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东南隅

日出东南隅——我说浙沪

一

日出东南隅，照我楼外楼。

位于东南一隅的浙江，以湖光水影、名山奇峰而闻名天下。在这片秀美的土地上，楼外楼的市廛盛况，山外山的乡野风光，天外天的佛国仙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古今中外人们的眼球。

浙江十分骄傲地拥有五座仙山：“海天佛国”普陀山，“佛宗道源”天台山，“大树王国”天目山，“清凉世界”莫干山和“寰中绝胜”雁荡山；更令人羡慕地拥有五泓神湖：“人间天堂”西湖，“水石盆景”东湖，“梦里水乡”南湖，“西湖风光、太湖气魄”的东钱湖和“千岛、秀水、金腰带”的千岛湖。浙江还拥有各具神韵的五大江流：以“剡溪九曲”胜景著称的剡溪，观潮胜地钱塘江，“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的富春江，有“华东漓江”之称的瓯江以及山水田园名胜楠溪江。

踩着第一缕晨曦，我循着五大江流，以舟代车，亦舟亦步，开始情趣无穷的江南胜地之旅，“剡溪九曲”是我千里之行的起点。

古今众多文人墨客无不为“浙东唐诗之路”这条迷人的古道所倾倒，从镜湖到剡溪，攀天姥游天台，沿途不仅有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胜景，而且有先秦文化、魏晋遗风的流芳。浙江嵊州境内的剡溪是“浙东唐诗之路”最精彩的一段，收载于《全唐诗》的唐朝诗人中，有三百余位曾络绎来此览胜，他们相继在这里种植了数百首诗篇，其中有孟浩然、杜甫、白居易，而大诗人李白更是三次入剡，情有独钟。

开元十四年（726年）秋，李白从广陵（今江苏扬州）出发，渡钱塘，入浙东运河，过镜湖，经曹娥江前往剡中（今浙江嵊州、新昌一带），写下了《别储邕之剡中》：

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

竹色月下绿，荷花镜里香。

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李白还以浪漫雄伟的意境，写下堪称绝世名作的游仙诗——《梦游天姥吟留别》，描述了“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的梦游经历，描摹了辉煌秀丽的剡溪风光和天姥山形象。杜甫也曾壮游至此，以“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归帆拂天姥，中岁贡旧乡”的歌吟点出了剡溪蕴涵的独特韵味。

默诵李杜的优美诗句，追随曾在剡溪月下泛舟的南宋诗人王铚，我也兴致勃勃地撑一支长篙，荡舟于溪，复又徜徉溪畔，真实地体验了古诗人们当年的感受。

辗转来到富春江，我又不知不觉地进入了“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的诗情画意中。流贯浙江中部桐庐、富阳两县的富春江，被唐末诗人韦庄赞为“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南朝梁文学家吴均在写给朋友朱元思的书信中，生动地述说了行旅的见闻和感受：“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南宋诗人陆游面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曾情不自禁地发出感叹：

人间著脚尽危机，睡觉方知梦境非。

莫怪富春江上客，一生不厌钓渔矶。

（陆游《读史》）

陆游说的“江上客”，指的是那位悄然隐居和悠然垂钓于富春江上游七里泷的东汉名士——严子陵。七里泷以“山青、水清、史悠、境幽”而素享“小三峡”之誉，沿江高阁连亘、粉墙黛瓦、飞檐翘角，一片古朴的建筑就是东汉古迹之一的严子陵钓台。这段全长23公里的旅游线被称为“浙西唐诗之路”，与“浙东唐诗之路”极具异曲同工之妙。

顺流而下，就是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钱塘江的亮点是“钱江秋涛”，能够观赏“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的“天下奇观”钱塘潮，是人生一大享受。倘若有幸生活、居住于钱塘江边，昼可看波澜壮阔的潮浪，给人以一种乐趣；夜则可听诗情琴音的涛声，让人有一番遐想。难怪在杭州任职三年的白居易，留下了“群亭枕上看潮头”的永生记忆；而毛泽东则由此产生了“雪花飞向钓鱼台”、“铁马从容杀敌回”的丰富想象。

从浙北迤逦南下，山重水复中，倏然出现一条自源头龙泉出发，在浙南山麓绿荫丛中穿舞翻腾，到龙港汇入东海的大河瓯江。瓯江沿线柳暗花明，揽奇峰、异洞、幽谷、流泉、密林、飞瀑于一域，宛如一条山水画廊；瓯江两岸古风犹存，集晨曦、炊烟、书声、牧歌、鸡犬、燕雀于一炉，又呈现出一种远离尘寰的桃源风情。唐朝诗人张子容有诗云：

无云天欲暮，轻鹄大江清。

归途烟中远，回舟月上升。

傍潭窥竹暗，出屿见沙明。

更值微风起，乘流丝管声。

自北往南注入瓯江入海的楠溪江，江长三百里，与雁荡山风景区相毗邻，逶迤曲折，有三十六湾、七十二滩之称。江水纯净柔和，清澈见底，诚如古诗所云：“楠川山水甲东嘉，十里澄潭五里沙。”江畔名士接踵，履迹叠印，吟咏不辍，诗文如流，有前人留句：“弘景书留真诰迹，谢公屐印绿峰巅。”

