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著名诗人鲁藜，史称他为我国“七月派”的代表诗人，但更是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诗歌的杰出代表，50年代初，他仍然放声歌唱。他的诗歌以歌吟延安革命圣地和晋察冀抗日边区而著称，代表作有《延河散歌》《泥土》《青春曲》《醒来的时候》《夜葬》《素描》《北方的春天》等等。其诗风清丽朴实，蕴含着深邃的哲理。他既擅长写精致的短诗，也有数十行的长诗和叙事诗行世。倘若深究其艺术传承的本源，当是来自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力求精练优美；另一方面是从外国文学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从表现技巧到语言诗式都有明显传承的效应。
鲁藜是一位穷苦的越南归侨，没有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仅有初中文化程度，学过法语。他全凭刻苦自学和艺术天分，却能创造出惊人的诗歌成就。历来的诗人作家在成长过程中，必须不断地提高艺术修养，创造性地运用中外的文化资源，努力探寻自身的发展途径。诗人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这是有其历史踪迹可寻的。
其一，1934年鲁藜回国后住在家乡厦门，因参加支援十九路军在福州的反蒋起义，事败后被当局军警追捕而逃往上海。于是他进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山海工学团”，当了农民夜校的政治辅导员。当时工学团的总团长是张劲夫，经常请到上海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前来讲演，如教育家陶行知、哲学家艾思奇、大学者邹韬奋等。在这种浓郁的文化氛围中，鲁藜边工作边自学，进步很快，开始发表一些诗文。在工作之余，他阅读了大量的新文学作品，最喜欢读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抒情短诗，他还购买了印度获得诺贝尔奖的泰戈尔诗集《飞鸟集》和古代阿拉伯的名作《鲁拜集》，这些诗人的作品对鲁藜后来挚爱小诗起到了引导的关键作用。这些书他一直带在身边吟读，从上海到解放区，直到去世之前。没有这种艺术的滋养，就没有鲁藜后来建构自己的诗体和抒情方式，正如杜甫所说的“转益多师是汝师”，师从是相当重要的。
其二，抗战爆发后，鲁藜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大”第三期学习，积极参加了“山脉诗歌社”活动，用丹娜的笔名发表了不少诗作。尤其是写出成名作《延河散歌》，以“新的思想和诗风”在抗战诗坛上崛起。诗的形式近似散文诗，但内容充满着跃动的诗绪和创新的意象，从此确立了一种独特的格调。在这里他进一步学习中外文化，与诗友进行艺术交流。毕业后诗人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文协”任党支部书记，从上海来的艾思奇、柯仲平和丁玲先后担任负责人，鲁藜与他们结交无疑是一大幸事!其实抗战初期的延安是开放的，并非像一些学者认为解放区文学属于“封闭型”的，大量的外来文化不断涌入，包括欧美和苏联的文学著作。后来他在延安“鲁艺”任教，又研读了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浪漫主义诗人雨果、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诗人普希金、美国诗人惠特曼等世界级的文学作品，进一步开阔了艺术视野，学到更多的先进技巧与诗学知识。其诗的表现力得以不断地提高，诗歌、散文、小说都能写，这并非是偶然的。任何时候，学而不倦、努力进取都是一条通往艺术巅峰的大道。
其三，新中国成立初期大约四年间，诗人风华正茂，在主持天津文艺界工作的同时，也不忘坚持学习文学知识。同时发表创作理论，戏剧电影艺术和歌词，可谓全面开花，收获甚丰，成为他创作生涯中出现的第二个高峰期，后因“反胡风事件”而被迫中断。他继续研究俄国诗人普希金、苏联革命诗人玛雅柯夫斯基等人的诗歌艺术，写了若干评论纪念文章。他甚至模仿玛雅可夫斯基氏的“楼梯式”诗体，发表了一首长诗《玛雅柯夫斯基》，诗中写道：“他所追寻的是生活的呼喊/是革命的呼吸/是生活的声浪/不是死的韵脚/是生命的真正的爱与恨/不是字句的排列”，赞扬这位大诗人的创作精神和艺术特征。诗人明确主张应当拾取中外写作成功的经验，切不可单纯追求形式美，而忽视深入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引导意义。到晚年鲁藜除自学英语外，多读一些日本谈禅的书，并作了书边的点评，也许参悟历史与人生有关吧？他那种勤学奋进的毅力令人敬仰，他的诗将永远留传在人世间。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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