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老要人六亲不认

有一次参加一个由某企业赞助的笔会，企业要我们参加笔会的人为他们单位的模范人物写一组表彰文章。他们所提供的一位先进教师的事迹之一，是在她丈夫患癌症直到死亡期间，她没有耽搁一丝工作，没有请过一天假。其实中国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中，每天都在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故事。但这一件是我直接听说的、算是有了一点关系，我就印象特深。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如果这个材料所说为实，这位女教师为什么寡情至此？丈夫的生命只有一次，妻子所奉献的爱心是任何人不可取代的，而工作是任何别的人都可以取代的。在丈夫告别世界的时候，只沉溺于自己的工作，是不是太自私了一点？她单位的头儿为什么不能照顾一下她的实际需要，让她尽一点人之常情？我想起另两个相关的故事。巴金的夫人患病住院期间，他的上司不同意他留下来照顾病人，命他即时回干校劳改。他失去了向临终的妻子表达最后的关爱的机会。汪曾祺的一篇小说中，女主人公收到老父病危的电报，单位头儿不许她请假回家。不几天又收到老父亡故的电报，头儿依然不许她回家奔丧。其人性之灭绝，令人毛骨悚然。那位不能更好地照顾她的临终丈夫的女教师的故事，体现了她本人和她的生存环境的浑然一体的冷酷无情。中国人的宣传为什么单挑这些寡情寡义的人和事呢？如果这个材料所说为虚，那中国人为什么老要编造些无情无义的故事提供给人们作为楷模？隐藏在此种行为背后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心理和现实动机？

前几年的一次洪灾中，一位小学老师带一群学生过河时遇到险情。十余位学生被老师救起，唯独老师的女儿被洪水卷走了。在大约两三个月中，那个省的各种新闻媒体对这件事做了非常长久的表彰性报道。为了突出他精神的高尚和人格的伟大，记者们越来越明显地告诉可怜的观众和读者，这位老师是有意先抢救别人而放弃自己的亲生女儿。这样的报道倾向实际上包含着如此判断：越是能够泯灭伦理感情、关键时刻六亲不认的人，就越是伟大和高尚。作为这一逻辑的延伸，如果一个人在此情景中首先抢救了自己的亲骨肉，这个人的品格就是可疑的。

今天读到李慎之先生为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所写的序，李序名为《发现另一个中国》，刊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五期。序中提到关羽张飞拜刘备为兄长并决意辅佐刘备血战疆场、称霸中国之后，“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全家几十口人，以杜绝自己的‘回心”。他们主动切断了与这个世界的伦理联系和财产联系，也就是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无家无业的游民。关羽以“义”的形象出尽了风头，获得万民景仰。实际上他的血液里流的不是“义”，而是“忠”。桃园三结义不过是以民间伦理的仪式，将关羽等人的整个精神能量都组织到由“忠”字所体现的国家伦理之中。在这个破坏伦常关系、放弃个人权利的过程中；人性会受到深重的伤害和扭曲。这种人一旦掌握了对世界的控制权和统治权，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按自己的畸形人性来要求世界、塑造世界，强迫别人放弃一切个人权利。

这样的情形早在《水浒》中就有丰富生动的文学展现。每隔若干年，它就在中国大地上重演一次。有人将此理解为革命，这是对革命最大的误会和歪曲。

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宣传媒体所鼓吹的那些东西，实际上就是这种错误的理念的延伸。

鲁迅曾经说过，革命不是要人死，而是要人活。同样地，革命不是要把人变成机器，而是要让人生活得更丰富更幸福。中国人必须认真学习这样的常识。

2000年

骆爽（1967年生），

笔名凌沧州，1967年生于北京，198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著名学者，资深媒体人。出版有《文化人批判》、《现代人批判》、《每一个字都可疑》《一个特立独行青年思想家的独白》，其观点及文字令人眼前一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