迷人的山川、溪流、城镇、风情，无处不宜人，无处不醉人，也无处不引人入胜。这就是位于东南一隅的浙江。

二

七千年前的提前觉醒，四千年来的惨淡经营，终于使浙江成为江南的一朵奇葩，也终于使浙江成为中国的一块福地。

七千年前，当我们的先民还处于梦寐状态的时候，在宁绍平原上一个叫河姆渡的村落里，却已经飘出了缕缕晨炊。这是一群最早起身劳作的中国人，“一唱雄鸡天下白”，他们唤醒了沉睡的华夏大地。然而当中华民族由小而大地成长，巍巍然地屹立于东方的时候，河姆渡的先祖却笑看山花烂漫，悄悄淡出人类舞台，在地下静静地沉睡了。

斗转星移，直到1973年夏，一群余姚江边建造排涝站的原罗江公社的社员，在深挖安装排涝设备的坑基时，铁锨和锄头触动了河姆渡先祖的神经。随着一批骨器、石器、黑色陶器及大量动物遗骸的出土，一个惊天秘密被发现了。河姆渡，这一片位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的无名土地，在一夜间成了中国乃至世界的新闻焦点。

经过考古发掘和科学测定，认定这一长约250米、南北宽约200米，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的区域，是一处距今约6500～7000年内涵新颖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中国长江流域下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文化，第一次发现于河姆渡，因而命名为“河姆渡文化”。这一发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成果之一，被《考古》杂志评为20世纪中国百项重要考古发现之一。

四千年前，一位治水英雄大禹在治理好洪水后，召群臣会聚茅山（今绍兴会稽山），以计其功。按禹的遗嘱，他死后安葬在会稽山下，绍兴的禹陵、禹庙也就成了人们最早祭奠大禹的场所。无论从哪一方面说，与大禹结下最深厚感情的地方，都是浙东历史名城绍兴。四千年来，治水的传说如烟霞般地弥漫在禹王庙内，大禹的故迹像雾霭似的散落于会稽山中。

会稽山下的大禹陵，背山而坐，气势恢弘，形象古朴，一直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古迹之一。这是一组规模宏大、高低错落的古建筑群，由禹陵、禹庙、禹祠三部分组成，占地四十余亩。早在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时，就曾“上会稽，祭大禹”。祭禹后兴犹未尽的始皇帝，又登临会稽山最高峰后来被称为“秦望山”的南山“以望南海”，并命丞相李斯刻石立碑于南山，留下了“会稽刻石”，又称“李斯碑”。西汉太史令司马迁也曾“上会稽，探禹穴”，他的不朽史学著作《史记》较系统地记述了大禹的业绩和夏王朝的兴衰。

千百年来，祭祀禹陵的香火袅袅不熄，朝拜禹庙的足迹络绎不绝，凭吊大禹的诗文绵绵不绝。是英雄，是先祖，是帝王，更是圣人，大禹这个空前绝后的丰碑，树立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中，树立在一个古老民族的心中。

会稽南镇夏王封，蔽日腾空紫翠重。

阴壑烟霞辉草木，古祠风云出蛟龙。

玄夷此日归何处，玉简他年岂再逢？

安得普天休战伐，不令竹箭困输供！

（元·刘基《会稽》）

两千五百年前，在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春秋时代，居于江南的吴、越两个小国也跃跃欲试。它们首先互相小试牛刀，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先发制人，派兵攻打越国，却不料兵败身亡。两年后阖闾之子夫差为报父仇大举伐越，越王勾践败北投降，与妻子一起被押送到吴为奴，在牛马般地伺候吴王三年后被释归国。归国后的勾践立志报仇复国，在整整二十年中，编导了一部传颂古今的以“卧薪尝胆”为主线，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为剧情的历史剧。勾践最终率领越军亡吴，夫差也被赐剑自刎。

尽管勾践的晚年留下了许多憾事，而且因此也屡遭后人谴责，但他所编导的这部历史剧，仍然是历代文人骚客颂歌不绝的题材。尤当外侮入侵的亡国之秋，看到当朝皇帝的含垢忍辱，苟且偷安，有志之士总会想起越王勾践的大智和大勇。曾在元兵攻陷临安后随三宫北往大都，留北十三载的南宋末诗人、词人汪元量访问越中时，登上越王台，亡国之痛的凄凉情感油然而生，写下了怀古伤今的词调：

