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徙木立信

34.商鞅徙木立信

（汉）司马迁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于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选自《史记·商君列传》

［评点］

战国初期，秦国的国力在“七雄”之中是最弱的一个。秦孝公知道，要使国家富强起来，首先必须要广罗人才。他即位后不久，便下令“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缪公，指秦穆公，春秋时秦国国君，“五霸”之一。有一个在卫国不受重用的贵族公孙鞅即商鞅，跑到秦国向秦孝公提出重视农业、奖励将士等变法强国的建议，得到了秦孝公的重视。于是商鞅被任命为左庶长，并立即着手进行变法的各项准备工作。商鞅（约前390—前338），原名卫鞅，出身卫国公族，封于商，号商君。初为魏相家臣，后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他遭到贵族的诬害，车裂身亡。

商鞅心里很清楚：他即将推行的这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势必要影响一些贵族和大臣的既得利益，老百姓由于不了解也会产生一些疑虑。所以，他在新的法令推出之前，设计了一个“徙木立信”的计策。他让人把一根三丈长的木柱竖在都城的南门外，并对老百姓说：谁能把这根木柱扛到北门去的，就赏他十金（秦制。一金为二十四两）。十金，对于当时一个普通的百姓来说，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人们都知道，要办好这件事不过是举手之劳，实在不相信真的会因此得到这么多的赏赐，所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商鞅又下令：“谁将这根木柱扛到北门去，给五十金。”过了一些时候，终于有一个人从人群中跑出来，轻松地把木柱扛到北门，商鞅当即将五十金赏给了他。这件事一下子轰动了秦国，人们都说左庶长的话不含糊。商鞅由此取得了百姓的信任，接着他正式公布了新的法令。

1912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该年6月，学校举行了一次作文大赛，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收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的作文，并获得头名。作文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则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争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毛泽东高度评价商鞅，认为我国四千年来在“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中，商鞅实为首屈一指，商鞅之新法是“良法”，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通过商鞅变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秦国从此建立起封建集权的政治体制，走上了民富国强的道路，从而为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但商鞅为此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秦孝公死后，他遭到守旧贵族的诬害，车裂身亡。毛泽东对“徙木立信”的谋略为之三叹，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青年毛泽东“目光如炬”的洞察力。文章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

国家颁布的法律制度，本应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民众的幸福。老百姓值得担心的是国家缺少这样的法令，或者有人不打算实行这样的法令。现在商鞅为秦国制定了富国利民的法令，这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老百姓理应配合政府全力维护这样的法令，使之充分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可是，当时老百姓确实不相信国君，不相信商鞅的变法，以至于商鞅要煞费苦心地以“徙木立信”一事来争取老百姓的理解和信任。这是老百姓长期以来饱受统治者愚弄的反映，是老百姓无法得到正常的教育从而愚昧无知的反映。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几千年来多次濒于灭亡，和这种“民智之不开”有重要关系。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提高全体国民的基本素质放在重要位置上进行考虑。

毛泽东的这篇作文，得到了国文老师柳潜的高度评价。他给该文打了一百分，并在文题上方写了“传观”二字。除了通篇多处串圈外，还作了七条眉批和文末总评。眉批为“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积理宏富”。文末总评为“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这里说的“报笔”，指的是报上文章的笔锋，即新闻评论笔锋。当时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梁启超的文章明白流畅，有强烈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当时毛泽东十分喜欢梁启超的文章，尝试用他的笔法作文。

从一篇作文看出作者“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这位教师的预言，竟如此灵验！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目光如炬”哩！该文所透露的青年毛泽东对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某些认识，现在看来仍然是十分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