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跷的“反标”大案侦破记

(长春)

长影“革委会”成立后，我被安排到它的“政工组”工作。首项任务是办一个长影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展览。地点在摄影四棚。展览以图片和文字为主，少有实物。内容是表述批判新中国成立以来长影在电影创作生产上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种种问题。组织上给我调来了几位干将都很有能力，他们是刘文华、陆建华、华克，中途又加进了陈家林(他们不久后都当了导演)。在工作中难免有些意见不一致，发生争执，有一件事值得回忆、反思。记不得是哪位老兄提出，电影《平原游击队》也是修正主义路线产物，要列出来批判。但其他人反对。过来人都知道，那个年月电影院放映的老电影极少，比较有影响的就是《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等几部，很受欢迎，反复放映，《平》片怎么可能也被打入冷宫?我用开玩笑的方式平定了这件事。我说：“你们三位的名字里都有个‘华’字，总不能让人家叫咱们‘三华有限公司’吧，什么都‘无限’上纲上线，咱们还是办‘三华无限公司’好。”那个年月都讲究宁左勿右，生怕犯错误，说事者也不见得是那么想，但就那么说了。展览顺利办完，得到了军代表、革委会副主任戚惠林的肯定，至此，又让我去抓“解放干部”的工作。

“解放干部”就是把经过“文革”考验、审查后合乎标准要求的以往各层领导干部重新起用。这项工作很有意义，很有价值，可是我做了不长时间，又接到指示，让我去参加一个侦破“反标”的专案工作了。

“反标”是反动标语的简称，其主要指的是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标语、口号、图画等东西。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长影的大院内和各个宿舍区，发现的“反标”有40多起，均未破案。我参加的专案组应该算是第一大案，因为是在厂内发生的，情节很严重，破案拖延的时间也很长，而且已经锁定的目标嫌疑人只有一个，成立了几次专案组，硬是没突破。据有关人员介绍，群众组织审查时都搞过逼、供、信，嫌疑人死活不承认。这次的办案人员已经有两位老同志，都是党员。一位是刘振中(制片)，另一位是王枫(导演)，我被调去是为了加强力量。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领导的意思是希望加快进度，早日结案，因为它的影响面很大。

我进专案组后，两位老同志很信任，详细介绍了以往几次办案的情况，并给我看了作案证据和诸多审问记录。这是一起什么样的反标大案呢?手头证据是一张群众组织木刻的毛主席画像，单一红颜色，画像下边的文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问题出在画像和文字上面都有几种彩色粉笔画的叉。这叉是谁画的?他为什么要画这个叉?从以前办案人员积累的嫌疑人多次口供和一些证人材料看，现在的嫌疑人的确是个目标，而且是唯一的目标，那目前的症结在哪儿?一是没有任何直接证人和证据认定就是他干的；二是他死活不承认，因为谁也没有当场抓住他的手脖。按常理说，这肯定是个无法了结的“无头案”了。不过，我喜欢“啃硬骨头”，很想从嫌疑人多次口述的发案时他的行踪细节和证人写的旁证材料中，发现点什么要害的蛛丝马迹。

侦破案件本应是公、检、法专业部门的事，可是“文革”时期它们通通被“砸烂”了，失去了职能操作；现在由我们这些人办，可得学点专业知识、专业技巧，尤其面对这种老、难的尖端政治大案。我向组织上提出了去省政案组咨询、讨教的请求。厂革委会给我开了介绍信，前往。“政案组”就是政治案件审查领导小组的意思。接待的同志先听了我的简要汇报，而后给予些指导。因为我提出的是画叉作案，他专门介绍了几种这方面的成功破案先例。能记得清的有两例。一例是发生在某单位宿舍楼门口的黑板报上，要害的内容部分被人用手指给画了叉，叉掉的是粉笔写的字。它的侦破要点是，这个画叉的手指上带有的小鱼刺留在了黑板上。经分析，嫌疑人是吃完饭走出楼门时，刚抠完牙缝里的鱼刺，顺手在黑板上画的叉。所以，就调查那一天这个楼里都谁家吃了鱼，吃的什么鱼，结果调查清楚了，只有三家吃过鱼，其中一家吃的是油炸小鱼，进一步查实核准是这家男主人干的。另一例是犯案人画叉时有个用笔习惯，画叉是一撇一捺两笔，他第二笔捺画到结束时爱带出个回勾，无论用什么笔，在什么地方书写都如此，找出了这个细节规律，也很快查实破案了。

学习回来，我找嫌疑人谈话。改变以往他人严肃审问架势，我以一种帮他解决问题，与他共同研究问题的方式交谈。有时也让他当侦破人，帮助我分析案情，看看能不能寻觅出他人作案的可能性。有一次我还干脆帮他解脱，寻找一切理由证实不是他干的……当然，也得随时给予政策引导，帮助他分析自己的利害和前途。几番过后，费去了不少时间和脑筋，突然有一天他对我说：“老崔呀，咱别再瞎寻思了，是我干的，但我不是反对毛主席，我是因为……”于是讲述了他的作案动机和前后过程。

他说，自己因为工资低、孩子多，生活困难，每年都申请补助。这一年我又申请，管事的人居然没批准。他很恼火，去找他们据理力争。他说：“现在都‘文化大革命’了，我们当群众怎么还受欺负?”言辞不当，争吵起来。他很气愤，把门一摔，走出办公室，拐到走廊时刚巧看到墙上贴的这幅宣传画，地上还有半盒散放着的彩色粉笔。他左右看看没有人，于是拿起几根彩粉笔就在画上打了两个大叉。心想，你们不让我好受，我也不让你们安稳，就在你们家门口出现这种事，看你们怎么遭罪吧!最好让别人怀疑是这个屋里的人干的。当我最后确定他是真心诚意坦白交代时，就与他核实证人提供和调查组了解到的一些细枝末节，基本都对上了。关键的关键，调查的材料证实，在发现“反标”第一人报案之前和没有看到“反标”的最后一人之后，这段不长的时间里只有他一位嫌疑人在场，他也讲了为什么从前死活不承认的原因。他说，本来是一起栽赃陷害别人的赌气勾当，没承想自己却成了反毛主席的罪人，这要承认了可是个天大的问题啊!掉脑袋的事都可能发生。