越山云，越江水，越王台。个中景、尽可徘徊。凌高放目，使人胸次共崔嵬。黄鹂紫燕报春晚，劝我衔杯。

古时事，今时泪；前人喜，后人哀。正醉里，歌管成灰。新悲旧恨，一时分付与潮回。鹧鸪啼歇夕阳去，满地风埃。

（宋·汪元量《金人捧露盘·越州越王台》）

一千八百多年前，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会稽（今绍兴）太守马臻完成了一件千秋大业。他领导民众大规模地围堤蓄水，总纳了山（阴）、会（稽）两县三十六源的溪流之水，形成了壮阔的鉴湖，使绍兴发展成为富庶、繁荣的鱼米之乡。泱泱八百里鉴湖，一碧万顷，水天相映，青山环抱，层峦叠嶂，芰荷芙蓉，菱歌渔曲，被南宋政治家和诗人王十朋盛赞为“人在镜中，舟行画里”。王十朋曾在绍兴当过两任朝廷命官，任职期间遍游越中山水，在一次畅游鉴湖归来时，写了一篇《鉴湖行》，以四句游兴未尽的诗结尾，表达了兴致盎然的心情：

日暮东风吹棹回，花枝照眼入蓬莱。

回首湖光何处是，欸乃声中图画来。

鉴湖建成以后，大批文人不远千里慕名前来观光。六朝时代，北人南迁，名噪一时的王、谢等高门世族，仰慕鉴湖山水，纷纷到此定居。于是，才有了东晋穆帝永和九年王羲之、谢安、孙绰等41人的兰亭盛会和《兰亭集序》名篇，才有了谢安在此的“东山再起”，继而在这里又培育和造就了书法家王献之、山水诗人谢灵运等优秀传人。

一千二百年前，在马臻绍兴治水六百余年后，一位谪迁来钱塘（今杭州）当刺史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看到当时杭州东北至盐官诸县千余顷良田，旱情严重，为建杭州千秋繁盛之根基，就发动民众在钱塘湖中兴筑一道湖堤。此堤就是将钱塘湖分隔成上湖（今西湖）和下湖（今杭州市区）的古“白公堤”或“白堤”，湖水尽蓄于上湖，旱季则放水于下湖灌溉农田。在白居易的著名诗篇《钱塘湖春行》中，曾提及另一条湖堤“白沙堤”：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诗中的白沙堤是杭州民众早年兴筑的一项古水利工程，在白居易到杭州前业已存在，何时何人发起兴筑，没有记载。后来这条路被改名为白堤，名字沿用至今，其中饱含了杭州人民对白居易的真挚情感，是对他在任期间切实为民办事的永久怀念。

一千一百年前，以私盐贩子出身后来成为吴越国王的钱镠，在坐镇杭州的近四十年中，以扩建都城和兴修水利为当务之急，大刀阔斧地组织实施，实实在在地办了几件兴城创业的大事。他首先指挥兵民三度大举土木：扩建府城，修筑城墙；新筑罗城，建造十座城门；扩建王宫所在的“子城”，改建子城内各殿堂。钱镠以大手笔兴建了一座整齐美丽的江南新都，奠定了今日杭州的城池规模和发展基础。其次他组织民众修筑捍海堤塘，又建造龙山、浙江两闸，护田蓄水，自此沿江农业丰收，促进了杭州富足。更有一件功德之举是他对西湖的整治，使西湖得以重现原貌。同时他又组织力量治理钱塘江，使这条贯通东南腹地和系连海外邻国的交通大动脉畅通无阻。

九百多年前，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大诗人苏轼带着失意的心情来到杭州，任职通判。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又一次来到杭州，这次是作为刺史。在两次任期内，苏轼组织民夫，整治西湖，用湖中取出来的葑草和淤泥填筑一堤，即为今之苏堤，将湖一分为二，西为里湖，东为外湖。堤上建造六座桥，在湖水最深处立下三座石塔作为标志。他又挖深茅山、盐桥二河，造堰闸作湖水蓄泄之限，使湖水不入市。苏轼大功告成，素志已遂，杭州五谷丰登、民康物阜。苏堤造福于民众，历史也记住了苏轼。元人尹延高咏赞道：

翰苑仙人去不还，长留遗迹重湖山。

一钩残月莺呼梦，诗在烟光柳色间。

八百多年前，赵构逃奔江南并在临安（今杭州）建立了南宋朝廷，使杭州一跃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确定了持续一百五十年之久的古都地位。搬到西湖边上长住的南宋君臣，为享人间天堂之福，大兴土木，把西湖极大地整治改造了一番。此时“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是孤山”的西湖画面，简直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美景再版。时人林升曾写了一首著名的讽谏诗《题临安邸》，诗云：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清朝钱塘诗人袁枚在其诗文《湖上杂诗》（之一）中毫不留情地指出：

凤岭高登演武台，排衙石上大风来。

钱王英武康王弱，一样江山两样才。

同样为杭州城的建设下了工夫，但是与一位平民帝王钱镠相比，南宋开国之君宋高宗赵构显得何等渺小而可怜！

三

上下七千年，方圆十万里。有谁知道，在浙江这片古老而丰饶的土地上，究竟涌现出了多少俊彦英杰，留下了多少美谈佳话？

吴越胜地从来都是藏龙卧虎之地，差不多历代都有龙蟠凤逸之士在此出现。从古至今，这里先后产生了“古越十二巨星”、“湖上三杰”、“辛亥三英”、“阳明学派”、“浙东学派”、“浙西词派”、“青藤画派”、“海上画派三巨匠”、“中国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和五大文豪”。

