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中教务长

怀念王中教务长

蒋光佩

尊敬的教务长离开我们已整整4年了。回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94年6月，部分在沪校友集会庆祝母校华东新闻学院成立45周年的时候，您作为亲自参加学院创建工作的老教务长，不顾年迈多病，由人背着上楼进入会场。当时同学们看到您精神愉快，气色红润，都为您高兴，岂知4个月后，竟从电视荧屏中得悉您病逝的噩耗。因为遗体已在前一天火化，我没能参加您的告别仪式，最后一次瞻仰您的遗容，这是终身憾事！

1949年7月，我考入华东新闻学院，您就担任我们的教务长。学校初创，没有校舍，暂借中国新专和陕西南路机械专科学校上课。学院继承着延安抗大的办学作风，学生过着半军事化的简朴生活。没有饭堂，8个人一堆在广场上围着吃饭。有一次，我们正在吃午饭的时候，您和院长恽逸群陪同新闻界老前辈范长江同志来校视察，和学生亲切谈话，为学校设备简陋而深表歉意。后来，学校迁到东长治路，有了固定的简单校舍，您在休息时间常常来和学生们聊天。您那平易近人的作风总吸引着一批同学围着您问这问那。同学们很喜欢听您讲课，因您擅长用深入浅出娓娓谈心的方式来讲革命的道理。您的幽默风趣，不时引起同学们哄堂大笑。

您做思想工作是那么细致，随时了解同学们的思想情况而加以分析。记得当时研究班开学的时候，有位同学在校刊上画了一幅漫画，内容是一批同学兴高采烈地走进校门，纷纷在校门外把“包袱”一个个丢掉。您在上大课时就指出这幅漫画不切实际。您说：只有通过学习解决了思想上的问题才能丢掉“包袱”，而不是先丢“包袱”才进校学习。事实证明，您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还有一次，也是在研究班，您分析同学们的思想情况时说：我们的同学，每逢星期一就思想模糊起来，因为星期天回到家里听到社会上种种奇谈怪论，不能加以正确的批判而受其影响；回到学校里，再经过一星期的学习，才会慢慢清醒。这说明同学们的思想是在曲折中逐步提高的。时隔50年，当时您讲课时生动的形象仍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因为解放战争进展很快，许多老、新解放区需要大量经过培训的具有革命人生观的新闻干部，于是“华新”同学纷纷提前走上工作岗位，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以及解放军各大军区。在50年代初您奉调到复旦大学任新闻系主任。从此校友们天各一方，很少联系。我远在贵州，风闻您1957年遭到不公正待遇，原因是您敢说真话，坚持真理。早在50年代，您就探索新闻改革，认为报纸在阶级社会里既有阶级性又有商品性，办报要有读者观点，要满足读者的需要；您还主张办经济区域报纸。这些都说明您有敏锐的洞察力，敢说出别人当时所不敢说的话，因此遭受20余年的不白之冤，精神上肉体上备受折磨。您一生坎坷，正如您自己所说：“20年忧国忧民，20年硝烟烽火，20年雪埋霜裹。”

直到1982年，中央公布了老干部离休政策，我因要弄清“华新”讲习班学习的同学是否可享受离休待遇，趁来沪探亲之便，到复旦宿舍看望您。您对我说：“华新”是建国以前为培养革命新闻干部而创办的一所学校，学生都享受供给制待遇，按中央规定是应该享受离休待遇的。因为有许多同学来问这事，您和宋军老师联名印就证明材料。当您颤巍巍地沿着陡而窄的扶梯上楼取证件给我时，我发现您因受长期折磨，两腿发抖。我担心您跌下来，就慢慢地扶着您上楼。临别时，您担心我坐公交车太拥挤，邀我一同坐学校派给您的小汽车到市里。在车上，您问起我在贵阳的工作情况，并告诉我许多同学的情形。这一切，都说明您对“华新”同学有着深切的感情。

近10年来，“华新”成立了校友会，在沪校友每年聚会一两次，您只要身体许可，总要从江湾赶来参加，和校友们亲切相叙。一次和我见面时，您还清楚地记得1982年我来复旦看望您的情景，关切地问我离休手续办妥没有？1993年4月，华新校友会、复旦新闻学院和复旦新闻系上海同学会共同发起庆贺您从事新闻工作55周年并80寿辰的新闻理论研讨会，我有幸参加。会上对您在新闻教育与新闻理论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了高度评价，对您1957年在《新闻学原理大纲》中的一系列重要论点重新予以肯定。您虽在病中，仍头戴深灰色鸭舌帽，身穿黄夹克衫坐着轮椅参加会议。

在您和我们最后一次会面的庆祝“华新”45周年的大会上，您发表的书面谈话深深打动了我们的心。您说：“5年前，‘华新’40周年的时候，我曾说华东新闻学院是短命的。现在我不谈了，不能这样说了，我看到许多老同学仍在不同的岗位上发挥作用，‘华新’的传统得以延续下去，发扬光大。所以，它不是短命的而是长命的。”

尊敬的老师，您虽远离我们而去，但您的谆谆教导仍深印在我们心坎里。我们将始终如一地秉承您的遗志，努力完成您未竟的事业。请您安息吧！