注释。《随园诗话》中记述了一个故事：袁枚戏刻一私印，使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有一位尚书大人路过江宁，向袁枚索要诗册，袁枚就在书本上盖上了“钱塘苏小是乡亲”的印章。这位尚书一看此章十分不悦，大加呵责。袁枚开始时还赔笑解释，谁知这位尚书却责之不休，唠叨没完，这回轮到袁枚不悦了，就正色地对他说：“你以为我这个印章不伦不类么？在今天看来，自然你是官高一品大人，苏小小是青楼下贱女人。恐怕百年以后，人们只知道有苏小小，不会有人知道你这个尚书的。”

古往今来，哪个朝代没有一夜暴富、一步登天的大富大贵之人？他们曾经叱咤风云，煊赫一时，或者挥霍无度，炫耀乡里。然而曾几何时，他们的权势、金钱、豪宅和财物，无不在历史的一瞬间化为乌有。而袁枚的名字以及他的巨大财富——《小仓山房诗文集》、《随园诗话》十六卷及《补遗》十卷、《新齐谐》二十四卷及《续新齐谐》十卷、《随园食单》一卷，散文，尺牍，《随园食单说部》等三十余种，却全都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一部分，传之不朽。

袁枚以文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活跃于诗坛六十余年，存诗四千多首。他的诗直抒胸臆，清丽灵巧，流转自如，如《沙沟》、《马嵬》、《湖上杂诗》等，都是传世名篇。美中不足的是，其诗内容多为身边琐事，或风花雪月的吟哦，缺少社会内容，一些诗取向艳俗，不免浅薄甚至浮华。

在37岁那年，袁枚赴陕西候补官缺，路过当年上演李隆基与杨玉环的悲剧之地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唐代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曾对李、杨这对天各一方有情人的真挚爱情极力铺排渲染，而与袁枚同代又是他同乡的剧作家洪昇，以《长恨歌》为原本写成的《长生殿》，更在清代风靡一时。一诗一剧的巨大影响，使后人淡忘或转移了唐玄宗荒淫误国的罪责，为此袁枚写下四首《马嵬》诗。在《马嵬（其二）》中，他借杜甫名作《石壕吏》中老夫妻天各一方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指出这正是这位唐皇帝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对此祸国殃民的帝妃还有什么可同情的呢？

莫唱当年长恨歌，人间亦自有银河。

石壕村里夫妻别，泪比长生殿上多！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春，袁枚重返故乡杭州，踏青西湖，游览山水，写下二十首《湖上杂诗》。其中一首是：

葛岭花开二月天，游人来往说神仙。

老夫心与游人异，不羡神仙羡少年。

《湖上杂诗》二十首，既洋溢着诗人的山水之乐，又蕴涵着他的怀旧之情。阅读《湖上杂诗》中的清新诗句，感受诗人流露的喜悦心情，我仿佛置身湖光山色之间，竟不知不觉地回到当年在浙大求学的岁月。我想起了西湖玉泉，这一泓毗邻浙大的清泉，青年学生课余漫步泉边，在“非鱼知鱼乐”的楹联匾下，畅谈理想，遐想未来。我也想起了西湖岳庙，这一座离校咫尺的圣庙，莘莘学子曾在“还我河山”的匾下追溯史事，在“尽忠报国”的壁前缅怀英雄，先贤的爱国史迹多少次激起我们对投入三大革命的热切期盼。

与纪晓岚并称“南袁北纪”的袁枚，对中国诗歌的发展，做出了两个重大贡献。其一是他倡导的诗学主张，即著名的“性灵说”。他提倡“提笔先须问性情”，认为“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又说：“作诗不可以无我”，也就是说，作诗应当直抒胸臆，写出个人的“性情遭际”。“性灵”和“学识”结合起来，以性情、天分和学识作为创作基本，以“真、新、活”为创作追求，这样才能将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相结合，创作出佳品。他把脱离“真性情”而作“假诗”的“神韵派”讥为“贫贱骄人”，评维护儒家诗教和囿于诗歌“定格”的“格调派”是“木偶演戏”，抨击以学问为诗的“肌理派”是“开骨董店”。袁枚的文学思想对封建正统的文学观念无疑是一个冲击，体现了一种革新精神，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其二是袁枚提倡女子学习诗词，举办闺秀诗会，刊印《随园女弟子诗》，征集天下才女的诗作。他公开招女弟子授诗，一时闺阁才媛竞相拜师，以能成为“随园女弟子”而感到自豪。在他的《随园诗话》一书里，收录了大量的出自名门闺秀、小家碧玉之手以及描写青楼妓女的诗，并加以评价和推荐。这一大胆举动，曾引起当时卫道者的愤怒，千夫所指，连他的朋友赵翼也说：“结交要路公卿，虎将亦称诗伯；引诱良家子女，娥眉都拜门生。”但他将这些怒气报以微微一笑，大而化之，依然我行我素，自得其乐，真乃难能可贵！尊重女性，重视女性教育，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袁枚对封建礼教的背叛和挑战，也为中国妇女文学研究课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独到的见解。