悠久而独特的越文化成了浙江的性格名片，僻居浙东的小城绍兴，用漫长的历史岁月印制了这张精彩名片。在绍兴这个浙东名士乡，留下了太多的小城故事，那十二颗伟大的古越巨星——三“王”（舜王虞舜、禹王夏禹和越王勾践）、三“圣”（书圣王羲之、诗圣陆游和画圣徐渭）、三“家”（文学家鲁迅、教育家蔡元培和革命家周恩来）、三“女”（烈女西施、孝女曹娥和侠女秋瑾），在浙越和中国古老的文化沃土上光前耀后，传扬万代。

无缘成为古代人杰中心的杭州，却有幸成为“湖上三杰”和“辛亥三英”的落户之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宋孝宗即位后，颁诏为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使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得以埋骨于栖霞岭下。明朝忠良于谦在京城遇难，遗骸由家人运回故乡，葬于西湖的三台山。晚明兵部尚书张煌言生前十分留恋西湖山水，敬慕长卧湖畔的岳飞和于谦，曾赋诗曰：

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

高坟武穆连忠肃，参得新祠一座无？

当他被清军逮捕后，誓死不降，慷慨就义。一批爱国乡绅遵照志士遗愿，将其安葬于岳飞墓与于谦墓之间的南屏山下。此后，人们将岳飞、于谦、张煌言尊为“湖上三杰”。

清朝末年，全国反清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秋瑾、徐锡麟和陶成章与绍兴同乡领袖蔡元培一起，成为辛亥革命在江浙一带的主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鉴湖女侠秋瑾以家乡绍兴为中心，发动了震惊中华的反清革命斗争，英勇就义。徐自华等秋瑾生前好友根据志士遗愿，几经周折，终于在离岳飞墓不远的西泠桥畔为她找到了合适的安身之所。后来秋瑾的生死战友徐锡麟和陶成章也被移骨杭州，埋葬在青山环抱、竹木掩映的凤凰岭南天竺。“辛亥三英”终于在死后会师杭城，同眠西湖。

继三英烈之后，又一位辛亥志士、国学大师的忠魂姗姗地走进杭州，他就是章太炎。章太炎生前十分敬慕张煌言，有“生不同辰，死当同穴”的夙愿，为遂其愿，后人将其墓建于西子湖畔南屏山上张煌言墓的邻侧。

文之源泉，士之渊薮。自东汉王充的唯物论思想出现以来，在浙东地区乃至全浙土地上，人文精神和学术研究日益繁荣，硕果累累。明清期间，由王守仁创立的阳明学派以及以黄宗羲为首的浙东史学界，堪称当时哲学界、史学界的两大楷模。晚明徐渭开创的一代画风深刻地影响着后人，使浙江成为青藤画派的发祥地。而其后林立于江南一带的画派中，蓝瑛为首的“武林派”、项元汴为主的“嘉兴派”、上虞许璋等人的“越山派”也各露峥嵘。

自宋以来，浙江优秀人才不断涌现。继南宋诗人陆游、王十朋、杨维桢，元朝书画家、文学家赵孟頫，元朝画家王冕之后，一批文学、艺术、政治、哲学领域的人杰纷纷浮出明清两朝，其中有明朝的大臣、诗人于谦，理学家、教育家王守仁，画家徐渭、陈洪绶，小说家凌梦初，思想家、哲学家朱舜水，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南明大臣、诗人张煌言，文学家王思任、张岱、祁彪佳，理学家刘宗周，戏曲家王骥德，医学家张景岳；清朝的史学家章学诚，词人朱彝尊，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戏曲家洪昇，思想家、文学家龚自珍，学者李慈铭、平步青、姚振宗等。

19世纪中叶，中国近代社会进入动荡的年代。上海在英国迫使下开埠，一跃而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埠，人称“十里洋场”。一个融古今土洋为一体的近代新画派——海上画派在上海诞生，并一跃成为中国晚清画坛上声名鹊起的画派。这一画派向世人推出了一批名满近现代画坛的巨匠，使得上海这座新型都会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始终是中国书画界的半壁江山。

海上画派的先驱者和晚清海派金石书画家之一、会稽（今浙江绍兴）人赵之谦，以其高超独到的艺术成就，成为近代的绘画巨匠，对新一代上海艺术家产生深刻影响，促进了海派绘画流派的形成。海上画派在前期以任颐（任伯年）为高峰，晚期则以吴昌硕为巨擘。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任颐一改清朝人物绘画的颓势，成功地融古创新，在人物画方面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成就；浙江安吉人吴昌硕更以篆刻、书法、绘画三艺精绝，被公推为艺坛泰斗，成为“后海派”艺术的开山代表、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