一个老、大、难的“反标”大案，居然给侦破了，全厂上下轰动，感到新奇，领导马上让我写总结经验材料。我思考，看似难的事如果能认真科学对待也可以能就找到解决的路子。要说总结，不外乎这么几条：首先是案发当时的事实有详细、准确的记录材料、旁证材料和嫌疑人的不善言辞、不太会编假话的交代材料。这是前办事人员的功绩。不过得会使用这些材料，从材料本身和材料之间对比中发现问题，引起思考琢磨；其次是要善于研究人，已经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嫌疑人，就得反复与他接触、交谈，在不断交流中察言观色，留意不同的表情、语气变化，在关键点上会有紧张、言语不顺、眼神恍惚，甚至躲避你的注视，等等。你抓住了马上追问，对方往往都无力应对；三是要讲政策，指方向，给出路，当年常说的话叫“做人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是把敌我矛盾的事先当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法运作的。因为没侦破前他只是个嫌疑人，嫌疑就可能是，可能不是。如果一上来就把对方当成“是”，先入为主，顶上牛了，剩下的办法也只能是无休止的对抗了。也是我们的运气好，上边的政策是继“解放干部”之后又要促进各种案情的收尾处理了。北京传来的北大、清华和某个工厂的经验叫“竹筒倒豆子”，意思是不拖泥带水，痛痛快快地了结，政策也放宽松了。所以，结案很顺利，与上级有关领导研究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名称叫“现行反革命行为”。主要根据和理由是：1.没有反革命动机，是恶作剧行为；2.是自己主动交代的，态度好；3.这个案子处理好了可以推动其他案子早日结案。为此，又额外加了个任务，让嫌疑人在大会上发言，讲述自己涉案经过和自我解脱的思想变化经历。他怎么可能讲好?写发言稿的代笔任务落在了我的头上。他在全厂大会上的发言获得了掌声。领导又要王枫写“讲用”材料(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简称“讲用”)。王枫同志不善笔墨，推托了几次才勉强接活儿，可是等到省直机关领导第二天要来听汇报时，他声明没写出来，撂挑子了。怎么办?领导又找到我头上，办法是让我把写完的总结经验材料改一改，适当加些毛主席语录就行了。我连夜奋战，吃着饼干，抽着烟卷儿，喝着白开水，把“讲用”发言稿写完了，第二天一早，脸也没洗就去一个小会上“讲用”。领导听过很满意，当场决定这个“讲用”材料要去省直机关大会发言。用现在的语言形容，这下子可“火”了!但压力也来了，要求我进一步把这个“讲用”材料修改好。

“讲用”材料修改完后交了上去。有一天，王枫找我去他家坐坐，还很客气地做了几个菜，请我吃饭。喝酒言谈中说了一个事，大意是去省直机“讲用”的事，组织上安排他去，推让了几次也不行……我说，本来定的就是你去讲，你推让啥?他说，好多事是你干的，材料也是你写的……我说，咱们是一个专案组，谁去讲都代表这个组。再说，你是老成员、老党员，派你去很合适。王枫如期去省直讲用，回来说反应不错。大会还送给我们组“红宝书”(毛主席的著作)了。我们欢迎王枫开会归来时和工宣队李金荣师傅一起拍了一张合影照，王枫居中手捧红宝书。说到这儿，我和“破反标案”这件事该画上个句号了，可是意外的事找上头来，说它是“意外”，当然不是好事。

在反标案攻破后的那些日子里，有不少对我不利的情况反映传到了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委会领导的耳朵。一次工宣队李金荣师傅找我谈话，询问了一些问题。我一听，脑袋就“炸”了，这是有人打小报告要暗害我呀!气不打一处来，当场我用事实澄清是非，让李师傅去调查了解。过后我想，是不是我总得到信任和重用让别人记恨了?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按工作任务认真完成的，从来没有什么非分遐想，也没炫耀自鸣得意，怎么躺着就中弹了?刚好，这个时候又要安排一些人去“五七”干校锻炼，大家纷纷报名参加。我也报了名，心想，别老是去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也该躲躲清静，远离是非之地了。很顺利，报名很快被批准，我很高兴，能轻松一下了。

临行前在厂主楼二楼走廊遇到了老制片主任杨文浩同志(当时他被“解放”后任艺术片室副领导)，他说：“我正在找你，和你说个事。李师傅(管艺术片室的工宣队领导李金荣)说了，你那些事弄清楚了。你如果不想去‘五七’干校就不用去了。”澄清了是非，我很轻松，说：“去干校和这个是两码事，我还是去干校锻炼锻炼好……”杨文浩看我的意思已定，又说：“去干校也可以，李师傅说了，看看你是想当连长还是当连指导员?”我回答得很干脆：“什么也不当!我也该当个普通‘五七’战士锻炼锻炼了。”我真是这么想的，可是别人听了会感到我有情绪，语调中就可能带出点气来。也或许有人知道了这事，还认为我清高自傲不识抬举呢。至此，我可以不再被“重用”，真的能轻松一下子。可是，没那么简单，没过多久，领导们又把写“五七”干校总结的任务压到了我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