四

袁枚是传统社会中的独行者，孔孟殿堂中的异教徒。在文学主张上，他竭力抨击宋儒和汉儒，斥责当世学风之弊，更力图挣脱儒经桎梏，直接向借“先圣”权威以实施文化专制主义的正宗儒学发起攻击，在一定意义上说，他是谋求思想文化上自由与解放的启蒙者。在思想研究上，他是一个攻击道统的狂叛。他怀疑甚至否定由孔子肇端、经宋儒发扬、明儒相继的一脉相承的道统，他认为：“‘道统’二字，是腐儒习气语，古圣无此言，亦从无以此二字公然自任者。”（《策秀才文五道》）他宣传和追求多元的思想途径，并以各人去长安所选路径为例加以说明：“今有赴长安者，或曰舟行，或曰骑行，其主人之心，不过皆欲至长安耳。”（《代潘学士答雷翠庭祭酒书》）大路朝天各走各的，既然条条大路通长安，又何必非走一统之“道”呢？

在袁枚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集《新齐谐》（又名《子不语》）中，通过讲述仙鬼禽兽的故事和笑话，深刻表现了他反对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文中那些攻击道学、八股的文字，痛快淋漓，尖刻犀利。在《狐道学》中，作者嘲笑世上那些“口谈理学而身作巧宦者”的道学先生，剥下披在外面的道袍，还不如一只老实的狐狸。而在《夜航船》的故事中，那个自称“一生讲理学”的老学究，受人侮辱之后，口口声声喊“伤我父母遗体，死不得见祖宗”，大兴问罪之师，可只消“两百来钱的酒肉”，怨气便烟消云散，且“高座大啖”，谈笑如故，令人啼笑皆非。

《全姑》描写的是一对年轻恋人被一个信奉理学的官僚置于死地的故事，系据当时轰动无锡全城的一个真实案件改编而成。故事叙述貌美的全姑与陈生私通，一点“风流小过”却受到“自负理学名”的某县令的残暴凌辱，有一“侠士”刘孝廉与县令为此发生争执，县令称：“全姑美，不加杖，人道我好色；陈某富，不加杖，人道我得钱。”刘斥之曰：“为父母官，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可乎？”作者气愤地说：“异哉，此岂仁人君子之所为哉？”揭露了县令“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的丑恶嘴脸。结尾虚构该县令受报应而死，表现了作者对这种心理阴暗的伪道学的极度厌恶。

从“情欲”论的观点出发，作者赞美男女间真挚的爱情。如《蝎子精》描写了无锡华生与蝎子精的真挚爱情，歌颂了蝎子精历经千难万险，与华生相爱不渝的精神，尽管一个疥道人从中作梗，肆意阻挠，却不能改变他们的眷恋之情，最终胜利的还是那个生生不灭的“情”。

《沙弥思老虎》是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小沙弥3岁上山修行，从不下山，长大后随师父下山，什么都不认识，禅师怕他见女色动凡心，就告诉他遇到的少女是老虎，不可接近。回山后，小沙弥却说：“一切物我都不想，只想那吃人的老虎，心上总觉舍他不得”，这是对禁欲主义形象的讽刺和抨击。

《妓仙》的故事则谴责了一个为逢迎讲理学的巡抚而杖责妓女的太守，作者借妓仙之口公然提出，“男女相爱，不过天地生物之心”，“惜玉怜香而心动者，人也；不知玉不知香者，禽兽也”，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礼教。

作者从人本主义思想出发，反对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他在《麒麟喝冤》中批判了汉儒“造作注疏，穿凿附会”，又幽默地勾勒了四个宋儒（即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张载）扛起“稻桶”（道统），“捆缚天下聪明才智之人”。对“一遵其说，不讲不读他书”，做“宋儒应声虫”的“今之儒生”，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

在《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一文中，记述前朝某御史入全州大庙礼佛，取针刺佛之耳，出庙即颠仆而死，其家人即葬之庙门外，“以示戒也”。作者写到他曾去过御史墓，看过坟上碑，“但记前朝姓名，而并无此语”，还说自己“虽不刺佛，然剥其所施衣彩十三层，叩其胸而弹之，亦自觉无礼矣”！但却安然无恙，以此证明了这个传说之不可信。剥了佛的衣裳还弹其胸部，这种“无礼”正来自作者充满自信的有理，来自他破除迷信的无畏。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袁枚不仅登上了当时中国的巅峰，而且是逾越了那个时代的红线。他也因此必不可免地既听到为他叫好的掌声，更看到戳他脑门的指头，而更多的好评或恶语都出现在他潇洒地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聚讼纷纭，至今已经两个多世纪了。袁枚死后不久，首先跳出来声讨他的是其生前很尊敬他的后辈学者章学诚。但此兄“骂街”的水平并不比市井泼妇高明多少，声嘶力竭地骂来骂去，新鲜意思不多，无非是“以优伶杂剧所演才子佳人惑人”、“专重男女慕悦”之类的桃色“旧”闻。骂的用意只是为了败坏袁枚的形象，让他斯文扫地，将他逐出学界。