与三位画坛巨匠不同，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笔是用来写文章的，他用手上的那支“金不换”，勇敢地挑开了阴云密布的近代中国的历史星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现代文学的一面旗帜。鲁迅是中国的光荣，更是其家乡绍兴的骄傲。

出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的茅盾同样是古镇之光。子夜无眠，笔唤曙光，这位现代著名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其大手笔写下了长篇小说《子夜》、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等杰作，使自己不仅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而且也成为“社会分析派”的典型代表作家，他所开拓的革命现实主义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有着卓越的贡献。

当年有新月派“盟主”之称的诗人、散文家徐志摩，在年仅34岁的英年就悄悄地走了。但他的诗歌、散文、小说和剧本，却并没有随他“悄悄”而逝，尤其是那篇画一般的抒情诗——《再别康桥》，更成为传世之作，为一代代的少男少女们吟咏不绝。这位布尔乔亚诗人的爱情婚姻也常为后人唏嘘长叹。他是浙江海宁县硖石镇人。

“大堰河”的儿子、现代诗人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也是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继郭沫若、闻一多等人后，又一位推动一代诗风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人。这位永远热爱并不断歌唱“土地”、“太阳”的诗人，曾被打成“右派”并在边疆劳动改造20余年，但他诚挚而强烈的感情并未被漠北的寒风吹散。艾青在世界上也享有盛誉，被智利当代著名诗人聂鲁达誉为“中国诗坛泰斗”。

从浙江富阳走出来的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郁达夫，以其作品在沉沦中发出悲愤的呐喊，使那个时代的人们感到震撼。但他在南洋从事抗日活动时诡秘失踪，生死之谜至今没有解开。胡愈之曾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生于杭县（今浙江杭州）的著名文学家、电影和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夏衍，以《野草》的形象活在杭州和中国人民心中。他在市民家庭司空见惯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中，提炼出的优秀剧作《上海屋檐下》；他亲自深入东洋纱厂采访调查，以无声的控诉、含泪的鞭挞写下的脍炙人口的报告文学《包身工》，都成了他金光闪闪的名片。

一大批在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出版等领域中的卓越人才，在浙江这片沃土上如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浙江的近现代名士，诸如绍兴诗人、文学家刘大白，绍兴传记作家许寿裳，绍兴散文家周作人，上虞学者、出版家胡愈之，上虞电影导演谢晋，嵊州作家魏金枝，德清古典文学研究家、文学家俞平伯，镇海小说家鲁彦，宁海作家柔石，宣平诗人潘漠华，义乌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杭县诗人戴望舒，慈溪作家邵荃麟，象山作家殷夫等，与鲁迅、茅盾等大文豪一起，共同建设了西湖之春。

春风化雨，绿了浙江，绿了江南，也绿了中华大地。

四

让我们将历史的时针倒拨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让那一幕中国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冲开市场经济闸门的镜头，重新映现在我们的眼前。亲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即使在时隔1／4世纪后，对当时那场开始动摇国营经济神圣基础的重大改革，仍会感到激动和振奋。

1978年冬，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在一张包产合同书上按下了一个个鲜红的手印。质朴的农民伸出粗糙的手指，无非是为了讨米、生存，他们当然不可能意识到，这张合同书竟成了砸毁人民公社“大”砖“公”瓦的宣言，也吹响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

但这种小农经济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临时和短暂的。成为独立生产者后初尝温饱甜头的农民也很快发现，如影随形的贫困问题并未因手中有了小块田地而彻底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贫困的根源恰恰是他们拥有的这小块土地。

不久，在探索中前进的中国农村，开始了双管齐下的改革：一是重走集体路，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模式和生产方式的革新；二是发展乡镇企业，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企业中。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同意将社队企业改称乡镇企业，并指出乡镇企业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是广大农民群众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乡镇企业的名称第一次公开出现在“红头文件中”。

一个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终于在神州大舞台上拉开帷幕，为以农为本的中国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极好的时机。对居住于一个资源小省的浙江人来说，改革开放政策也无异于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在过去长达三十年的困难条件下，浙江经济特别是工业建设的发展一直保持着蠕蠕而动的蜗牛速度。一方面，台海前线长期绷得很紧的弦，使这片东南之土不得不奉命处于蛰伏的“战备”状态；另一方面，被形象地概括为“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人均资源拥有量非常低，人均土地只有0．5亩，矿产资源仅占全国平均数的4．9%，而且95%的一次性能源需要依靠从外省调入。

然而，历史悠久、教育发达、人文资源极为丰富的浙江，有一个十分宝贵的优势，那就是“人和”。凭借着“人和”——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互助的作风、吃苦耐劳的性格以及足智多谋的头脑，浙江人各显神通，硬是闯过了三年困难、十年“文化大革命”。在勤奋的浙江人中，义乌人沿袭着祖辈穿街走巷经营的“鸡毛换糖”小本生意，奉化人以一手精湛的裁剪手艺忠诚地为他人制作着“嫁衣”，经营肉粽、萝卜干成了嘉兴人和萧山人的经典行当，而绍兴人则坚定不移地固守着传统的“老三缸”——酒缸、酱缸、染缸。为了养家糊口或为了淘金发财，一部分敢于“吃螃蟹”的浙江人循着乡人前行的足迹，走出了家门，走出了国门。绍兴人的飞翔轨迹仅仅局限于沪杭，主要栖息地是大上海；而温州人却不一样，他们不飞则已，一飞就越洋过海，旅居海外。

