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

人民对政府的态度，可分三种：

第一种是敢怒而不敢言；

第二种是不敢怒而敢言；

第三种是敢怒而又敢言。

我分别说明如下：

敢怒而不敢言

杜牧写《阿房宫赋》，最后说秦始皇大兴土木，造阿房宫，弄到“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这段奇文，到了宋朝，引出了一个故事。宋朝邢君实《拊掌录》里说：

东坡在玉堂，一日，读杜牧之阿房宫赋，凡数遍，每读彻一遍，即再三咨嗟叹息，至夜分犹不寐。有二老兵皆陕人，给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长叹，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连作冤苦声！”其一曰：“也有两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会是什么？”对曰：“我爱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党卧而闻之，明日以告。东坡大笑曰：“这汉子也有鉴识。”

苏东坡是有幽默感的人，他半夜不睡觉，读《阿房宫赋》读得陕西老兵长叹，因而被讽刺“不敢言而敢怒”，他不但不生气，反倒夸奖老兵。但是，抛开这个特例不谈，回头细看《阿房宫赋》，我真觉得杜牧写错了。因为在政府的高压下，“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的情况，是不太通的。事实上，人民“不敢言”之日，也就正是“不敢怒”之时。“不敢言”的人你叫他“敢怒”，他也是不大敢的。所以，我的判断是：所谓“敢怒而不敢言”，是很难成立的一种情况，真的情况乃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

不敢怒而敢言

但是，“既不敢言，也不敢怒”的情况，对政府说来，还是不妥的。因为这样会有“面从之患”（当面一切由你说了算的毛病），会有“居下之讪”（背后说你坏话的毛病），也会“示人以不广”。于是，“广开言路”或“诏求直言”的戏，也就不能不隆重推出。

尽管“广开言路”或“诏求直言”，可是建言的人，却非识相不可。以职业言官白居易为例，他就有过“酬恩奖，塞言责”的小心翼翼的话。虽然小心翼翼，下场却仍是“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还是很那个。

中国古人把这种建言叫做“谏诤”，谏诤要求说真话，可是也要求说话的态度。《荀子》大略篇里说：

为人臣下者，有谏而无讪……有怨而无怒。

这是一种很重要的点化。“无怒”就是不许生气，不许疾言厉色，所谓“态度要好”，态度不好是不行的。古人表现良好的态度，一说话前就先来个“干冒天威，罪当万死”，来个“流涕具陈，不胜惶迫待罪之至”。他们是“不敢怒而敢言”的，甚至敢言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地步。但这种敢言，算得上是言论自由吗？绝对不算！我在《独白下的传统》里，早就指出这种牵强和误认。我说：

有人拿谏诤事实与制度，来比拟言论自由的事实与制度，这是比拟不伦的。谏诤与言论自由是两回事。甚至谏诤的精神，和争取言论自由的精神比起来，也不相类。言论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谏诤就不一样，谏诤是我低一级，低好几级，以这种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地劝你。

像毛子水、陶百川这些人，他们都犯了把谏诤当做言论自由的大错误，他们沿袭古人的“诤臣说”，形成了对政府的“诤友说”，所以一发言，就先低一级，完全是一派嚅嚅上条陈的模样，他们是一点“正义之怒”都没有的。毛子水甚至发挥《礼记》中“辞欲巧”的歪理，主张用巧言对政府；陶百川甚至说做“诤友，则其功能必能超过汉唐时代的清流”。这些头脑不清的人，竟在二十世纪的民主时代，公然扮演一世纪、十世纪的“不敢怒”角色，他们真太混了！

敢怒而又敢言

真正的民主，真正的言论自由，说话的人不但“敢言”，也可以“敢怒”的。敢怒就被解释做“态度不好”，但是，只有“态度不好”，才正足以表现民主与自由。民主与自由的本质是“我有权利说我高兴说的，说的内容也许是骂你，也许是挖苦你，也许是寻你开心，也许是劝你，随我高兴，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既然是平等的，我的态度就随我高兴，态度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说得对不对。可笑的是：国民党训练出来的达官贵人和市井小民都分不清这两种层次，竟不先看说得对不对，反倒研究态度好不好：“哗众取宠”是态度不好的，“不相忍为国”是态度不好的，“动机不纯正”是态度不好的，“不善意批评”是态度不好的，“没有建设性意见”是态度不好的。……其实这些，都跟说的对不对毫不相干！一个人，大可张牙舞爪的。毫不忍让的、动机可疑的、恶意的、破坏性的发表正确的意见，而无碍于所说之为真实与真理；另一方面，那些标榜平和的、忍耐的、动机好的、善意的、建设性的人，又常常是错误的、伪善的、不辨是非的、替坏政府护航而不自知的、助纣为虐的、违背民主与自由潮流的。

美国专栏作家皮尔逊，曾经“敢怒而又敢言”的大骂总统杜鲁门；杜鲁门也不甘示弱，回骂皮尔逊是“狗娘养的”。双方绝不要求对方态度好，美国人民也不说“因为你们态度不好，所以我们就不听你们的”。这就是高杆！高杆就是只问说的对不对，不问态度好不好。有民主与自由水准的人民，都会分清这一点。

结论是，有“敢怒而又敢言”的自由，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自由，才是我们最该鼓吹的自由。相反的，“敢怒而不敢言”也好、“不敢怒而敢言”也罢，都不是我们赞成的“自由”，因为那种“自由”，只是向政府“赔笑脸的自由”，那是古代奴才的自由，不是现代国民的自由。

1982年

刘绍棠（1936年生），

北京人。少年时代就开始文学创作，曾有文学“神童”之称。1951年曾在河北省文联工作，195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56年到《中国青年报》从事专业创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改正后任中国作协北京分会副主席。作品以小说为主，有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二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