章学诚是人所共知的卫道士，讨伐袁枚原在情理之中，但维新主将、学术大师梁启超对袁枚的追打就有点让人费解了。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居然道：“乾隆全盛时，所谓袁、蒋、赵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不过“乾隆三大家”明明是袁枚、蒋士辁和赵翼，而梁启超所说三大家中之“赵”，并非赵翼，而是康熙元年出生的赵执信，按年龄说，赵执信可算是赵翼的祖辈了。彼“赵”非此“赵”，耳食之言，留下笑柄。

192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大思想家袁枚评传》，开篇第一句话便是“袁子才先生是一位中国罕有的大思想家”。全书共十一章，其中八章论述了“袁枚思想之根本”、“人生哲学”、文学、史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律学”、“教育学”、“民俗学”、“食物学”方面的思想、学术成就。作者在书中给予袁枚以空前绝无的评价，“袁先生所有对于文学的各种见解，在中国可谓独具只眼，光芒万丈的了”，表示了对他“五体投地、钦佩无极”的极大敬意。

《评传》问世后风靡一时，在1931年、1933年、1935年连续三次再版发行，并被列入国学小丛书。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恰恰是梁启超的嫡系弟子，民国时期的法学大家杨鸿烈。在民间热传的这部《评传》，尽管在当时学界表现得波澜不惊，没有太多响应，但这本为袁枚翻案之作，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还是激起了一连串浪花。

1928年10月29日《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3期上，刊登了著名学者、历史学家张荫麟的一篇题为《评杨鸿烈〈大思想家袁枚评传〉》的文章，表示了不能苟同的意见。他以为“袁氏绝非深澈自忠之思想家也”，并对《评传》作者揶揄道：“不知学术史大势，无充分之学术史常识者，不足与言一家之学，以不明一家在历史上之地位，则无从评判其价值，必致‘见橐驼言马肿背’而动辄‘五体投地’为过劳也。”

然而著名历史学家、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蔡尚思，却与杨鸿烈遥相呼应，对袁枚予以很高评价，说他是“秦汉以后两千多年来的学者，包括和他同时的戴震在内，都很难同他一比”。蔡尚思提出了与梁启超向左的看法，认为袁枚理当成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共同研究的对象。在1988年第5期的《文史哲》上，刊载了他的一篇文章，文章的标题是《一位被冷落的大思想家》，其中写道：

袁枚只列入文学史中，称为诗人、文人，这未免太小看他了，他首先是思想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秦汉以后，实不多见……我就乘此机会，对同他有关的历史人物作些比较。第一，袁枚与戴震比较：袁好女色，戴好男色，两人都是好色者，好男色比好女色更反常，后人为什么硬要提高戴而贬低袁？第二，袁枚与郑燮比较：两人都是自称为好色而纳妾者，后人为什么硬要抬高郑而贬低袁？殊不知，郑却极尊重袁，在郑未同袁见面以前，有误传袁死者，郑便大哭；后二十年与袁相识，又说：“天下虽大，人才屈指不过数人。”是今人连郑燮也远不如了。

时至今日，袁枚的思想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萧萐父、许苏民的《明清启蒙学术流变》，将袁枚定位于一位集浙东之“贵专家”与浙西之“尚博雅”于一身的大学者，一位学识渊博、富于创造力的大思想家。《明清启蒙思潮流变》一书指出，袁枚在文学上主张“文学不可纳诸德行”，争取文学的独立地位；在史学上抨击史学界津津乐道的“春秋笔法”，认为这是为统治者随便篡改历史剧情而张目，主张“作史者只须据事直书”，给历史独立的地位。他还主张“废道统之说”，表现出一种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这种学术品格的确具有了向近代转型的思想意义。

李泽厚在其《华夏美学》中，从18世纪乃至明清以迄近代启蒙思潮的流变背景下，对袁枚的历史地位予以考察，提出了进一步的评价：“清初是传统大总结的时候……袁枚大概就是最能代表明中叶以来这股以男女情欲的解放（所谓‘导欲宣淫’）为基础，来突破儒家传统的近代倾向了。”

对袁枚研究的最新成就，大概是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5月版的《袁枚评传》了，此书为苏州大学清诗研究的著名学者王英志所著。《评传》将袁枚定位于“一位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但他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家，而是一位‘思想学术批评家’”，不过作者的笔墨仍集中在文学领域。

灵犀相通，理解万岁；惺惺相惜，有容乃大！这是一群现代学者对一个古代学者心灵挖掘后的新发现，又是数位大学教授对一个风流才子品行整理后的新评价。不管他们一家之言的权威性、正确性如何，也有理由启迪后来人对袁枚的一生加以重新审视，毕竟对袁枚的学术、思想的全方位研究，仍留有很大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