三十年的艰辛还包含十年动乱的辛酸终于过去了，改革开放政策的“金梯”从天而降。不利的地域劣势是无法扭转的，而思想的冻冰仿佛在一夜春风中融化了，浙江人的眼前倏然一亮，似乎看到了一条发展致富的金光大道。

1983年11月16日，一位鲜为人知、貌不惊人的“小裁缝”——步鑫生，一步跃入了中国新闻界的最高殿堂，他的名字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人民日报》还在关于他的通讯报道前，发表了非同寻常的“编者按”：海盐县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创新的精神值得提倡。对于那些对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

1984年的新闻界成了步鑫生驰骋的天地，这一年几乎中国的所有传媒，都在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浙江的这个小人物，连他的口头禅也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语：“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谁砸我的牌子，我就砸谁的饭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令人耳目一新。

尽管步鑫生在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舞台上做了一番短促的表演后，就步履匆匆地退到了后台，然而历史却已经将他记录在案——这个海盐县的小裁缝，是第一个吹皱计划经济一池死水的英雄；这个钱塘江畔的弄潮儿，又成了第一个遗憾地被湮没于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溺水者。

“步鑫生现象”留给人们沉重的反思和痛苦的叹息。但浙江人并没有因一出短剧的失败望而却步，他们面对充满诱惑力的“天梯”，面对走向现代化的未来，开始了新的攀登、新的冒险、新的探索。穷则思变，20世纪80年代中期，敢为天下先的温州人在一片非议和贬斥声中，构筑了一个“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与当时在苏州出现的“苏南模式”，成为耸立于中国大地互相对峙而又彼此呼应的双峰。这是两个在所有制上截然不同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指在地方政府主导下致力于发展乡镇集体经济的模式，“温州模式”是指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私营经济（现在的民营经济）的模式。

大胆的改革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温州模式”使一座由于历史、地理、交通、资源等方面的劣势而造成极度贫困落后的浙江省第三大市，迅速改变了面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工业经济长足发展，商品经济快速繁荣，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农村也开始摆脱贫困，走上了富裕之路。在无可置疑的事实面前，“温州模式”不仅最终被认同，而且迅速在各地移植和推广。温州人的实践对促使人们转变观念，推动将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

“温州模式”已载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史册，浙江以温州人独创的致富之路、发展之路，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新的贡献。

一石激起千层浪，“温州模式”的连锁反应，在浙江省生产、流通两个领域引起了巨大反响。在资源非常稀缺、基础十分薄弱的困难条件下，浙江人独辟蹊径，使用再生资源对产品进行生产加工，自发形成了三种各具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以金属再生资源作为原材料依托，发展和提升本地传统产业，打造出“中国五金之都”的“永康模式”；以拆解、分类与加工进口的废旧电器、五金等固体废弃物，大量向周边地区输出成品、半成品，打造出全国最大的民营汽车、摩托车基地及服装、机械生产出口基地的“路桥—温岭模式”；以回收废塑料、废金属等再生资源，形成塑料模具、电子电器、机械仪表等支柱产业，打造出中国家用电器生产出口基地的“余姚—慈溪模式”。

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专业市场在浙江应运而生，浙江人在发展市场经济道路上跨出了坚实的一步。“办一个市场、兴一种产业、富一方百姓”，专业市场的发展，使浙江省成为全国闻名的“市场大省”。这一令人耳目一新的创举，既是对正统的流通领域的公然挑战，也是对沉闷的经营方式的一掌猛击。在蜂拥而起的各类专业市场中，义乌小商品市场、绍兴轻纺市场、永康小五金市场、海宁皮革市场、嵊州领带市场、鄞县服装市场等特色产业集聚区和一大批产销基地脱颖而出，而义乌小商品市场和绍兴轻纺市场又很快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两者还同时被冠以“中国”的头衔。

义乌的中国小商品城，是由“鸡毛换糖”的农民摆小摊拉开序幕的。自1982年义乌县委将摆小摊的“资本主义尾巴”视为合法化后，风雨十二年，义乌的小商品市场经过四代更新，借助于市场规模、商品种类、经商网络、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最终发展为拥有28个大类近32万种价廉物美的农副产品和日用商品的庞大市场，成为全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流通中心。义乌人念的是“无竞争艺术”的生意经，做的是薄利多销、良性互动的小生意，开创了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义乌模式”。“义乌模式”的实施，完全改变了贫穷落后的义乌的面貌。

绍兴中国轻纺城堪称“义乌模式”的姊妹篇。素有“纺织之乡”之称的绍兴，纺织业经过五次革命，形成了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独具特色的块状经济、规模经营的专业市场和比较先进的技术装备于一体的产业优势。在这种独特优势的基础上，中国轻纺城也从一条“布街”发展成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多、成交额最高的纺织品专业市场，号称“世界布市”；绍兴县也被称为“一块布托起的一个城市”。不少最初怀揣千元、苦力打拼的小个体户，而今已成为身家亿万、在国际商海得心应手地“冲浪”的轻纺城业主；而许多轻纺城的主力客户，也从风尘仆仆地奔波南北的小商贩，摇身一变成为常驻绍兴的国际贸易公司老总。

从步鑫生到轻纺城，浙江人首创的各种具有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全省东南西北四面开花、八方结果，走出了一条农村欠发达地区“再生资源利用—产业集群—专业市场—民营机制”四位一体的发展经济、脱贫致富之路。百花齐放的模式，使浙江省在顷刻之间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的耀眼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道路上，一个素不为人注意的绍兴小镇杨汛桥，以骄人的成绩浮出水面，杨汛桥人在沿袭“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他们的创新表现在：一是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以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良性互动发展和建设的道路；二是走出了一条冲破本土家族企业小本经营的怪圈，与国际市场直接接轨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道路；三是走出了一条通过工业反哺促进物质财富的全社会共享，推动和谐社会和小康新农村建设的道路。

封闭了三十年的浙江，从此走出了原地踏步的怪圈，从石板路走上了高速路；沉寂了三十年的浙江，从此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从穷家陋屋一步跨进了现代化的国际俱乐部。

五

万里长江奔泻东海，在入海口形成了一片冲积平原。上海就位于这片坦荡低平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前缘，因而人们也把上海称为“上海滩”。

长江冲击而成的上海滩，为上海先民提供了最初的繁衍生息之地，马家浜文化是六千年前“上海人”生活在母系氏族公社的最早见证。上海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两千五百多年前，春秋时上海属吴国，吴王寿梦在今松江县建造了一座馆舍，命名“华亭”。战国时这一带成为楚国贵族春申君黄歇的领地，“申”的称呼也因此传了下来。上海另一简称为“沪”，“沪”的原意是近代上海渔民制作的一种专用于海边捕鱼的工具，这一称呼具有鲜明的滨海渔村特点。

几个世纪以来，上海一直是个小渔村。宋淳化年（991年）间，随着经济发展和商贸繁荣，商船选择了今天的黄浦外滩作为停靠码头，河西岸遂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港口和商业中心，上海镇也就应运而生。到南宋时，上海商船云集，运输繁忙，地位日益重要。当1292年元朝在此独立设县时，浦江两岸已成了市廛繁盛、商舶云集之地，上海也成为在海内外与泉州、广州齐名的开放港口城市。

上海的经济发展史，在明朝翻开了新的一页，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纺织和手工业中心。正当上海一步步走向成功时，明清统治者推行的“海禁”政策，釜底抽薪般地扼杀了上海借以发展的对外贸易和沿海商业。在欧洲千帆竞驶世界的年代，中国却逆流而行进入了锁国时代，也把上海逼进了死胡同。

1842年8月，英国舰队开到南京城下，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接着又迫使清政府订立了《虎门条约》。根据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上海成为英国指定的通商口岸之一，同时英国还攫取了在通商口岸租地造屋的特权。1843年11月27日，上海正式开港通商，史称“开埠”，从此上海翻开了血和泪的一页，也开始了历史的变革和发展。

开埠后的上海，经济上走上了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政治上则不得不忍受半殖民地化的屈辱。租界作为西方列强建立在中国土地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各国骗子、流氓、罪犯、投机商麇集和发家致富的“冒险家的乐园”。历史不会忘记烟、赌、嫖在租界内的泛滥和酿成的无数悲剧，历史也不会忘记那些靠贩卖军火、鸦片和经营房地产一跃而成百万富翁的西方诈骗犯，历史更不会忘记外滩公园门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英文告示留下的耻辱。学者、诗人何绍基目睹上海的租界，在《沪上杂书》（五首之一）诗中流露了深深的忧国之叹：

新闸才开老闸过，楼台金碧照江波。

愁风闷雨人无寐，海国平分鬼气多。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李鸿章在上海设立制炮局，继而成立了被称为“中国近代工业滥觞”的江南制造总厂。十年后，他又邀请华商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企业。19世纪后期，上海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企业应运而生，先后涌现出一批民族资本企业，其中有发昌机器厂、公和永丝厂、同文书局。20世纪初以“四大公司”著称的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共同创造了近代上海商业的繁荣。而近代中国两大私人民族资本企业——被称为“面粉、纺织大王”的荣氏兄弟集团和被称为“煤炭、火柴大王”的刘荣生集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崛起的。

开埠通商客观上也产生了一个结果，使上海率先走出了与世隔绝的闭锁状态，成为近代科学和西方文化最早落根和传播的地方。1843年，上海诞生了第一个译书机构——墨海书馆，随后又陆续出现了美华书馆、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格致汇编社、益智书会、广学会、译书公会等机构，出版了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科学家为代表的科技著作。

为了达到按西方模式改造中国、扩大政治影响的目的，欧美各国在上海创办了一系列学校、报刊和医疗卫生机构。徐汇公学、裨文女塾、文化女塾、明德学校以及圣约翰大学、震旦公学、沪江大学等学校，英文的《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和中文的《上海新报》、《申报》、《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等报刊，徐家汇藏书楼、震旦博物院、亚洲文化北华会图书馆、上海自然历史博物院等图书馆和博物院，以及仁济医院和其他16家教会医院，这些早期的文教机构，都为传播西方文化做出了贡献。

较少传统观念和保守思想的上海人，以平静的心态和开放的态度，审视、吸收了这一股来自异域的文化潮，并使之融合于本土文化。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专家和文化艺术界的名流云集上海，使上海成为与北京齐名的中国又一文化中心，并创造出了具有兼收并蓄、土洋结合、中西合璧特点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发端于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人的艺术创作，经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引入舞台机关布景后，继而扩大到戏曲文艺、学林百科、商品百货、中西餐饮。在趣味上雅俗共赏及在技巧上融会中西的海派文化，已经成为近代上海都市文化的象征和生活景观的映照。

开埠后的上海，失去了渔舟夕归、牧歌晚唱的宁静时日，西方国家的压榨和剥削，外国商品经济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冲击，使上海的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人民生活日趋贫困。1853年9月7日，以上海下层民众为主体的小刀会举起义旗，在自己土生土长的城市里，演出了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是最先在上海历史舞台上登场的革命者。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继在上海问世。随着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由日归来，1904年，江浙一带知识分子在上海成立了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推动了华东五省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1911年7月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直接策动了武昌起义。为响应武昌起义，于右任等同盟会和光复会会员于11月3日发动上海起义，革命党人随即成立了沪军都督府。

辛亥革命失败后，1915年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站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随着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到上海，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也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与此同时，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创办了《共产党》月刊。1921年7月23日，毛泽东、董必武等13位来自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在上海秘密地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主义在这块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土地上萌芽，是历史的必然，是革命斗争发展的结果。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的三十年中，野火春风斗浦江，上海先后经历了五次血与火的洗礼。1925年5月30日的“五卅”惨案震惊全国，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全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高潮。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将整个上海推入了白色恐怖的无边黑夜。

“九一八”事变以后，驻守淞沪的第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指挥下，奋起抵抗，这场壮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极大地鼓舞了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热情。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一个多月，上海军民在“八一三”闸北抗战中，又将一曲慷慨悲壮的战歌载入史册。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飞越长江天堑，陈毅、粟裕指挥的第三野战军迅速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当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这座英雄城从此获得了新生。

年轻的上海城没有留下多少古人故宅和墓冢——元朝棉纺织革新家黄道婆，明朝科学家徐光启、书画家董其昌、诗人陈子龙以及抗清名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等乡梓先贤，都是上海的骄傲；还有一位厦门人、抗英爱国将领陈化成，血染吴淞，身埋上海，为上海增添了荣光。

然而，上海却保留着六幢现代名人故居，六位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曾经居住于此。这六个光辉的名字是：孙中山、宋庆龄、毛泽东、周恩来、鲁迅和邹韬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的半个多世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局势动荡不定、风云变幻莫测的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国曾几度经历生死存亡之秋，几度陷入刀光剑影之乱。历史呼唤民族脊梁，时代需要中流砥柱，六个伟人的出现，使人们在风雨如晦的乱世，看到了“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光明前景。

时过境迁，“文化大革命”后，上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并在随后的三十年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新住宅区和新建筑物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随着旧街道的逐步改造加宽和新马路的不断建成，使“大”上海更具特色，“小”境界顿时变大，十里“洋”场真正靓了起来，洋了起来。由于浦东的开发开放，使这片与浦西仅一江之隔，但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上海老市区的宝地，成为“进入中国经济的大门、打开中国市场的金钥匙、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桥梁”，不仅为上海发展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更让大上海锦上添花。

一座与新外滩隔江相望、号称亚洲第一和世界第三的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犹如一串从天而降的明珠，散落在上海浦东这块业已开始雕琢的玉盘上。白天在阳光的照射下，珠塔和玉盘闪烁着耀人的光芒；入夜巨大的球体在五彩灯光的装饰下，光彩夺目，群星争辉，更显得晶莹剔透，与浦西外滩的建筑群和灯光交相辉映，展现出现代化大都市的迷人之夜。大上海的新规划和以珠塔为标志的一系列上海新建筑的出现，使上海跻身于当今世界最“洋气”的都市。

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0月31日落下帷幕的上海世博会，以“和谐城市”的理念回应了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诉求。“世博外交”盛会，又以大上海为展品，向世界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表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互鉴、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理念和愿望。上海世博会的空前盛况，在人类文明进步的画册上，描绘了五彩斑斓的一页，而上海这颗“东方明珠”也以其美好形象，让七千多万参观者带走了做不完的彩色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